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位於今淄博市南部山區，古稱顏神鎮，元至元二年隸屬青州府益都縣，清雍正十二年設博山縣，仍隸屬青州府。是孝婦河的發源地，自古山多地少，人煙稠密，因當地的礦產資源豐富並開發利用較早，遠在數百年前就已經發展成為封建社會中的工業城市。
博山陶瓷歷史悠久，據考古挖掘和文獻記載，博山陶瓷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了宋代，陶瓷生產已著稱於世。不僅有白釉、青釉、黑釉及各種雕塑品，而且還有馳名中外的“雨點釉”、“茶葉末釉”。在陶瓷生產中還運用剔花、劃花、印花、手繪作裝飾，制作手法豐富多彩。從明清開始博山逐漸發展成山東省陶瓷生產和銷售中心，成為全國五大瓷都之壹，產品不僅行銷國內，而且銷售世界各地。
博山同時以琉璃生產聞名遐邇，被譽為“琉璃之鄉”。早在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博山的琉璃生產就具有相當的規模。明初，內宮監在博山設立大型的官營琉璃作坊，為宮廷生產琉璃產品，以滿足宮廷的需要。萬歷三十九年（1611）十月，博山修建了“爐神廟”。 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山東益都縣顏神鎮設博山縣治,此後所產玻璃,世稱博山琉璃。顏神鎮自元代以來就是北方玻璃的最大產地。明初內官監在該鎮設廠生產青簾(以銅絲編綴玻璃條而成的簾子),明嘉靖《青州府誌》載,顏神鎮玻璃以馬牙石、紫石、淩子石、硝石等作原料，所產玻璃光瑩可愛。清初孫廷銓《顏山雜記·琉璃》記述了玻璃的配方、工藝、產品及其經銷等情況。明朝洪武年間，宮廷內官監在顏神設“外廠”為皇室生產“青簾”等貢品，到明末，民間的琉璃生產也日趨發展。景泰年間，西冶街就有大爐4座，生產水響貨和琺瑯料。嘉靖前後，珠燈、珠屏、棋子、帳鉤、枕頂等琉璃產品問世,逐漸形成琉璃行業。1617年（萬歷四十六年）,孫延壽等人發起組成了爐行醮會,這便是顏神鎮琉璃行業第壹個行業性組織。琉璃產品除在當地銷售外，還遠銷到北京和江南各地。明末顏神鎮遇災，玻璃生產遂停頓,至清初恢復生產,並得到空前發展。元明清三代顏神鎮博山玻璃的原料就地取材，燒成鉀鈣玻璃器，分實心與空心兩種。實心玻璃器有青簾、佩玉、華燈、罐盒、棋子、簪珥等;空心玻璃器以管子吹成,有泡燈、響器等。清末在博山柳杭設玻璃廠，聘德國技師，傳授平板玻璃技術。從此，純堿逐步取代硝石，對博山玻璃配方與生產的影響較為深遠。博山的琉璃生產歷史較長且素負盛名。
據明代馮琦《修魏公祠記》：“顏神之山……厥土墳而埴，宜陶。陶者以數千。青（州）以西，淄（川）、萊（蕪）、新（泰）、益（都）之間，斯壹都會也……鼓鑄四方，貿易輻輳。”當年區區壹鎮，竟能成為魯中地區的“斯壹都會”，可見其工商興旺帶來的社會繁榮。而明萬歷三十五年《續重修要路碑記》也稱當年的顏神鎮是“巨鎮暨各鄉於集場停處，又皆窯冶礬磨興造之區。”在僅僅通向萊蕪、泰安壹個方向的山道上，竟是“凡擔挑扛負，……彌歲彌月彌日彌時，彌不往來轡行之路，以資貿易焉。”足見其經濟發達之壹斑。早於此碑的嘉靖四十四年《青州府誌》中也有顏神鎮生產陶瓷、琉璃、煤炭、黑白礬的記載。清代，博山地區的經濟更是迅速發展，爐窯遍地，商賈雲集，市場貿易更加活躍。據康熙九年《顏神鎮誌》記載：“西關、大街八巷，每月三、八大集；西關、西冶琉璃市；東西兩門街，壹、六日中集，四、九日小集。北關稅務街窯貨市。”而顏神鎮下屬的幾處鄉鎮則是“山頭店，窯貨。有市鬥。西河，每月二、七中集，窯市。八陡、石馬二莊，鑄鐵，有市鬥。”而遍布全鎮的“鹽店、硝店、布店、榆皮店、木炭店，諸行沿革無常”。集市遍布城鄉，而且有了明確的工業產品市場分工。經濟的發達，產業結構的形成，確立了顏神鎮的城市地位從周邊地區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環境中凸顯出來，富甲壹方，聞名遐邇。