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商投資為主導、加入全球價值鏈生產的加工貿易，迅速改變了我國產品出口結構，促進了GDP增長和勞動力就業。然而，壹些行業卻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這些行業中的外商投資，在內地形成了壹種封閉式生產網絡，和當地零部件供應商基本割裂。外商投資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用了成本優勢並獲得產業升級，而國內企業則因為封閉式生產網絡的屏蔽作用，面臨較大的升級障礙。本文以臺灣筆記本電腦在內地封閉性的生產網絡為例，分析加工貿易對國內產業升級的制約。
2001年臺灣當局改變了對內地投資政策，同時臺灣島內筆記本電腦的生產加工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於是臺灣企業紛紛將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遷至我國內地。這種遷移過程，也是長三角、珠三角電子產業集群形成過程，尤其是長三角地區，集中了主要筆記本電腦生產企業。據蘇州海關統計，2006年僅蘇州市就出口筆記本電腦2207.4萬臺，貨值157.1億美元，貿易量占全國的42.5％，約占全球的1/4。但這些裝備全球的“蘇州造”筆記本電腦，幾乎全是加工貿易貼牌組裝生產，研發設計、特殊材料、關鍵部件及產品銷售，均嚴重依賴臺商，組裝用的零配件，主要通過跨國集團內部采購和調撥，當地企業難以進入料件配套體系。
長三角地區產業基礎較好、生產者素質較高、服務業比較發達，臺灣12大筆記本電腦代工廠商將遷移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目前內地的產能已占這些公司產能的60％~100％，並逐步形成產業集群優勢。當早期的仁寶、緯創等筆記本電腦企業和其他電子信息企業落戶長三角後，逐步形成了產業集群優勢。為利用這壹優勢，更多的臺灣筆記本電腦企業，開始選擇在長三角落戶，臺灣省內主要是總部和研發中心，負責產品設計和企業經營戰略。
技術的迅猛發展、需求的快速變化、收益的規模遞增，導致筆記本電腦價值鏈中、每壹環節都存在較大程度的專業化。而在專業化分工中，品牌主導企業和壹級供應商，就成為關鍵因素，決定著參與企業的布局及所處位置。
筆記本電腦的研發、制造等，分成眾多環節進行。產品設計和最終銷售，由Dell、HP、Sony、Toshiba等品牌商進行。臺灣的筆記本電腦企業，主要從事產品及零部件的研發與生產。
早期臺灣制造企業能力有限，在價值鏈中主要接受客戶訂單，按美國和日本主導企業的設計要求，進行生產。隨著臺灣企業技術能力提高和產業升級，主導品牌商專註於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品牌推廣、產品設計和銷售，將產品研發交由臺灣企業進行。臺灣企業則從OEM階段步人ODM，成為筆記本電腦行業的壹級供應商。1998年以來，OEM／ODM業務所占比重，維持在80％以上，而OBM業務所占比重很低。
在筆記本電腦行業價值鏈中.最關鍵的參與者，是品牌主導企業和壹級供應商。在銷售環節，品牌主導企業擁有強大的品牌優勢和全球銷售網絡，品牌商對價值鏈治理和收入分配，擁有較強的勢力，它們的訂單在壹定程度上，決定了生產商的生存和盈利。在生產環節，壹級供應商直接接受來自品牌主導企業的訂單，利用自己在技術能力上的優勢，研發產品，並利用形成的生產網絡，組織生產。由於壹級供應商在研發上的技術能力，次級供應商需根據它們的設計，生產對應的零部件配套產品。而快速的技術進步，縮短了產品生命周期，要求經常性地對產品設計和研發作出改變。品牌主導企業在推廣產品時，面臨的時間壓力大，這又要求品牌主導企業和各級供應商之間，形成互惠性的緊密關系，以滿足市場需要和彈性生產。
筆記本電腦行業中，壹級供應商發揮著重要作用，負責直接從國際性品牌主導企業處，承接訂單.並形成次壹級生產網絡。他們的競爭優勢，在於擁有獨占性資產，如客戶資源、關鍵技術等；次級供應商接受壹級供應商的訂單，並按其要求提供零部件產品，他們的競爭優勢在於低成本，以及交貨的快捷性和彈性。
為有效滿足壹級供應商的生產需要，二級供應商同樣大部分都落戶於長三角地區，有明顯的協同定位效應。主導企業通過與生產網絡中的供應商進行技術擴散和信息交流，以提高供應商的技術能力。
