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真的如此嗎？進化論已是絕對的真理了嗎？其實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還發現，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論文中，確有18篇論文是反進化論的和非進化論的。而這18篇論文無壹例外地遭到拒絕發表。進化論並非無懈可擊，而是它的維護者不允許任何針對它的挑戰。這更加給人壹種印象：進化論並非確立於自身學說的科學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確立於眾多崇拜者的信仰。進化論並非KARL POPPER意義上的“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而是壹個假說，信仰和並不完美的證據的雜合體。
事實上，我們今天科學研究所發現的東西，已經足以讓人們重新考慮進化論的正確性了。但這些事實要麽被回避，要麽被抹殺，人們在思維定式的驅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盛行理論的衛道士，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學精神的。壹個真正的科學家，應正視舊理論的缺陷及其面臨的挑戰，並勇於擺脫束縛。只有這樣，科學才能向前發展，人類才能向前推動。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曾這樣說明進化論的先驅、法國傑出的博物學家拉馬克〔拉馬克（1744—1829）〕法國生物學家，現代進化論的奠基人之壹。主要著作有《法國植物誌》《動物哲學》。對進化論的貢獻，“他的功績是偉大的，他第壹個使人認識到這樣壹個假定的可能性：有機界和無機界的壹切變異是根據自然界的規律而不是由於神的幹涉而發生的”。我們又看到，列寧在總結達爾文進化論的意義時說：“達爾文的著作最後把上帝從自然界趕走了，生物科學便站立起來了。”這些論述首先表明了進化論在打擊神學中的作用。
西方社會，從文藝復興開始，自然科學受到哥白尼“日心說”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18世紀，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力學已經從神學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生物學仍然禁錮在神學之中。神學世界觀在生物學中具體表現為物種特創論和物種不變論。這兩種觀點主張：上帝是創造主，壹切生物均為上帝所創造，地球上的各種生物從造物主那裏獲得永恒不變的構造與功能，包括生活習性。顯然，所謂物種特創論與物種不變論實質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學中的基督聖經。當時的生物科學只能是對聖經的註釋，是“神學的婢女”。在這樣壹種不容置疑的社會思潮當中，進化思想是怎樣占據了拉馬克和達爾文等壹批科學家頭腦的呢？我們知道，從18世紀末開始，不僅有拉馬克和達爾文，而且有壹批自然科學家樹立了進化論的思想。他們當中的傑出代表有：法國科學家布封，法國動物學家聖提雷爾〔聖提雷爾（1772—1844）〕法國動物解剖學家、胚胎學家，現代進化論的先驅者之壹。曾任巴黎歷史博物館脊椎動物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學的哲學》。，英國博物學家兼詩人伊拉茲馬斯·達爾文（達爾文的祖父），英國自然科學家華萊士，德國植物學家卡爾·尼古拉·弗臘斯（18101875），俄國動物學家路裏耶（18141858）等。推動這麽多自然科學家掙斷神學束縛的力量來自何處？
看壹下進化思想在他們頭腦中萌發的經過，我們便可以清楚了。例如，達爾文的祖父，伊拉茲馬斯·達爾文曾這樣談道：“動物的變形，如由蝌蚪到蛙的變化，……人工造成的變化，如人工培育的馬、狗、羊的新品種，……氣候與季節條件造成的改變，……壹切溫血動物結構的基本壹致，……使我們不能不斷定它們都是從壹種同樣的生命纖維產生出來的”。這表明，物種在人工培育條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環境作用下所發生的改變這些自然界的事實啟發他產生了物種變化的思想。再拿德國的卡爾·弗臘斯來說，馬克思譽他為“達爾文以前的達爾文主義者”，他於1847年發表了《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二者的歷史》壹書。書中他利用古希臘作家對植物的形態、生態的描述，與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實地考察情況對比，得出結論說：“對植物物種不變的信念，也已為我們所動搖，我們甚至指出，這是自然造成的”。不難理解，正是與自然事實的直接接觸導致他摒棄物種不變和物種特創的神學觀點。