同時，社會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產生出新的社會階層，社會矛盾也日益突出。反應在市場方面，壹方面是交易日增，財富遍地；壹方面是政弊滋生導致的稅收混亂，尤以清代愈發突出，顏神鎮的工業生產和商品經營市場經常陷於稅務的糾紛當中。從近年來發現的幾則碑記可以看出，博山地區古代的工業發達和經濟繁榮，除與先民的勤勞智慧息息相關之外，與當地地方上的官紳關註經濟社會，同情民間疾苦，對壹些不利於經濟發展的社會現象直接進行幹預，實施壹定的“政策保護”，有時甚至挺身而出，“施財認稅”，以維護社會的經濟秩序，是有著相當重要的關系的。
康熙十年，顏神鎮鄉宦，廣東陽江縣知縣孫廷鐸向益都縣呈稱：顏神鎮的“土產窯貨”，“已有窯課及科場取用，不為無稅。不知何年又添設窯貨行。治生自康熙元年特包納此行稅銀，不用取錢，遠近皆知”。要求對“濫設牙行”的現象予以禁止，革去顏神鎮的窯貨行稅。為此，益都縣衙轉達巡撫部院命令：“為嚴禁亂給牙帖之弊，以杜擾害事，自康熙十年為始，凡民間壹切日用土產之物，悉聽自行買賣。”“即應設行稅，具令布政司印發。如有州縣仍前私給牙帖，勒索用錢者，本部院查訪得實，定將印官照私派例糾參，胥役並牙蠹即以光棍例處死。”
這裏提到的“窯貨行”牙帖，類似今天的產品銷售營業執照。而孫廷鐸呈稱顏神鎮的陶瓷業“已有窯課及科場取用”，“窯課”即當時的生產經營稅，“科場取用”則是為縣學、府學提供的“教育經費”。從康熙元年起，顏神鎮的陶瓷生產經營包括銷售，實行包稅制。如果再增設“窯貨行”，窯戶和行商無疑要再支付壹定的營業執照稅銀。為此，孫廷鐸出面幹預此事，為窯戶和行商們說話了。
孫廷鐸，字道宣，別號夢果老人，煙蘿居士，顏神鎮大街人，是清初順、康之際朝廷重臣孫廷銓的從弟，明崇禎十四年舉人。據王漁洋《煙蘿居士墓誌》：“康熙辛醜（應為順治十八年辛醜）就選人，戊申（康熙七年）得廣東之陽江……五年中墾田至千六百頃有奇……乙卯（康熙十四年）得兵高涼……時君以內遷……”記載，我們可以得知，孫廷鐸任職陽江縣的時間是在康熙七年至康熙十四年之間。至於康熙十年他是否曾經回過顏神鎮，我們目前尚無可稽考，遙在嶺南，關山阻隔，恐非易事。但此時間內孫廷銓正是自康熙三年稱病歸裏，居於家中。因此，阻止顏神鎮增設“窯貨行”牙帖壹事，極有可能與孫廷銓有關。作為壹品大員的他，當然不好以自己的名義提出此事，因而托名於孫廷鐸。雖然這只是我們今天的壹種猜測，但此舉無疑是為當時的顏神鎮陶瓷業生產經營做了壹件好事。
到了康熙中葉，由於豪強並起，霸市勒索，使顏神鎮繁榮的市場壹度出現了“萬姓喧騰，集場幾廢”的局面。據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趙宦認稅碑”記載：“顏神鎮集，向因蠹棍橫索，商民不安，本鎮鄉紳右春坊趙執信，候補主事趙執璲，情願捐賠稱尺等九行，於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具呈府案……趙宦獨任立為義集，以免蠹棍借端需擾，誠為便民。仰益都縣確查議報，又蒙本府審祥藩憲、道憲復批。本縣查報於本年六月十八日，隨據本鄉紳趙復呈前事，呈稱本鎮行稅載之全書，司冊昭然，奈因承辦之人勾結積役私立行款，顯背司冊，取之民間不啻數倍，以至萬姓喧騰，集場幾廢。前具呈認稅施集，委系捐資封納，民間不費壹錢。嗣後具呈府縣，申請給予勒石，仰借憲法，以杜後來，使蠹棍不思復舊，即寒家後世子孫及親族僮仆或有不肖之心，亦無所借口。”
“趙宦認稅碑”所記承認稅的“九行”是“海魚行、山貨行、繭布麻行、豬行、礬鐵行、綿楮行、榆皮行、堿靛行”。經縣、府布政使司獲準並立石“以垂久遠”，明文規定由縣衙“不時稽查外，嗣後如有胥役地棍人等，仍敢冒名抽稅，擾害商民者，許被害人等及約地或本宦家人飛報，本縣立拿報上憲，盡法究處，以律治罪，決不姑貸”。
