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謀萬世，不足謀壹時；不謀全局，不足謀壹域”——高度重視戰略經營
三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壹段極為動亂紛爭的年代。當時東漢政權沒落，農民起義蜂起，政權叠相更替，群雄逐鹿天下，特別是逐漸強大的曹操、孫權和劉備之間，展開了尖銳復雜的政治較量，進行了此起彼伏的軍事鬥爭。這些政治、軍事集團之間，時或朋比勾結，時或互相攻訐；時或刀戎相見，時或杯酒言歡；彼此存在著多方面、多層次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和矛盾。在驚心動魄的政治風雲和妳死我活的戰爭中，任何不求進取、因循守舊、優柔寡斷、模棱兩可，都會坐失良機；任何心中無數、粗枝大葉、考慮欠周、倉促決斷，都會招致慘重損失。可以說，舉手投足之間，決定榮辱成敗，關系著身家性命。因此，重視決策，善於決策，是“三國”中許多人的***同特點。《三國演義》中，明確地提出了“決策”的概念。這要比“決策”概念在西方正式提出，早了數百年之久。尤其是“三國”中的壹些傑出人物，胸懷全局，目光遠大，能夠從全局上、長遠上思考問題，善於處理大的方面的關系，能夠在變動中把握局勢發展的大方向，爭取戰略上的主動和優勢，因而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做成了壹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壹部《三國演義》，描寫了不少戰略決策成功的壯舉。
劉備在沒有得到諸葛亮之前，落魄不遇，屢遭挫折，不得已投奔荊州劉表，後經水鏡先生司馬徽和徐庶的推薦，三顧茅廬，邀請諸葛亮出山相助。諸葛亮在與劉備首次會面時。首先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勢，指出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接著，簡明扼要地說明了荊州和益州的重要戰略地位，最後告訴劉備，欲成霸業，應該“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這便是為古今稱道不絕的隆中決策。在這個著名決策中，既有戰略目標，又有戰略措施，還有實現目標的幾個戰略階段。劉備聞言，茅塞頓開。正是逐步實施了這壹正確決策，劉備集團才得以絕處逢生，立穩腳根，日益發展，與先期建立的魏、吳政權鼎立天下，存在和延續了四十余年。
談到赤壁大戰前後的東吳將領，人們往往首先想到雄姿英發的周郎。其實，在東吳孫權的陣營中，戰略意圖最清醒的當屬魯肅。歷史記載，魯肅年輕時就抱有大誌，並對當時群雄逐鹿的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他雖然生長在袁術治下的臨淮東城，但當他看出袁術雖然暫時強大，但終難長久時，便拒絕了袁術讓他當東城長的邀請，毅然過江投奔了孫權 。《三國演義》根據史實記敘了魯肅過江後為孫權謀劃的重大戰略決策。他對孫權說：“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變化)”，目前要乘北方混戰多事的良機，“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可以說，東吳政權的建立和擴大，正是執行了這壹正確的戰略決策的結果。後來，在劉表新死，曹操大軍南下的重要時刻，又是他審時度勢，及時向孫權提出與劉備“同心壹意，***破曹操”的正確決策。為此，他積極奔走於孫，劉之間：先是以吊喪為名，來到荊州，向劉備陳述孫劉結盟的重要性、迫切性，旋即又陪同諸葛亮過江，***商抗曹大計，力排眾議，終於促成了孫劉聯盟的形成，為赤壁之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外交基礎。東吳政權得以在危急中生存，依然是接受了魯肅的正確決策方案的結果。之後，他為了“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使曹操多壹個敵人，而東吳多壹個朋友，想方設法緩和孫權、劉備以及周瑜、諸葛亮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極為敏感的荊州問題上，從中斡旋，維持了孫、劉之間的聯盟。貌似苯伯其實見識卓越的魯肅，比起急功近利的周瑜，要計高壹籌。設 想壹下，如果沒有魯肅為東吳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決策並竭力推行，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設想必然痛遭挫折，赤壁大戰的歷史將會重寫，已經建立的東吳政權怕早已向曹操遞交了降表。
