南宋初，浩大的軍費開支成為增稅的借口。宋高宗以愛養生靈作標榜，實現屈辱的和議後，人民的負擔依然節節上升，直到南宋晚期，壹直保持著有增無減的勢頭。南宋統治者壹方面加重舊稅稅額，另壹方面又新增許多苛捐雜稅。
南宋比較普遍地以大鬥、大斛、鬥面、斛面、加耗、呈樣、預借、重催等手段加重百姓兩稅負擔，大鬥和大斛使納稅額增加幾成至壹倍，鬥面和斛面是將量器內的糧食平面堆高，所謂“斛面坡陀鬥面高”，有的地區甚至超過正稅額。加耗米有的甚至為正稅四倍。呈樣又稱樣米，是官員以檢查糧食質量為借口而進行的勒索。預借由預收兩三年的稅額發展到六七年的稅額。重催是繳納兩稅後，官府不予承認，而重疊催稅。北宋時的和買絹帛，到南宋初不僅完全成為官府不支分文的正式賦稅，而且在東南地區，又與夏稅油絹綿等，以高價折錢輸納，稱為折帛錢。南宋的和糴糧草也與北宋相似，實際上官府少給或不給價錢，特別到南宋晚期，農民的和糴負擔愈加沈重。
南宋新增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特別是壹些地區性的賦稅，不可勝數。北宋末創設的經制錢，加上南宋初創始的總制錢，合稱經總制錢。其下有很多繁瑣苛細的稅目。在宋寧宗前期，銅、鐵錢年收總額近兩千萬貫，成為宋廷壹筆重要的財政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