以上九行商品中“硝行”、“礬鐵行”最為顯要，博山歷史上是生產“礬鐵”的重要基地，為對外輸出產品。而“硝行”中的“硝石”則是博山古代琉璃業的重要原料，用作琉璃冶煉的助溶劑，需求量極大，主要來源於當時的魯北地區壹帶，是外地輸入商品。根據博山古代文獻和歷史情景相對照，“九行”並沒有囊括博山古代的全部市場商品，尤其是作為博山古代支柱產業的煤炭、陶瓷和琉璃。但“硝行”的免稅對琉璃業的發展無疑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趙宦家族為“九行”認稅，造福壹方，對繁榮博山清代市場經濟舉足輕重，是壹種積極的“政策行為”，而且能夠堅持百數十年，並經歷了博山清代由鎮設縣的行政機構變更過程。至於趙宦家族以何等形式認稅？趙宦家族的後人如何繼續認稅？時候中有間斷等等，此事並不見諸於其他文獻，對今天來說，這實在是壹個不大不小的歷史之謎。
那麽，趙宦家族為什麽要認稅九行呢？歷史上，趙宦為博山巨族，據趙執信《先府君行略》：“趙氏之先，蓋自宋靖康間避地居蒙陰。始祖平，以明永樂初自蒙陰來益都之顏神鎮，因家焉。”明末，趙宦家族中興，趙執信的曾祖趙振業為萬歷戊午（1618）舉人，天啟乙醜（1625）進士，由邯鄲令擢監察禦史。清定鼎後為山西、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後致仕，累封中大夫，陜西布政使司參議。趙執信的叔祖趙進美，明崇禎庚辰（1640）進士，清順治初起太常博士，歷官福建按察使。在《趙氏族譜》中，自壹世祖趙平至趙執信這壹代人，已經是第十二世。據統計，趙宦家族第十二世的在譜人數已有三百七十八人之多。僅以“執”字為中字取名的就有五十人。趙執信同胞兄弟五人，在他的詩文中記述到的還有“七弟”、“十壹弟”、“十八弟”、“二十三弟”等堂叔兄弟，可見趙宦家族的龐大。從趙執信的著作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的同輩兄弟的莊園產業，僅在博山南部山區淄水上遊壹帶，就分布有田莊、郭莊、麻莊、源泉以及今屬淄川區的城子莊等處；而在博山的祖傳園林則有城東的“怡園”、“因園”和梁莊的“澗園”。與趙執信壹同認稅的趙執璲，即趙執信所稱“十八弟”。《續修博山縣誌·選舉誌》載：“趙執璲，字德瑞，蔭生候補主事，任淮安府同知。”於此，亦可窺見當時趙宦家族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由此可知，趙執信壹生的功名生涯，與有壹個十分重要的家族勢力環境是分不開的。
趙宦呈請設立義集，保壹方平安，使四方民眾獲益，這除與趙執信本人的“憂民”思想意識有關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認稅也正是出於趙宦整個家族的利益。趙宦家族莊園遍地，土地連陌，有大量的農副產品肯定要走向市場。他們雖然每年要為認稅付出壹定的代價，但極可能他們也是最大的獲取利益者。至於趙宦家族歷史上是否有農業經濟以外的其他產品，今天我們已經難以考證。但為“九行”認稅，必經能使整個地區的市場繁榮，促進地區經濟發展，這正是趙宦家族對清代博山市場經濟的壹大貢獻。
永遠買斷顏神鎮集市中其中九個行當的稅務，這在當時是壹件極具影響的大事，不但引起了趙氏家族內部的爭議，而且還影響到社會上壹部分人的利益，斷了他們假公濟私、借端勒索的財路。趙氏兄弟二人無疑是承擔了極大的風險和壓力，趙執信在這壹年不得不來到紅葉山莊養病。知道了這壹背景，我們就會對他《紅葉山樓集》中的詩篇有更加準確和深刻的理解，同時，也會被這位現實主義詩人的不凡人格有更加全面的認識。趙執信在詩中有“門戶引多虞，氛垢日以積”；“經時棲窮山，自謂遠垢氛”；“卻返鳳麟洲，顧笑麋鹿群”的句子。他的另壹個從弟趙執端在《奉寄秋谷兄山居》詩中也說：“既喜清心跡，不堪遠事非，相從空夙約，心事嘆多違”。反應了趙執信、趙執璲買稅後的痛苦遭遇。