《三國演義》中的成功事例，有力地揭示了戰略對於壹個政治、軍事集團，既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又是舉足輕重的大事。它可以轉危為安，易強弱，變多少，化喜悲，為成功者高唱勝利的凱歌，為失誤者奏起嗚咽的哀樂。這些猶如晨鐘暮鼓，永遠值得後人警醒。
戰略的重要，同樣存在於企業的經營活動之中。現代企業處在科技、經濟、社會迅猛發展的時代，處在廣泛分工、密切協作、社會聯系空前復雜的時代。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我國的企業管理已經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由執行型轉變為決策型，由封閉型轉變為開放型，企業再也不能等待和依賴上級而必須能動地去適應時代的變遷，自覺地去符合市場的需要，勇敢地去迎接競爭的挑戰。作為壹個企業領導，必須把自己的目光從內部擴大到外部，從眼前延伸到長遠，系統地、發展地進行思考。也就是說必須解決戰略問題。經營戰略確定以後，就將規定壹個企業的經營目標和經營方針，確定壹個企業經營範圍和規模，選擇企業的組織結構、管理體制等，從而從根本上影響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從整體上影響企業的工作秩序，從長遠上影響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盛衰存亡。因此可以說，經營戰略是時代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是企業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必要。通觀中外，重視經營戰略已經成為各國企業的趨勢。
為了制定和實施經營戰略，企業必須搞好戰略經營。所謂戰略經營，不僅僅是說企業各個部門的管理者和壹般職工都要自覺地圍繞著戰略目標，進行開拓性的工作，而不能停留在維持日常的經營管理和生產上；尤其是要求企業高層次管理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於思考戰略，制定戰略，推行戰略之上。應該明白，這正是壹個高層次管理者工作中最為光輝燦爛的壹部分。
戰略經營的基本因素有如下兩個方面：
謀全局
現代企業是壹個復雜的大系統和對外的開系統。從內部看，其經營要素有人、財、物、技術、信息等，其經營環節包括供應、生產、銷售；從外部看，它要服從於市場需求，考慮競爭對手，而這些又要受政治、經濟、 技術、文化、自然等眾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此，現代企業的整體綜合性加強，“輻射半徑”延長。這就要求戰略經營必須體現整體意識，宏觀意識，甚至全球意識；既要有全局性，又要有層次性；既要高屋建瓴，統籌兼顧，全方位進行思考，防止顧此失彼，出現遺漏；又要分清不同層次，區別輕重緩急。《孫子兵法》中提出 “經五事”、“校七計”，就是全面地看待問題；而“五事” “七計”以“道”為首，又體現了戰略思考的層次性。 諸葛亮在隆中決策中，既分析了敵、我、友，考慮了天時、地利、人和；又區分了優勢和劣勢因素，規劃了整體戰略目標和分階段的目標。這裏有個如何認識和處理全局和局部的關系問題。全局是由壹個個不同層次的局部所組成。全局制約局部，而局部又影響全局。在局部和全局發生沖突時，要能果斷地舍棄局部，以抓住重點，保證全局；在局部可能導致全局失敗時，又要高度重視局部，步步落實。據守荊州雖是局部，但卻是帶全局性的戰略問題。關羽後來丟了荊州，對諸葛亮的戰略造成重大打擊。
謀長遠
現實是未來的基礎，而來來是現實的發展；現實是立足點和出發點，而未來是著眼點和目標點。壹個企業在制定自已的戰略方案時，只有立足現實，著眼未來，才能有所創新，才能適應內外環境的變化和發展，從而長期保持主動和領先，把握和贏得未來。因此，戰略經營要體現出未來意識和超越意識，樹立“明天即今天” 的觀念。諸葛亮的隆中決策，創下了後蜀數十年江山，所以，人們稱贊是“壹對足千秋”。
謀長遠首先要長遠觀察問題