我們知道，在進化論的先驅者中，拉馬克和達爾文曾直接受過神學教育，並可能以神職為終身職業。拉馬克的雙親希望他成為壹個牧師，因此讓他在中學時代入教會學校受了幾年神學熏陶。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神學院畢業，並獲得了學位和當牧師的資格。然而，又恰恰是他們兩人給物種神創論與不變論以沈重的打擊。神學觀念的灌輸並沒有擋住進化論思想在他們頭腦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於觀察大自然得來的事實。拉馬克曾用壹句話概括了這壹問題，他說：“觀察的材料已經明顯地證明了種的不變理論的荒謬。”至於達爾文，大自然對他的啟示作用就更加明顯了，我們不妨多說幾句。1935年，厄瓜多爾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裏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上設立了達爾文紀念碑，紀念達爾文考察這壹群島壹百周年，碑文寫著：“查理士·達爾文於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島登陸。他在研究當地動植物分布時，初次考慮到生物進化問題，從此開始了這個懸而未決的論題的思想革命。”達爾文在他當時的考察日記中是這樣寫的：該群島“四周都是新的鳥類、新的爬行類、新的軟體動物、新的昆蟲、新的植物……。為什麽這些島嶼上的土著生物，無論在種類上或者在數目上都和大陸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聯系，並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為什麽它們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組織形式被創造出來呢？”“在地質史的近代時期裏面，這裏還是壹片空虛無物的茫茫大洋。因此，無論從空間上或者從時間上看來，我們好像都會得出壹個略為接近於那個巨大的事實的見解來，這就是壹切秘密當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壹次出現的問題”。達爾文認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於加拉帕戈斯群島。對整個貝格爾號艦上的考察生活，他是這樣回憶的，“貝格爾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壹件事，它決定了我今後的整個事業”。這裏有壹段插曲很能說明自然事實對達爾文的啟迪。在貝格爾號旅行前，達爾文十分欽佩的劍橋大學植物學教授漢斯羅建議達爾文把地質學家賴爾〔賴爾（1797—1875）〕又譯為“萊伊爾”，英國地質學家，地質學的奠基人。主張地質漸變論，其主要著作《地質學原理》標誌著經典地質學的成熟。的《地質學原理》壹書帶在身邊，說：“妳這次旅行必須將賴爾的新著作帶在身邊，隨時翻閱它，因為它十分有趣，但是妳除了它所記載的事實以外，千萬不可註意它，因為它的理論都是荒唐到極點的。”原來，賴爾在書中闡述了地球地層是緩慢變化的，而地表環境的變化使生物也逐漸發生變化。賴爾的理論是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災變說”的批判，而漢斯羅是相信“災變說”的。達爾文在途中仔細閱讀了這部著作。在旅途開始時，他相信“生物是根據上帝的計劃而創造出來的”——在旅途中，他曾這樣回答軍官們向他提出的這類問題。但是，當他剛剛考察了第壹個地點——佛得角群島的聖特雅哥島，發現地層越深，生物化石的結構越簡單；地層越淺，生物化石越復雜，生物的演變不是記錄在地層的發展史中嗎？在事實面前，達爾文不能不為賴爾的理論所征服。因此，他寫道：“這次調查使我相信賴爾的觀點遠遠勝過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觀點。”
綜上可見，觀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實，這是進化論思想萌芽的壹個首要的因素。同時，我們知道，也正是這些客觀事實，給壹代又壹代的自然科學家以堅定的信念，使他們不顧宗教勢力的迫害和社會愚昧勢力的歧視、打擊，承先啟後、不斷地提出生物進化的觀點。同樣，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實，進化論才贏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們對進化原因如何解釋，不管進化論可能怎樣改變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進化的事實總是抹殺不了的。
理論的升華
人類的理智從來不滿足於“知其然”，總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學理論不可能停留在對經驗事實的描述，必須對事實何以如此發生給予合理的解釋。實際上，早於達爾文很多年，人們發現生物演變的事實，就提出了生物進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爾弗〔卡弗·沃爾弗（1733—1794）〕德國胚胎學家。他詳細觀察雞的胚胎發育，證明雞的血管是逐漸形成的，為生物體各種器官的“漸成論”提供了有利的證據。主要著作是1759年發表的《發生論》。在1759年對物種不變進行了第壹次攻擊，並且宣布了種源說。但在他那裏不過是天才的預見的東西，到了奧肯〔奧肯（1779—1851）〕德國自然哲學家。認為人是整個宇宙的縮影，是自然界發展的頂峰，精神規律與自然規律有相同之處。、拉馬克、貝爾〔貝爾（1792—1876）〕又譯為馮·貝爾，德裔俄國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比較胚胎學的創始人。最大貢獻是1827年發現了哺乳動物的卵。主要著作《動物發生史——觀察與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動物的胚胎都有壹定程度的相似，關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發育過程中，門的特征最先出現，然後是綱、目、科、屬、種的特征。這壹點後來在胚胎學上被稱為“貝爾法則”。那裏才具有了確定的形式，而在整整壹百年之後，即1859年，才被達爾文勝利地完成了。”那麽，為什麽進化論到達爾文手裏才初告大成？其中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壹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從理論上正確地闡明了生物進化的機理。