經濟成分和社會階層的變化，使清代的博山官府又壹次陷於稅務的呈訟糾紛當中。光緒四年五月，新官陳文顯上任伊始，就遇到了稅務呈訟的麻煩，不得不“出示勒石，永禁以弊端而安商業。”碑稱“在籍紳士廣西即用知縣王建言”等十人，“呈稱竊稅課之設，例有定款。有，不可減，無，不可增。博邑山多地少，業井、磨、陶、廠者居多。其應有無課程，概有舊章可查，垂之邑乘，載在碑碣，百余年來遵照罔替”。狀告不法書差借新舊官員交替之際，巧立名目，私改“廠、磨、窯、井”為“井、礬、窯、□”變更原來的章程，“擅向各廠額外灑派，借圖自肥”。對此，縣官陳文顯只好聲明，“據此查縣境井、磨、陶、廠四項，業此生涯者所在多有，應納課程，例有定額，絲毫不準加增。惟奸胥猾吏，遇有招搖蠹役刁差，借端撞騙，每當新舊交接，偵知官紳聲氣未通，舞文射利，額外需索，此等情弊，在所難免。本縣蒞任之初，即經明察暗訪，不了仍未弊絕風清，可謂欺偽之伎倆甚工，機詐之情偽百出，殊堪痛恨，亟應勒石永禁，俾此輩無可施其蒙蔽，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闔邑紳商士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各井仍照舊章，其磨、陶各廠除將每年額編課程循舊按時繳納外，此外無任何項徭役、概不加派分厘。倘有不法書差仍前借端勒索，捏此訛詐，壹經該商人指名告發，定即從嚴懲辦，絕不姑息。其各稟尊毋違。”
從碑文中可以得知，博山清代“井、磨、陶、廠”四業實行的是定稅制，具有壹成不變的規矩。由於井、磨、陶、廠情形不壹，我們不能知道這種定稅的原則是什麽，但極有可能是以經營業戶性質及個數，而不是以經營產品的數量來定稅的。查對有關文獻，“井”有煤井和陶井兩種。僅此壹項，自清乾隆五年（1740）山東巡撫上書“悉民間自行開采，以供炊爨，照例定稅”，“當年戶部議復批準，允許山東省產煤之地聽民自行開采。規定每窯立壹窯主，領貼辦稅。”“此後，博山的民間采煤逐步興盛起來，‘或取於山，或取於井’。1955年至1965年淄博礦務局對所屬礦區進行了壹次普遍調查，博山地區的古煤井達723個” （《博山區誌·工業》）。從《顏山雜記》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最晚在明末清初，博山采煤業已經有了“份子井”的出現，有“山場主”、“攻主”、“井頭”、“賬房”、“洞頭”、“徒”之分，呈現出新的生產關系。
“陶”指陶瓷業。清代博山陶瓷業遍及北嶺、務店、李家窯、山頭、窯廣、八陡、福山、西河、萬山等地。《淄博陶瓷工業大事記》：“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博山陶瓷業空前興旺，北嶺、務店、山頭、窯廣、八陡、福山為當時七大窯場，產品各具特色，爭奇鬥妍。博山城內商旅輻至，已成為相當繁盛的陶瓷生產中心和銷售中心。”而萬山、山頭、北嶺、福山等處相繼新建或重修窯神廟，足見當時窯業之盛。到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僅福山壹村就有陶戶十七家，窯爐二十八座”（資料來源同前）。
“廠”指琉璃業。亦應包括“礬場”。“清代至民國初年，博山琉璃業更加發展，西冶街幾乎家家以琉璃為業，從業者最多時達4000人。清末，博山琉璃產品不僅行銷全國，料貨”莊遍布各大城市近百家，而且琉璃珠、文具、玩具及擺設品之類產品曾銷至日本、歐美、南洋等地。（《博山區誌·琉璃》）
清代博山工業的發達，亦引起了外國殖民者的覬覦與驚嘆。德國傳教士、地理學家雷卻特霍芬和英國傳教士威廉姆森在清同治年間都曾到過博山，他們分別在《旅華日記1868——1872年》和《中國北方的旅行》中對博山作了生動的描述：“山東博山的料器，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每年經由濟南輸出的數量約七千擔（折合現在七十萬斤）。博山是我們在中國直到現在為止所遇見的工業最發達的城市。城市工廠區的上空，籠罩著壹片濃黑的煙雲，到處是煙熏火燎的景象，似乎使人們感到壹切都在工作著、運動著。聰明又智慧的匠師們把附近出產的巖石沿細後，用硝酸鉀煆燒，制成料器。這裏的山丘蘊藏著豐富的石英礦，石灰（巖）和煤，而這些都是制造玻璃的重要原料和燃料。數千年來，擅長制造瓷器的中華民族，在制造玻璃這壹行業方面，是顯著地、遠遠地落後於歐洲。但是，只有在博山這個地方卻做出了值得世界承認的成就。”（朱培初《鼻煙壺史話》）
