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引進來”戰略。通過以“引進來”為主的對外開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逐漸接軌，有效的利用了大量的國際資金和技術，彌補了工業化過程中的資金與技術的巨大缺口，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議》中第八條提出：要繼續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增強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能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完善對外投資服務體系，賦予企業更大的境外經營管理自主權，健全對境外投資企業的監管機制,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實施“走出去”戰略，是黨中央在深刻分析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做出的、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決策，是我國今後改革開放新的目標與舉措。
壹、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必要性
“走出去”戰略是與“引進來”戰略（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管理、商品和服務等）相對應而言的。廣義的“走出去”戰略包括貨物與服務出口、勞務輸出、國際融資、國際旅遊以及對外投資等企業跨國經營的各個方面。狹義的“走出去”戰略是指企業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從而達到提高國際競爭力,促進本國經濟快速、持續、協調發展的目標。“走出去”戰略可以大體分為兩個層次：第壹個層次是商品輸出層次，是指貨物、服務、技術、管理等商品和要素的輸出，主要涉及到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以及工程承包等；第二個層次是資本輸出層次，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涉及的是到海外投資建廠和投資設店。如果壹家企業的“走出去”戰略發展到了第二層次，特別是海外投資到了壹定規模（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擁有企業）後，那麽這家企業也就成為跨國公司。改革開放以來推進“引進來”戰略是成功的，它為我們今天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了條件，“走出去”戰略是“引進來”戰略的必然發展。
1.“走出去”戰略是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我國作為國際貿易大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2005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14221.2億美元，其中出口為7620億美元，進口為6601.2億美元，我國的貿易規模已占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貿易的比重達到6.5%。然而，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發展也面臨著以下難題。其壹，出口進壹步擴張難度增大。美、日、德等貿易大國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出口貿易經過壹段時間的快速增長以後，增速將會放慢。其二，國內產業保護余地縮小。隨著我國加入WTO的承諾的兌現，國內市場必須進壹步開放，貿易壁壘將逐步消除，保護措施難以繼續。其三，貿易摩擦日益加劇。中國由壹個貿易小國壹躍成為舉世矚目的貿易大國，沖擊了原有的全球貿易格局，觸動了其他壹些國家的貿易利益，也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自我國“入世”至2006年6月底，***有32個國家或地區針對我國發起“兩反兩保”措施調查288起,涉案金額71億美元。其四，我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根據海關提供的資料，我國大宗出口商品中，出口總額增長幅度不及進口總額增長幅度的產品有很大壹部分。自1993年建立貿易指數統計以來，我國的出口量指數壹直高於出口價格指數，而進口量指數卻低於進口價格指數，總的貿易條件趨於惡化。
2.“走出去”戰略能夠避免原產地限制。據統計，我國已連續11年成為全球發生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貿易摩擦的解決需要通過不斷的磋商和協調，如果磋商和協調不能解決，也可按照WTO的有關規定進入爭端解決程序。另外，“走出去”戰略也是擺脫困難的重要選項之壹。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方式也應多樣化。壹些受到配額限制的產品，如果中國企業在境外生產，就可以改變原產地而繞開配額限制。企業走出去，擴大出口商品的海外市場，既能夠保證產品的品種和質量，也能夠改變產品的原產地，規避貿易壁壘。如海爾、TCL、長虹、康佳等有實力的彩電企業紛紛選擇走出去的策略，通過海外生產基地向歐美出口，繞開對出口原產地的限制，減緩美國傾銷裁定的負面影響。
3.“走出去”戰略能夠實現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合理統籌。從世界範圍來看，發達國家強者恒強的奧秘之壹，就是因為它們很早就實行了“走出去”戰略，以跨國公司的跨國投資和貿易活動為主導，最大限度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來獲取最大利益。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起步已經很晚，已經喪失了壹些重要的發展機遇。進入21世紀，幾乎壹切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大規模貿易活動和投資活動，都以跨國公司為主體或載體進行。目前，我國無論是在第二產業還是在第三產業，其技術進步與發達國家都有很大差距。另外，國際上戰略性礦產資源的競爭更是形勢逼人，各大跨國礦業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全球已探明的礦產資源，我國礦業公司的選擇余地日趨減小。
只有采取“走出去”的戰略，我們才能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彌補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保證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能促進我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經濟結構優化和戰略性調整；才能促使我國企業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才能促使2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積聚的巨大能量得以釋放，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參與全球競爭的能力。