物種是演變的，這是事實，可演變的原因是什麽？物種為什麽會變異？為什麽物種竟然呈現出壹種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進化呢？在達爾文之前，已有壹些進化論者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但他們的解答或偏離事實，或過於牽強附會。達爾文總結、揚棄了前人的學說，並註意從其他學科的學術思想中吸取養料，經過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緊張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選擇學說，以此來解釋生物進化的事實。自然選擇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和諧統壹的內容：
（1）生存鬥爭的理論。生殖過剩與生存條件的有限這壹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種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壹。
（2）遺傳性發生變異的理論。雖然變異的機制並不清楚，但普遍發生變異的事實不容否認，達爾文以此說明物種演變的內在原因。
（3）適者生存的理論。生存條件壹直在變化，如果物種的變異適合於變化的環境，那麽就在生存鬥爭中取得勝利而發展；如果物種的變異不適宜於它當時生存的條件，那麽就趨於衰減或滅亡。
這樣，達爾文基於自然界本身的事實和矛盾，為我們大致描繪了生物進化的機制，各種關鍵的問題在他這裏都有了比較合理的、有事實佐證的回答。新的物種怎麽出現的呢？因為舊的物種會變異。很多物種為什麽滅絕了？因為它們承受不住生存鬥爭的壓力。為什麽現存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是那麽和諧呢？因為無數變異之中的某些變異恰好符合環境的選擇。至於為什麽低等類型的生物到處存在，達爾文寫道：“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不壹定包含進步性的發展——自然選擇只利用有利於處在復雜生活關系中的生物的那些變異。”
這裏，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達爾文在論證觀點時，巧妙運用事實的能力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他沒有像拉馬克那樣，把自己的學說大量建立在猜測之上。這樣說是否意味著達爾文用事實解答了壹切問題？不是。他巧妙運用事實的能力在於：壹方面，當他並不能提供事實何以如此發生的機制時，他便聲明，目前的科學尚不能解開事實之謎；同時，他動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來證明這是事實。這樣，雖沒有解釋“所以然”，但使大家還是容易相信他所說的是符合事實的。例如，關於變異的機制和遺傳的機理，達爾文都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他承認：“我們對於變異規律深深地無知。我們能提出這部分或那部分為什麽發生變異的任何原因的，在壹百個例子中還不到壹個。”關於遺傳，他說：“遺傳的法則是不可思議的，這是未來科學的事情。”自己無法回答的，就不輕易猜測和下結論，以避免讓無把握的猜測降低理論的可靠性。但變異和遺傳的事實是客觀存在、抹殺不了的，於是達爾文就將豐富的材料擺在讀者面前，這就使人讀來不能不信，而把對原因的探討寄希望於未來的科學。另壹方面，當他解釋事實發生的原因，說明自己的理論時，盡量搜集各方面、各種學科的研究成果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樣做無疑增加了新理論的可信性。看壹下他1859年發表的《物種起源》壹書，其材料的豐富和翔實充滿字裏行間，不難想見達爾文駕馭事實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達爾文的科學氣質
達爾文回顧壹生的道路時，曾談到兩種氣質對他的幫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訴人們，自己遵循這樣壹條治學原則：“我曾堅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壹旦事實證明這些假說不符合事實時，就丟掉我無論多麽愛好的假設（而我不能反對每壹問題成立壹種假設），除此之外，我並沒有別的辦法。”考慮到當時宗教的社會習慣勢力和神學的影響，考慮到研究進化論這壹問題本身的難度，我們可以體會“保持思想自由”對達爾文是特別有意義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達爾文身上具體表現為富有懷疑精神和不自滿、不保守。
無須說，他的進化論是對當時宗教神學觀的叛逆，是大膽懷疑的產物。
他壹生最感謝和尊重兩位導師，壹個是漢斯羅，壹個是賴爾。他懇切地接受導師的指導，但這並不妨礙他保持自己的風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漢斯羅認為纏繞植物的運動是由於它們本身具有壹種盤旋生長的自然傾向，可是達爾文根據自己對花房中栽培的攀緣植物的觀察，提出：“卷須植物或攀緣植物的運動是壹種對生活環境的適應，以獲取較大的陽光面和較多的空氣，利於生存和生長，不這樣的話，它們很難生活下去。”又例如，賴爾關於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壹個火山口理論。人們相信賴爾，誰也不去懷疑。可是達爾文根據自己的觀察提出了疑問：“新的事實似乎不像賴爾所說的那樣。”他認為珊瑚礁的形成與火山沒有必然的聯系，它是珊瑚蟲長年累月築成的。