春秋時期的商人計然。曾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就是強調不要只看眼前，而是看得遠壹些。可見，“謀長遠”是貫通古今的經營原則。
謀長遠必須作出長期安排
戰略經營還必須遵循兩條基本原則：
理性原則
從認識論的角度講，經營戰略是壹種主觀範疇。所謂理性，就是使主觀自覺地、能動地與客觀相統壹。壹個企業的高層次管理者，在戰略經營的過程中，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使戰略制訂和執行達到這個境地。戰略經營符合這條原則者勝，違背這條原則者敗。無數經營事例有力地證明了這壹點。
壹個企業的客觀實際，包括如下壹些方面：宏觀的方針政策；社會的要求，特別是市場的需求；競爭對手的情況；資源供應者的情況；自身的條件和素質等。戰略經營中遵循理性原則，就要考慮符合不符合國家的要求、利益和發展；符合不符合消費者的需求、意願和興趣；適應不適應自身的條件和素質；能不能在競爭中領先和取勝等。還應該註意，客觀情況是變化發展的，戰略方案要具有壹定的彈性，並適時進行調整，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概言之，戰略的制定和實施，要順應國家、社會和消費者的需要，有利於企業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趨利原則
所謂趨利，就是要求本著“趨利避害”的思想，努力取得最好的經濟效益。遵循趨利原則，就要在戰略經營中力求投入最少，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並且所冒風險最小；爭取最大的效果，圓滿實現戰略目標；力求用最短的時間取得最多的效果，也就是說效率要高。
理性原則和趨利原則是缺壹不可的有機整體。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條件，後者是前者的具體和深入。違背了前者，戰略就失去了科學的依據；違背了後者，戰略就失去了價值和意義。
2、“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預測是戰略決策的前提
正確的戰略決策，必須遵循科學的決策程序。決策程序的第壹步，是通過調查研究和綜合分析而認識現在和預測未來。中國有句古語：“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薛文清公從政錄》），認識客觀是壹切正確決策的基礎和出發點，是戰略經營理性原則的保證。應該說，對於壹個具有壹定專業知識的人來說，掌握現代的決策技術並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全部的關鍵和困難在於，如何精確估計各種狀態的概率值。因為決策是面對未來的，對未來的事態只能估計和預測。如果對決策所需的信息資料掌握得比較全面、準確、及時，如果對信息資料的分析實事求是而又符合邏輯，那麽對未來的預測就會相對精確，對各種狀態的概率估計就會基本符合客觀世界的本來面目，所作出的決策承擔的風險就會較小，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
作為壹部藝術作品，《三國演義》以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種種活動，將調查研究的壹般方法和原則形象化和藝術化，給後人留下極為深刻的教益。
諸葛亮是善於決策、精於決策的人物，但是他那經天緯地之才並非是毫無底蘊的即興之作。《三國演義》 “狀諸葛亮多智而近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什麽他善於夜觀天象，料事如神等，這壹切對於現代人類來說，已經沒有多大誘惑和感染了。人們更多註意的是，諸葛亮的每次正確決策，都是建立在充分、準確、及時地掌握客觀情況的基礎上。在許多次戰鬥之前，他或者派出“細作”、“探子”，或者利用降將俘兵，或者親歷實地調查敵方兵力部署，探聽敵方將領的素質、本領、心理，觀察地勢地形，然後制定有利的作戰方案，從而擊敗敵人。赤壁大戰前夕，正是在曹操南下荊州的過程中，經歷了和曹軍幾次戰爭的實踐，他才準確地把握了敵我雙方的長處和弱點，因而做出了曹操必敗的正確預見。隆中決策之所以對天下大事分析得精辟而中肯，其中凝結了諸葛亮巨大而長期的勞動。胸懷大誌而暫隱山林的諸葛亮，註意以各種方式，從各個方面搜集信息，了解社會、政治、軍事的種種動向。他平時刻苦讀書，而且讀書方法是“獨觀其大略”因而涉獵較廣，領悟較深。他註意交際，潁州的石廣元，博陵的崔州平，汝南的徐庶和孟公威，都是他過從甚密的朋友。