4.“走出去”戰略能夠解決貿易順差不斷增加帶來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目前，我國不斷的上升的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猛增、國內資源流失浪費、人民幣匯率形成新的升值壓力、加大中國與相關貿易夥伴尤其是美歐貿易摩擦等隱患。鼓勵企業“走出去”，可以解決貿易順差不斷增加帶來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各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而我國作為壹個對外直接投資基數很小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無疑更加廣闊。已成為貿易大國的中國，利用傳統的貿易政策與措施來刺激外貿增長的余地已經相對狹小，那麽加速對外投資將成為拉動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增長的良方，是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必然選擇。
二、我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
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作為研究對象，認為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來自發達國家企業對市場的壟斷、產品差異、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雄厚的資本實力等因素。根據這些傳統理論，有壹種觀點認為,我國是處在轉軌經濟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企業的整體規模小，掌握的自主核心知識產權少，產品技術含量較低，主導產業仍然屬於勞動密集型，我國企業尚不具備與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相競爭的實力。因此，目前不宜發展對外直接投資，而是應該立足國內。然而要保持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我國應該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英國著名跨國公司研究專家鄧寧於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並且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了直接投資流量與人均GNP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NP水平提高，壹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周期性規律，周期分四個階段：第壹階段是與前工業化相關的階段,幾乎不存在直接投資的流入及流出，較少吸收外資，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凈投資額為零或接近零的負數。處於這個階段的國家，人均GNP低於400美元，屬最不發達國家。第二階段,由於基礎設施等壹些區位特定優勢的發展,外國資本對這類國家的直接投資不斷增長,這使得流入的直接投資存量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但是對外直接投資額很小，凈對外直接投資額表現為絕對值不斷擴大的負數，人均GNP位於400美元~1500美元。處於這壹階段的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第三階段,國內企業所有權優勢不斷增長並更具特色,為尋求資源、市場及戰略性資產,這些國家的企業開始進行對外投資。由於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在減少，或由於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快於吸收外資的增速，凈對外直接投資額表現為絕對值不斷減小的負數，這類國家的人均GNP位於2000美元~4750美元。隨著這些國家成為凈對外投資國,它們開始進入第四階段。第四階段,企業所有權優勢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母國特定的優勢。對外直接投資比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更快，凈對外直接投資額為正值，且呈增長趨勢，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1988年，鄧寧又提出第五個階段的理論。此階段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絕對值呈現減少趨勢，繼而開始圍繞零水平上下波動，與此同時，該國外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都在增加。與前四個階段相比，第五個階段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程度大大減弱，而更多的取決於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目前，只有美歐日等極少數發達國家處於第五階段。
如果將中國的投資發展過程比照上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以投資總量的變化來劃分投資發展階段，大致是這樣的:1979年~1991年經歷了投資發展周期的第壹階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都很小,用我們的數據粗略計算得出，1979年~199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年增長率為11.15%；1992年~2004年處於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規模較大，對外直接投資也有了壹定規模，凈對外直接投資額表現為絕對值不斷擴大的負數。據計算，1992年~2004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46.38%，可見與第壹階段相比有了明顯提高。我國目前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突破1000美元，按照鄧寧的投資發展模型，正處於第二階段，即吸收外資大於對外直接投資。顯而易見，從1979年到2004年，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大大快於對外投資的速度。199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商投資的比例，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低於東盟國家的平均水平。此後的年份，中國吸收外資壹直高居世界前列，2004年更是壹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吸收外資的國家，但同時我國對外投資增長緩慢，這與鄧寧的投資發展理論是相吻合的，這正是投資發展第二階段的典型特征。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政策思路
