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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齡上升,普及“戀愛教育”很有必要

初婚年齡上升,普及“戀愛教育”很有必要

隨著初婚年齡越來越大,普及“戀愛教育”很有必要。真正的“戀愛教育”不是教年輕人如何談戀愛,而是教育或幫助年輕人學會處理情緒和情感。隨著初婚年齡越來越大,普及“戀愛教育”很有必要。

初婚年齡不斷上升,需普及“戀愛教育”1據安徽省民政廳消息,2021年安徽省婚姻登記平均年齡為33.31歲,初婚平均年齡為31歲,男性為0.89歲,女性為30.73歲。“2008年以後,安徽初婚年齡逐漸提高,從壹開始的26歲左右提高到現在的30多歲。”(3月新安晚報13)

初婚年齡超過30歲,打破心理障礙是第壹步。年輕人晚婚晚育受多種因素影響: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加,年輕人對婚姻質量要求的提高...很多時候,年輕人的心理壓力來自於“不會愛”——不懂得處理親密關系,因感情引發的極端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普及“愛的教育”迫在眉睫。

目前,在我國從小學到大學的各個階段,愛情教育、家庭管理等課程都沒有被正式納入教育體系。相關培訓機構的質量和水平參差不齊,導致大部分年輕人在無知中戀愛、步入婚姻,如同“無證上崗”。

2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加強新時期婚姻家庭咨詢教育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積極探索婚前咨詢,幫助當事人做好結婚準備,學會經營婚姻。21年5月發布的“十四五”民政事業發展規劃也明確要求加強婚前指導和婚前保健。但與其趕在結婚前“補課”,不如在戀愛階段就開始教育。愛情是婚姻的基礎。年輕人只有理解了愛情的意義,才能更加尊重婚姻。

“愛的教育”是壹個系統工程,絕不能局限於課堂。去年,寧夏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開設了戀愛心理學、婚姻經濟學等相關選修科目,引起廣泛關註。但真正的愛情教育還應該包括更多的心理學內容,幫助年輕人理解愛情和婚姻的意義和內涵,提高他們管理情感生活的能力。

民政部門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會同教育部門探索開發戀愛教育課程,構建婚戀教育課程體系。高校將“戀愛教育”作為大學生人生觀教育的補充,不無道理,但地方政府也應率先建立完備的婚姻家庭咨詢機構,實現“戀愛教育”的全覆蓋。

此外,目前國內部分城市已經配備了戀愛教育等市場服務,專業科學的咨詢指導可以幫助解決個人情感問題和生殖保健問題。公益廣告和主流媒體也要為“愛教育”營造壹個開放暢通的輿論場。

專業的“愛教育”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對於高校來說,有開放心態、有經驗、有知識的心理學、社會學專家是最好的選擇,獲得年輕人的認可是開展教育的第壹步。對於社會上的“愛情教育”,可以借鑒寧德市采取的“社工+誌願者”婚姻家庭咨詢中心的模式,既充分利用了資源,又讓“愛情教育”專業更加接地氣。

其實,真正的“戀愛教育”不是教青少年如何談戀愛,而是教育或幫助青少年學會處理情緒、情感、與他人的差異,建立健康的親密關系。這應該是每個年輕人長大後的“必修課”。愛情教育可以也應該存在,這不僅是愛情和婚姻的命題,也是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的關鍵詞之壹。

初婚年齡不斷上升,普及“戀愛教育”很有必要。2長三角地區多地近日發布2021婚姻登記大數據。據安徽省民政廳消息,2021年安徽省婚姻登記平均年齡為33.31歲,初婚平均年齡為31.89歲,男性為30.73歲。

推遲初婚年齡是近年來備受關註的社會話題。早在2018年,江蘇省民政廳數據顯示,2017年,江蘇人平均初婚年齡為34.2歲,其中女性34.3歲,男性34.1歲。2012年江蘇平均初婚年齡29.6歲,2015年32.4歲。也就是說,差不多十年前,江蘇的平均初婚年齡達到了30歲。

30歲是壹個很大的關口,這在以前無疑讓人感到焦慮,但這個消息壹出,很多男女都感到壹絲輕松。不得不說,這種局面的形成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在結婚對象機會成本的比較、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結婚成本的增加以及同居現象的普及等因素的影響下,今天我國城鄉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齡呈現出持續推遲的趨勢。

婚戀是個人行為,但確實反映了壹些社會問題,比如錯過了生育年齡,生育水平下行趨勢加強,老年婦女生育風險增加,這些都會給社會發展帶來進壹步的挑戰。在這方面,公共政策應該有所作為,進壹步推動婚育扶持政策的出臺,鼓勵和倡導適齡婚育;同時,做好托底工作,滿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保障孕婦特殊權益和母嬰安全,增強生育政策普惠性。

三天前,湖北省襄陽市民政局公布,2021年,該市平均初婚年齡男性35.23歲,女性33.96歲,比201年的29.41和27.27歲推遲了近5年。

近年來,襄陽的婚姻登記數量也從2065,438+04的55506和2065,438+06的46783下降到2026,5438+0的28300多。

數據壹出,壹片嘩然。

地處漢江中遊,以“萬億工業城”為目標的襄陽,到底怎麽了?

低生育率

襄陽位於湖北省西北部。襄陽作為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漢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省內副中心城市,近年來經濟發展很快。2021年,襄陽經濟總量達到5309億元,躋身5000億元俱樂部,連續五年位居湖北省第二。

作為壹個普通的地級市,這個成績還算不錯,但也許是因為武漢祝雨的存在,襄陽壹直不強。

襄陽有什麽特別的地方,在已公布的平均初婚年齡排行榜上排名第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史在接受中國采訪時提到,襄陽的問題不應該局限在襄陽,而應該跳出狹隘的地域限制,看其宏觀環境。

《中國婚姻報告2021》對我國婚姻現狀及其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帶來了出生率下降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兩大問題,長期影響了適婚年齡人口數量,使婚姻市場難以匹配,從而推遲了平均初婚年齡。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80後、90後和00後人口分別為219萬人、65438+88萬人和65438+47萬人。90後人口比80後少31萬左右,90後人口比90後少41萬。

目前適婚年齡主力軍25-29歲(90後)人口大幅下降,對結婚數量產生負面影響。

同時,計劃生育以來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82(男:女,女=100)出生人口性別比107.6,1990超過110,2000年接近118。相關數據顯示,00後男女性別比為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萬;90後男女性別比為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

從各地公布的結婚數據來看,2021年江蘇省男女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28歲和26.52歲。與上壹年相比,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略有推遲,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略有提前。杭州分別為28.5和27.1歲,分別比去年晚了0.2和0.3歲。溫州29.1,26.7歲,男性晚0.4歲,女性晚0.3歲...

新生代婚戀平臺MarryU的創始人黃鎮認為,除了上述原因,中國的晚婚現象也與獨特的環境有關。

“獨生子女是特殊政策下出生的特殊壹代。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了改革開放。它的父母通常有強烈的物質短缺的烙印。他們除了精神層面有自己的標準,對物質生活也有壹定的要求。”

黃鎮認為,這壹代人對婚姻和愛情的需求更加多元和復雜,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再加上當代男女婚戀觀念的改變和生育成本高帶來的現實壓力,使得當代適婚男女生育子女的欲望降低,進而降低了對婚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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