經過他們，他又與號稱“鳳雛”的龐統，道號水鏡的司馬徽相交。其兄諸葛瑾在東吳參與朝政機密，其弟諸葛均、嶽父黃承彥都是博學多識、思想敏銳的非常人物。諸葛亮與這些人或書信來往，或聚首暢談，形成了壹個如現代所雲的情報網絡。有誌於天下的諸葛亮，則正是這個網絡的高級貯存、處理中心。諸葛亮還十分喜好雲遊，借以勘察山川地理、關梁扼塞，了解風俗民情、氣候物產等。 因而，諸葛亮未出茅廬是假，已知天下卻是真。這不是什麽先知先覺，正是反映了認識來源於實踐的認識論真理。當徐庶揮淚別離劉備，徑直至臥龍崗懇請諸葛亮出山輔佐劉備時，諸葛亮雖然表面推辭，其實是要做進壹步的調查研究。此後壹段時間，他連日雲遊不歸以至劉備、關羽、張飛兩顧茅廬未果。他要進壹步補充最新的信息，要反復思酌斡旋天地的大計。當他高臥草堂等待劉備、關羽、張飛第三次到來時，他那三分天下的戰略決策已經是勾劃完整成竹在胸了。否則，那西川五十四州掛圖從何而來?諸葛亮又怎能如數家珍似地笑指其中?他又怎能剛剛出山到了新野，就向劉備提出了他的第壹條重要建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兵，必 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呢？
任何決策的對象都是—個復雜的系統。系統是內部諸要素和內外環境間相互作用而發生變化的有機整體。 因此，決策不是對信息資料的簡單匯總，而是要實現認識的飛躍，它需要在科學方法的指導下，對客觀情況進行分析綜合。這種分析應該遵循以下壹些原則。
壹是要全面系統，相互比較
官渡之戰前夕，為消除曹操的顧慮，多謀善斷的郭嘉指出：“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盛，不足懼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這十個方面，包括了政治、路線、法治、氣量、謀斷、道德、仁愛、明察、用兵等，幾乎涉及了決定戰爭勝負的壹切方面。正是這樣對敵我雙方詳盡的對比分析，澄清了對形勢的錯誤認識，消除了曹操的壹些疑慮，才使曹操做出了正確的決策。
赤壁大戰前夕，孫權壹時拿不定主意，於是召回周瑜幫助決斷。東吳的和、戰雙方在朝堂之上展開了辯論。主降派的代表張昭認為：曹操在政治上“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占據主動；軍力上“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同時江東的地利條件已失：“吾江東可以拒曹者，長江耳。今曹朦艟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因此，東吳的出路只有壹條——投降。周瑜針鋒相對指出：政治上曹操“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而孫權是為國家除殘去暴；軍事上，曹操犯了兵家四忌：壹是後方不寧，馬騰、韓遂為其後患，二是曹軍多為北人不熟水戰，三是隆冬盛寒馬無蒿草，四是士卒不服水土多生疾病。於是得出結論：曹兵“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周瑜比較全面的對比分析振奮了孫權的精神，初步堅定了孫權抗曹的決心。此後，諸葛亮又指出：孫權“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 “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必須進壹步“以軍數開解， 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於是周瑜又夜見孫權， 詳細分析了曹操的兵力：曹聲言“水陸大軍百萬”，其實 “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服”。然後信心十足地表示：“周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為慮。”(第44回)至此，孫權的壹切疑慮才得消除，下定了與曹操決戰的決心。
以上事例說明，在分析研究已有的信息情報時，唯全面系統才能不失於偏頗；唯註意比較，才能揭示差別和矛盾，突出雙方的優勢和劣勢，降低各種因素的不確定度，提高預測的精確性。
二是註意變化，動態分析
