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商投資為主導、加入全球價值鏈生產的加工貿易,迅速改變了我國產品出口結構,促進了GDP增長和勞動力就業。然而,壹些行業卻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這些行業中的外商投資,在內地形成了壹種封閉式生產網絡,和當地零部件供應商基本割裂。外商投資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用了成本優勢並獲得產業升級,而國內企業則因為封閉式生產網絡的屏蔽作用,面臨較大的升級障礙。本文以臺灣筆記本電腦在內地封閉性的生產網絡為例,分析加工貿易對國內產業升級的制約。
2001年臺灣當局改變了對內地投資政策,同時臺灣島內筆記本電腦的生產加工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於是臺灣企業紛紛將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遷至我國內地。這種遷移過程,也是長三角、珠三角電子產業集群形成過程,尤其是長三角地區,集中了主要筆記本電腦生產企業。據蘇州海關統計,2006年僅蘇州市就出口筆記本電腦2207.4萬臺,貨值157.1億美元,貿易量占全國的42.5%,約占全球的1/4。但這些裝備全球的“蘇州造”筆記本電腦,幾乎全是加工貿易貼牌組裝生產,研發設計、特殊材料、關鍵部件及產品銷售,均嚴重依賴臺商,組裝用的零配件,主要通過跨國集團內部采購和調撥,當地企業難以進入料件配套體系。
長三角地區產業基礎較好、生產者素質較高、服務業比較發達,臺灣12大筆記本電腦代工廠商將遷移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目前內地的產能已占這些公司產能的60%~100%,並逐步形成產業集群優勢。當早期的仁寶、緯創等筆記本電腦企業和其他電子信息企業落戶長三角後,逐步形成了產業集群優勢。為利用這壹優勢,更多的臺灣筆記本電腦企業,開始選擇在長三角落戶,臺灣省內主要是總部和研發中心,負責產品設計和企業經營戰略。
技術的迅猛發展、需求的快速變化、收益的規模遞增,導致筆記本電腦價值鏈中、每壹環節都存在較大程度的專業化。而在專業化分工中,品牌主導企業和壹級供應商,就成為關鍵因素,決定著參與企業的布局及所處位置。
筆記本電腦的研發、制造等,分成眾多環節進行。產品設計和最終銷售,由Dell、HP、Sony、Toshiba等品牌商進行。臺灣的筆記本電腦企業,主要從事產品及零部件的研發與生產。
早期臺灣制造企業能力有限,在價值鏈中主要接受客戶訂單,按美國和日本主導企業的設計要求,進行生產。隨著臺灣企業技術能力提高和產業升級,主導品牌商專註於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品牌推廣、產品設計和銷售,將產品研發交由臺灣企業進行。臺灣企業則從OEM階段步人ODM,成為筆記本電腦行業的壹級供應商。1998年以來,OEM/ODM業務所占比重,維持在80%以上,而OBM業務所占比重很低。
在筆記本電腦行業價值鏈中.最關鍵的參與者,是品牌主導企業和壹級供應商。在銷售環節,品牌主導企業擁有強大的品牌優勢和全球銷售網絡,品牌商對價值鏈治理和收入分配,擁有較強的勢力,它們的訂單在壹定程度上,決定了生產商的生存和盈利。在生產環節,壹級供應商直接接受來自品牌主導企業的訂單,利用自己在技術能力上的優勢,研發產品,並利用形成的生產網絡,組織生產。由於壹級供應商在研發上的技術能力,次級供應商需根據它們的設計,生產對應的零部件配套產品。而快速的技術進步,縮短了產品生命周期,要求經常性地對產品設計和研發作出改變。品牌主導企業在推廣產品時,面臨的時間壓力大,這又要求品牌主導企業和各級供應商之間,形成互惠性的緊密關系,以滿足市場需要和彈性生產。
筆記本電腦行業中,壹級供應商發揮著重要作用,負責直接從國際性品牌主導企業處,承接訂單.並形成次壹級生產網絡。他們的競爭優勢,在於擁有獨占性資產,如客戶資源、關鍵技術等;次級供應商接受壹級供應商的訂單,並按其要求提供零部件產品,他們的競爭優勢在於低成本,以及交貨的快捷性和彈性。
為有效滿足壹級供應商的生產需要,二級供應商同樣大部分都落戶於長三角地區,有明顯的協同定位效應。主導企業通過與生產網絡中的供應商進行技術擴散和信息交流,以提高供應商的技術能力。
然而,在筆記本電腦行業主要的次級供應商中,幾乎沒有當地企業,主要的零部件大多為臺資企業、或其他外來資本投資企業所生產。換句話說,臺灣筆記本電腦企業在內地形成的,是封閉型生產網絡,即使有當地供應商加入,也往往是提供最低端的產品。如名碩電腦(蘇州)有限公司2006年筆記本電腦系列產品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為29.38億美元,但其中配套的國產原材料,僅0.088億美元,且大多為壹些技術含量較低的輔料,僅占出口總額的0.3%左右。