後來他自己成了權威，但這並沒有使他變得保守和謹小慎微起來，而是仍然富有懷疑和進取心。有壹次，他讀著剛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壹書，作者引用比利時壹位學者發表在權威雜誌《比利時皇家學會會報》上的壹段實驗資料：用近親的兔子交配許多代，絲毫沒有發生有害的後果。人們對權威報刊上的文章，習慣於不去懷疑。但達爾文認為，這壹實驗報告是站不住腳的，於是寫信給那家雜誌，提出自己的見解，詢問實驗是否真實。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復，那個實驗報告是偽造的。
達爾文從來不以偉人自居，他知道虛懷若谷對科學的價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貶低旁人的做法，面對別人的這種行為，他會直言相告：“反對您加在我們那些偉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慣常認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極為重要，至少在科學家方面是這樣的。”
對自己的理論，他決不抱守壹隅，而是不厭深思，反復琢磨。關於遺傳的機制，他曾提出“泛生論”的假說，認為從身體各部輸出壹種名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細胞，以此解釋身體的變化即獲得性狀向子代的遺傳。這壹假說發表後，有些學者提出異議，達爾文很註意這些批評。例如對意大利植物學家菲得利克·德爾賓諾（18331905）的批評，他表示：“他反對這個假說，但批評得公正；我發現他的批評很有用處。”此後，他們經常通信，討論植物學問題。也正是在認真考慮批評意見的基礎上，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第六版中，刪去了有關泛生論假說的論述。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略見他虛心、嚴謹的治學之風。當然，從他1842年整理出“物種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發表《物種起源》壹書的事實，我們更能體會到他的“不厭深思”之“深”。
達爾文的第二個重要素質是他的觀察能力。這似乎是他惟壹那麽自信的。他說：“我既沒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沒有過人的機智，只是在覺察那稍縱即逝的事物並對其進行精細觀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眾人之上。”這是沒有疑問的。從他發表的許多著作中對動植物生態習性的描寫，從他對物種與變種在形態與結構上微細差異的比較，我們不禁為他的觀察能力嘆服。當然，這壹素質對達爾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難理解的。對每壹個博物學家和當時的進化論者來說，精細觀察是進入研究的壹個首要的、也是起碼的條件。在達爾文，這真是個人能力與工作需要的巧妙適應。
達爾文還談到，壹個科學家應有的另壹重要素質，那就是興趣，壹種探究自然奧秘的興趣。正是這種興趣，使童年與少年時代的達爾文熱衷於與哥哥去采集標本、旅行、打獵和研究化學。他對功課不感興趣，因而成績不好。他在自傳裏說：“學校對於我的教育來說，是壹個空洞的場所。”正是這種興趣，致使他在愛丁堡大學學醫時心不在焉，以後轉入劍橋神學系，壹邊學神學，壹邊卻跟著漢斯羅等生物學教授、地質學教授學習了許多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知識，並參加植物與地質考察隊進行學術探險。正是這種興趣，使他雖然在神學系畢業，但不願當神甫，而情願去參加艱苦的環球考察。也正是這種興趣，使他後半生雖疾病纏身，還是不懈地研究。興趣，給了科學巨匠源源不斷的動力，激發出忘我工作的熱情。
在自傳中，達爾文這樣總結自己為創立進化論奮鬥的壹生，“最重要的是，愛好科學——不厭深思——勤勉觀察和收集資料——相當的發明能力和常識”。達爾文的經驗之談，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1858年7月1日，達爾文和華萊士在倫敦林耐學會上分別宣讀了他們的關於物種起源的論文，科學的進化論由此誕生。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壹書，成為進化論的創立者。進化論從根本上否定了“神創論”“物種不變論”的傳統觀念，在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經濟等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
本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達爾文進化論萌芽、產生、發展、確立的思想歷程，並從達爾文自身的科學氣質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奧秘，高度評價了達爾文及其《物種起源》壹書在人類歷史上的傑出貢獻。閱讀時，可以將本文與《〈物種起源〉導言》相參照，加深對進化論思想的認識，對導言內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