彞陵之戰初期，陸遜看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余陣，銳氣正盛”，於是下令乘高守險，不許出戰，“以觀其變”。任蜀軍在陣前“辱罵百端”，甚至“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陸遜只令“塞耳休聽”，視而不見，采用了戰略退卻的方針。這就促使劉備及其蜀軍向驕傲、焦躁、疲怠、松懈、輕敵的方面轉化，直至劉備 “移營夾江，橫占七百裏，下四十余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戰爭的形勢轉向了有利於東吳的方面。這時，被雙方都譏笑為孺子、懦怯的壹介書生陸遜，壹反常態，抓住反攻的太好時機，雷厲風行，調兵譴將，實施火攻，以摧枯拉朽之勢，壹舉成功。戰場的辯證法說明，任何事物都存在著相反相成的對立面，要註意研究優劣、利害、得失、進退、動靜等對立面相互轉化的規律，努力創造條件，促使事物向有利於自己的方面轉化，並及時做出合乎時宜的決策。靜態的分析，壹成不變的方案，是適應不了動態的系統和千變萬化的客觀世界的。
三是註意特殊性，具體地分析具體事物
在羅貫中的筆下，描寫了大大小小無數次戰爭，沒有任何兩次是雷同的。“火燒赤壁”，“水淹七軍”，壹是火攻，壹是水攻，各自采用不同的戰術。即使是諸葛亮壹人所用的火攻，也是各具千秋。《三國演義》的回腸蕩氣，正是在於作者以他豐富的想象和搖曳多姿的筆鋒，揭示了壹個個矛盾的特殊性，反映了解決矛盾的方式方法的多樣化。第85回描寫的“諸葛亮安居平五路”，最是匠心獨運，發人深省。曹丕發50萬大軍，五路並進，攻打蜀漢，蜀漢政權朝野震動，剛剛繼位的後主更是驚慌失措。這時，諸葛亮杜門謝客，托病不出，經過具體的分析，了解敵人每路將領的才能、特點、心理以及他們內外部的種種關系，還有各路的地形地利，然後派遣不同的將領，采用不同的對策和措施，兵不血刃而化險為夷。這壹戰例說明，只有具體地分析具體事物，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找出針對性最強、最有成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相反，如果不去研究各個事物的特殊性，滿足於壹般了解，停留在泛泛分析，就找不出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案，甚至把事情弄壞。軍事教條主義者馬謖，忽視實際中的具體因素，機械地照搬書本上的公式，結果丟失街亭，就是壹個典型的反面例子。
四是上下反復，慎之又慎
所謂反復，就是說決策者即使有了自己的初步考慮，也還要擺壹擺、想壹想、聽壹聽正面和反面的各種意見、特別是反面的意見。即使沒有反面意見，也要自己設想出可能的反面意見，自我詰問，這樣經過反復思考研究，步步深入，把情況確實弄清。
這方面，孫權在赤壁大戰之前的決策，應該受到嘉許。當劉表新亡，劉備新敗，曹操大軍南下之時，魯肅提出以吊喪為名，往江夏遊說劉備“同心壹意，***破曹操”， 孫權“喜從其言”；當張昭等人主張降曹時，孫權暗地裏對魯肅嘆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當孔明假意勸他降曹時，他“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可見，孫權思想上壹直是傾向於抗曹的。那麽，他為什麽壹直不做出決斷呢?因為對於號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的曹軍，東吳還不知虛實。因此，他希望通過不同意見的激烈爭論，深入弄清各種情況，充分聽取各種意見及其理由。於是，在公開場合下，不論是對魯肅的主戰言論，還是對張昭等人的主降言論，他只是“沈吟不語”從來不置可否。後經諸葛亮、周瑜從各個方面揭穿曹軍勢大的謊言，分析曹軍的許多致命弱點，他才最終明確表示“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有人認為《三國演義》中的這些情節，意在責孫權沒有謀略，其實不然。當強敵壓境，事關東吳存亡之際，在做出決策之前，孫權反復探究，慎之又慎，應用“對演法”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作者的言外之意是：理當如此！
《三國演義》中所揭示的調查研究的指導思想和壹般方法，應該說普遍地適應於人類的壹切活動，包括現代企業的戰略決策。