筆記本電腦行業在內地形成封閉式生產網絡,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壹是當地配套企業技術能力差。
缺乏技術能力,是阻礙國內企業創新和升級的關鍵因素。
筆記本電腦產業屬於典型的高新技術產業,而國內電子信息企業在技術水平上,與世界技術前沿差距較大。另外,主導企業擁有的是品牌優勢,如果產品存在質量缺陷,會對其造成巨大損失,因此其對產品質量要求嚴格,零部件產品的質量,也就此成為供應商能否獲得訂單的關鍵因素。壹級供應商對次級供應商的技術能力要求,也極其嚴格。如果臺資企業投資伊始,就與當地企業形成生產網絡,在技術飛速發展的筆記本電腦行業,勢必承擔巨大的成本和風險。
二是當地配套企業規模小。
筆記本電腦產品由於專業化程度高、規模經濟顯著,成本優勢是供應商的主要利潤來源,這就對供應商的生產規模,有非常高的要求。
內地電子企業多為中小型民營企業,缺乏政府的資金支持,規模小,成長速度慢,難以獲得銀行信貸,風險投資行業發展不足,資本進入退出渠道不完善,這就導致這些企業融資渠道有限。外部融資的困難,導致企業發展只能依靠自身資金積累,因此難以達到臺資企業迅速增加生產能力的要求。
三是價值鏈外部治理不足。
價值鏈治理不僅包括內部治理,還包括外部治理。
外部治理主要來自政府機構、行業協會等價值鏈之外的經濟主體對價值鏈規則的制定、監督和實施。如環境標準的設定、勞動保障法規和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設定、質量標準的設定、以及監督執行。當內地的制度環境,難以保證有效的外部治理時,主導企業和壹級供應商,就需耗費更多成本進行內部治理,嚴格控制下級供應商的產品質量、交貨時間等。為節省內部治理成本,臺資企業更願意維持以前供應商的治理關系,通過非正式協議提高效率,滿足交貨及時性的要求。
非正式協議能降低價值鏈治理成本,同時需要企業間的信任及聲譽作為支撐。如果轉換供應商,生產網絡中的企業,就需要更多的明確協議,以保障交易順利進行,必然導致治理成本增加。
四是臺資企業之間已形成社會網絡。
筆記本電腦企業在臺灣主要集中在新竹科技園區。資料顯示,2004年該園區就擁有全球70%的筆記本電腦產量,是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成熟的產業集群使臺灣企業之間,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網絡,***同的文化背景、社會規範、行為準則等,作為非正式契約,有助於減少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以往交易中形成的聲譽,使企業可避免違約等機會主義行為發生,從而降低風險。
五是依客戶需要定制造的產品特性。
雖然筆記本電腦的零部件產品,標準化程度相對較高,但還沒有形成臺式電腦壹樣的高度標準化,屬於典型的依客戶需要、定制生產的產品。為提高產品質量和性能,需各級供應商之間長期緊密協作,臺灣配套企業與壹級供應商,在過去形成了穩定的關系,符合這種便利性及成本要求。
封閉式的生產網絡,使國內企業升級困難。
這裏的升級,指當地企業加入全球價值鏈,向國際性企業學習提高競爭力,並據此在全球價值鏈中,改善企業所處位置的過程。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創新能力,以及保證產品和工藝的持續發展。
壹國產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分為低端路徑和高端路徑。嵌入價值鏈方式,影響企業持續盈利能力和潛在升級能力。
低端路徑是壹種貧困式增長路徑,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為追求經濟發展,不斷加入全球生產網絡,使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企業面臨愈發劇烈的競爭,出口或產出水平增加的同時,收益卻在降低。
高端路徑是隨著加入全球價值鏈程度的增加,能實現持續的收入增長。由於國內企業技術能力弱、規模小、融資渠道有限等原因,臺資筆記本電腦企業在內地,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生產網絡,當地供應商主要從事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雖然外來資本主導加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能迅速增加GDP、增加就業和改善出口產品結構,但當地企業並沒有得到全球專業化生產帶來的多少好處。