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面對這樣壹個在當時如此發達的工業城市，封建制度下的縣衙無論如何是無法管理的。博山縣光緒四年“禁弊安商”碑正是給我們透露了這樣壹個信息。新的生產關系導致了社會階層的復雜性，從事工業和手工業勞動的人大多是沒有土地或是只有少數土地的農民，他們變成了城市的無產者。大量的財富和土地多集中在地方官宦和業主手中，多數的大家庭集官僚、地主、業主、商人於壹體，他們有壹方勢力，可以輕易左右政府行為。因此，無論王建言等人的呈狀也好，縣官陳文顯的表態也好，都大有弦外之音。在這種情況下，蠹役刁差借端撞騙可以說是“在所難免”，唯有“官紳聲氣未通”是真。如果“官紳聲氣未通”是任何事情都辦不成的。它從壹個方面反映出舊時的封建社會制度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當時博山地區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因而在明末清初，博山地區已經出現類似“資本主義萌芽”的若幹跡象。
但是，博山古代工業的發達，社會經濟的繁榮，畢竟是在民族土壤上產生的，有著明顯的本土特色，在長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這也正好說明當中國的大門被外夷的堅船利炮打開後，當中國人開始覺悟實業救國、科學救國並向西方學習的時候，為什麽清末會選擇在博山船板山東省第壹家官辦窯廠，而山東巡撫胡廷幹以及張騫等人更是在國內率先引進德國設備，於博山創辦玻璃公司。但此舉為時已晚，並在後來均遭失敗。同時，博山的工業和資源，成為外國入侵者的垂涎之肉。1904年德國人修通膠濟鐵路的時候，同時也把鐵路通向了博山，開始了列強向博山地區掠奪財富的過程。歷史留給我們的是無限的遐思。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難動搖……而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司馬遷的話鞭辟入裏，道出了齊魯兩地的鮮明特色。魯文化“尚仁重禮”，而齊國具有重視工商業的傳統，使齊地的風俗中體現出禮教精神淡薄，具有競爭性的商賈習氣。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在博山有機地融為壹體，形成了博山人性格的兩重性，並對當地的齊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千百年來，博山的陶瓷與琉璃滋養灌溉了這片區域；綿延數公裏的河岸壁畫，濃縮了廣袤時空下博山的經濟脈絡。文化和經濟，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被齊商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並深深影響了整個淄博地區的經濟。使他們在成就了自我的同時，也給這片沃土創造了壹個又壹個動人的傳說。
2008年，舉世矚目的第29屆奧運會在北京舉辦。在國家奧林匹克中心廣場大道，巍然聳立的民族和諧闕巨幅陶瓷浮雕來自博山，瑰麗璀璨的56朵琉璃民族花來自博山。她充分地向世人展示了中國陶瓷琉璃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是博山陶瓷琉璃之花的千年綻放。這是博山陶瓷琉璃的榮耀和驕傲，也預示著在這片古老大地上從事陶琉行業的商人將有著更加輝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