企業在戰略決策之前，首先要盡可能全面而詳盡地掌握與決策有關的情報信息。比如企業外部的環境：資源供應者的情況，顧客用戶的情況，與本企業爭奪供應者和顧客的競爭對手的情況以及可能影響本企業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際的；既有自然的、經濟的、技術的、產品本身的，又有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再如企業的內部條件，主要是指企業的各種經營資源，諸如人力、物力、財力、自然條件、信息獲取能力、技術專利的多少、商品信譽的好壞等。其次，要對掌握的情報信息進行比較加工，以便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對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進行深入具體的動態分析，弄清外部因素的可能變化，這些變化對企業的影響程度，企業職工的精神面貌和士氣，企業實際能夠發揮出的生產能力、技術能力、銷售能力、管理水平，各種因素的主次關系以及互相間的聯系和作用的方式、強度、時間。從而在整體和動態中清晰地了解決策背景，準確地預測未來。
重視決策前的信息收集和系統分析，是國內外壹切企業成功的***同規律。
3、“三分割據紆籌策”，“先取荊州後取川”——談戰略目標
目標是行動的永恒主題。無目標，就無所謂決策，無所謂行動。決策就是在外部環境、內部條件和行動目標之間求得動態的平衡，行動就是為了達到目標而做出的主觀努力。唯有對期望目標有所貢獻的決策和行動才具有價值。目標是指揮曲，可以從方向上引導壹個系統的行為，在實際中指導壹個系統的行為；目標是協調曲，可以溝通系統內部各部門、各環節的關系，保證內部各種力量的良好配合，達到上下左右的和諧平衡，實現系統的整體優化；目標是進行曲，可以鼓舞組織成員的士氣，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他們在各種狀態下為實現***同的目標進行創造性的思維和活動，因此，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確定戰略決策的目標。是至關重要的環節。
確定決策目標要體現如下壹些原則：
—、進取可行原則。
二、結構合理原則。
三、目標壓縮原則。
四、目標具體原則。
五、目標調整原則。
《三國演義》中的壹些決策目標，具有了高質量目標的主要品質。
先成鼎足之勢，然後再圖中原，是諸葛亮在隆中為劉備制定的兩個階段戰略目標，前者是近期的、低層的，後者是長期的、最高的。兩者之間層次清晰，結構合理。這兩個目標的提出，是建立在恰當地分析了曹操不可爭、孫權不可圖、劉表不能守、劉璋很暗弱的天下大勢以及劉備“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 的自身條件等基礎上的。興漢室、圖中原是隆中決策的最高目標，提出這個目標，充分表現了諸葛亮高瞻遠矚的目光，不畏天命的膽略，披荊斬棘的進取精神。在諸葛亮出山之前，他的幾個好朋友都明確指出，諸葛亮“雖得其主，不得其時”，要“斡旋天地，補掇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高明之至的諸葛亮，不會看不到這種形勢。但是，為了實現光復漢室的大目標，他還是知難而進地出山了。當實現了鼎足而立的第壹階段目標後，面對著強大的曹魏而偏安壹方的蜀漢，需要支撐精神的柱石，需要爭取政治上主動的大纛，需要以攻為守的謀略。因而諸葛亮提出了進取中原這壹高難度的決策目標。他的《後出師表》，以蒼涼而堅定的筆調，道出了他內心深處的痛苦和矛盾；他的六出祁山，以百折不撓的意誌，實施和推行他的既定目標和謀略。人們為他的出師未捷而落淚，更為他的知難而進而動容。人們不會責備他的“逆天而行”，只會尊仰他的進取精神。在目標的縮減上，諸葛亮把“先取荊州為家”化為手段，從而將本來的三個目標，即取荊州、奪西川、圖中原合並為兩大目標。由於進取中原的艱巨性，三國鼎立的形勢必將長期存在，因此在鼎足天下和進取中原之間具有長期的時間間隔和段落差別，進壹步合並它們兩者，就失去了目標的明確性和可行性。此外，在目標的表達上，“鼎足之勢”，形象明確；“圖中原”，簡明概括，是高度 凝練的思維結晶。
在現實的企業管理中，不少企業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己任，在確定戰略目標時給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他們有的立誌於填補國內的某項空白，有的立足於給國家多積累資金，也有的敢同大廠和名優產品爭高下，更有的放眼全球，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