壹是後向關聯弱,根植性差的外來資本逐利漂移。
由於外來資本與當地企業之間缺少融合,當地供應商在筆記本電腦價值鏈中,處於低端位置,產業鏈後向延伸程度低。臺資企業OEM/ODM業務中,來自當地企業的增加值較低,對當地企業的後向帶動作用微弱。
如當地企業在臺資企業的技術監控與扶持下,僅能進行相當程度的工藝和產品升級過程,但依賴臺資企業的市場,進入通道和核心技術的功能升級,很難發生。再加上筆記本電腦本身技術的復雜性,技術示範效應不明顯。
由於根植性差,當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後,外來資本就有可能將生產基地重新選址於其他地區,進行逐利性漂移,如長三角地區已出現個別企業移至渤海灣地區、乃至東南亞壹些後發展國家的情況。
二是準入門檻低,國內企業陷入貧困式增長。
隨著整體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生產環節的進入門檻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與到生產組裝過程,這壹環節的收益日益耗散,導致生產環節增加值不斷降低。因此,能產生較高收益的領域,越來越脫離具體生產過程而轉向無形部分,如研發、營銷、品牌等非生產性高端環節,因為這些環節通常是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的,會形成較高進入門檻。而較長時間的知識產權保護,如長達70年的專利技術保護、接近永久性的品牌效應,是價值鏈中收益的重要來源。國內企業依靠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必然導致在價值鏈分配中,只能獲得微弱收益,收益不足反過來又限制了企業投資於研發來提高技術能力,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國內企業容易陷入貧困式增長。
三是擠出效應強,外來資本“飛地”制約國內產業升級
封閉式的生產網絡,使臺資企業在內地的生產,形成了自給自足狀態,在內地投資建廠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降低成本和接近銷售市場。這種新型的外來資本“飛地”,吸納了內地高層次技術人員和普通勞動力,必然使內地企業中的高層次技術人員,進壹步稀缺,限制了當地企業的技術能力發展,也使國內品牌商面臨的競爭更加劇烈。臺資企業對當地企業的擠出效應,將影響當地企業在價值鏈上功能升級的可能性。
四是知識流動少,技術轉移難以向國內企業外溢。
產業升級過程,是知識轉移和當地企業技術能力形成過程。然而外商投資企業在內地的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當地企業難以獲得顯性知識和隱含知識。如資料顯示,蘇州工業園區2003年的34份技術輸入合同中,專利技術、專有技術轉讓、許可費引進的交易額,超過了85%,主要是外來資本在園區投資企業從母公司的技術引進。在189份技術輸出合同中,買方壹般都是外來資本的母公司和國內分公司。這表明雖然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將研發中心和研發部門放在國內,但只承擔母公司的研發工作,基本不輸出到國內其他企業。而技術輸人引進方,也主要是外來資本投資的制造企業,園區內當地企業的技術進口額,僅占2%。
五是生產單壹化,限制國內企業協同效應發揮。
高度的專業化生產,使處於臺資生產網絡底層的當地企業,面臨生產結構單壹化問題,限制了生產活動中,範圍經濟和協同效應的發揮。
從事多產品、或多業務活動的企業,能夠通過利用企業的公***資源、業務活動之間的互補性,獲得協同效應。而當地供應商目前只能按照客戶要求,生產相對單壹的產品,協同效應難以發揮。
另外,生產結構的單壹。也限制了企業學習的來源,通過幹中學、或技術轉移所獲取的知識範圍較窄,而且專用性較強,知識範圍窄,反過來又限制了企業研發能力的提高。而單方面的知識專用性,易使企業在討價還價中,處於不利局面,借住加工貿易實現產業升級的願望,較難實現。
六是路徑依賴重,限制產業升級能力。
不同的產業集群在面臨外部沖擊時,表現出壹定程度的路徑依賴,集群克服路徑依賴的能力,決定了升級程度的不同。國內企業如果滿足於從事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就無法獲取或掌握核心技術,在技術上形成路徑依賴。如果當地企業不能通過多方協作,克服路徑依賴的影響,持續地被排除在生產網絡之外,或只從事簡單的配套產品生產,勢必限制其未來升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