我國已經基本具備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有些企業已具備了跨國經營的能力與資金實力，應該在經濟發展和投資發展二者互動之中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在引進外資的同時發展對外投資，可以在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水平上解決對外貿易發展的瓶頸,促進我國由投資發展路徑的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化。
1.實行GNP核算體系，實現從GDP到GNP的跨越。從1985年起，我國經國務院批準建立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正式采用GDP對國民經濟運行結果進行核算。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不斷發展，但與我國吸收外資水平差距還很大。從1993年起，我國已連續11年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與之對應的是，1993年以來我國各年的GDP都大於GNP，並且差額越來越大。以2001年為例，當年我國GDP為95933億元，GNP為94346億元，兩者差額為1587億元，也就是說，2001年，外商來華投資和來華打工新增加的價值之和比中國人在國外投資和勞務輸出新增的價值之和多1587億元。GDP與GNP差距擴大折射出我國在“引進來”和“走出去”兩方面發展的失衡，說明我們的企業還遠遠沒有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
我們應該從單純重視GDP，轉向更加重視GNP，尋求“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協調發展，這是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能力的重要體現。商務工作應發揮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在利用外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應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這是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總之，要逐漸用GNP核算體系來觀察中國經濟國際化的水平。
2.“走出去”戰略應貫徹多元化策略。所謂多元化，就是“走出去”既要重視發達國家，也要重視發展中國家。從國外經驗和我國實踐看，之所以要貫徹多元化的策略，首先是遵循了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規律，其次有利於減少對某些國家的過度依賴，分散投資風險。當前，我國境外投資的多元化程度還有待提高，從區域流向看，我國港澳地區比重較大，歐美發達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相對較少。貫徹多元化方針，應努力開拓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利用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水平，在發達國家投資設立高新技術研發中心或高新技術產品開發公司。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壹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市場廣闊、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我國的產品和技術對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適用。因此，投資和開展經濟技術合作潛力很大，應加大開拓力度，增大到發展中國家去的比重。
3.應按照有利於我國產業升級，實現長遠發展的要求，確定“走出去”的方向。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推動產業升級，是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因此，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切實按照有利於產業升級、有利於實現長遠發展的要求，引導企業“走出去”的方向。對石油、金屬和非金屬礦產、木材等短缺資源，要更多地通過境外投資來解決。對我國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業，要把技術、設備帶出去，在境外尋求合作與發展，在新壹輪國際分工中分享比較利益。
4.應鼓勵有條件的各種所有制企業“走出去”。中國是否能夠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國內企業的競爭實力是關鍵因素。所以，我國企業可以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逐漸學習和借鑒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積累更多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才能使得我國的對外投資逐步增加直至超過吸收的外商投資，成為凈對外投資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更好的整合配置優勢資源,進而提升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應鼓勵各種類型的優勢企業走出國門，大膽在海外創業，在國際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通過“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拓展我國的經濟發展空間。壹些國有企業規模大，實力強，有資金、技術的優勢，應成為“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導力量。非公有制企業具有自我約束力強、市場敏感度高、經營和管理方式靈活的特點，應創造條件，鼓勵其積極開展境外投資活動。
5.政府應為“走出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了壹些問題，其中相當壹部分是靠企業自身力量無法解決的，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政府應在符合WTO規則的前提下，千方百計地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加強對境外投資的宏觀調控和規劃指導，建立海外投資和企業的工作機制，完善管理體制，同時設置必要的設計必要的政策激勵，加大金融和財稅政策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金融、信用等服務體系，在用匯、出入境等方面改進管理，在人才培訓、信息咨詢等方面改善服務，為企業更好地“走出去”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