然而，在筆記本電腦行業主要的次級供應商中，幾乎沒有當地企業，主要的零部件大多為臺資企業、或其他外來資本投資企業所生產。換句話說，臺灣筆記本電腦企業在內地形成的，是封閉型生產網絡，即使有當地供應商加入，也往往是提供最低端的產品。如名碩電腦（蘇州）有限公司2006年筆記本電腦系列產品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為29.38億美元，但其中配套的國產原材料，僅0.088億美元，且大多為壹些技術含量較低的輔料，僅占出口總額的0.3％左右。
筆記本電腦行業在內地形成封閉式生產網絡，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壹是當地配套企業技術能力差。
缺乏技術能力，是阻礙國內企業創新和升級的關鍵因素。
筆記本電腦產業屬於典型的高新技術產業，而國內電子信息企業在技術水平上，與世界技術前沿差距較大。另外，主導企業擁有的是品牌優勢，如果產品存在質量缺陷，會對其造成巨大損失，因此其對產品質量要求嚴格，零部件產品的質量，也就此成為供應商能否獲得訂單的關鍵因素。壹級供應商對次級供應商的技術能力要求，也極其嚴格。如果臺資企業投資伊始，就與當地企業形成生產網絡，在技術飛速發展的筆記本電腦行業，勢必承擔巨大的成本和風險。
二是當地配套企業規模小。
筆記本電腦產品由於專業化程度高、規模經濟顯著，成本優勢是供應商的主要利潤來源，這就對供應商的生產規模，有非常高的要求。
內地電子企業多為中小型民營企業，缺乏政府的資金支持，規模小，成長速度慢，難以獲得銀行信貸，風險投資行業發展不足，資本進入退出渠道不完善，這就導致這些企業融資渠道有限。外部融資的困難，導致企業發展只能依靠自身資金積累，因此難以達到臺資企業迅速增加生產能力的要求。
三是價值鏈外部治理不足。
價值鏈治理不僅包括內部治理，還包括外部治理。
外部治理主要來自政府機構、行業協會等價值鏈之外的經濟主體對價值鏈規則的制定、監督和實施。如環境標準的設定、勞動保障法規和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設定、質量標準的設定、以及監督執行。當內地的制度環境，難以保證有效的外部治理時，主導企業和壹級供應商，就需耗費更多成本進行內部治理，嚴格控制下級供應商的產品質量、交貨時間等。為節省內部治理成本，臺資企業更願意維持以前供應商的治理關系，通過非正式協議提高效率，滿足交貨及時性的要求。
非正式協議能降低價值鏈治理成本，同時需要企業間的信任及聲譽作為支撐。如果轉換供應商，生產網絡中的企業，就需要更多的明確協議，以保障交易順利進行，必然導致治理成本增加。
四是臺資企業之間已形成社會網絡。
筆記本電腦企業在臺灣主要集中在新竹科技園區。資料顯示，2004年該園區就擁有全球70％的筆記本電腦產量，是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成熟的產業集群使臺灣企業之間，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網絡，***同的文化背景、社會規範、行為準則等，作為非正式契約，有助於減少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以往交易中形成的聲譽，使企業可避免違約等機會主義行為發生，從而降低風險。
五是依客戶需要定制造的產品特性。
雖然筆記本電腦的零部件產品，標準化程度相對較高，但還沒有形成臺式電腦壹樣的高度標準化，屬於典型的依客戶需要、定制生產的產品。為提高產品質量和性能，需各級供應商之間長期緊密協作，臺灣配套企業與壹級供應商，在過去形成了穩定的關系，符合這種便利性及成本要求。
封閉式的生產網絡，使國內企業升級困難。
這裏的升級，指當地企業加入全球價值鏈，向國際性企業學習提高競爭力，並據此在全球價值鏈中，改善企業所處位置的過程。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創新能力，以及保證產品和工藝的持續發展。
壹國產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分為低端路徑和高端路徑。嵌入價值鏈方式，影響企業持續盈利能力和潛在升級能力。
低端路徑是壹種貧困式增長路徑，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為追求經濟發展，不斷加入全球生產網絡，使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企業面臨愈發劇烈的競爭，出口或產出水平增加的同時，收益卻在降低。
高端路徑是隨著加入全球價值鏈程度的增加，能實現持續的收入增長。由於國內企業技術能力弱、規模小、融資渠道有限等原因，臺資筆記本電腦企業在內地，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生產網絡，當地供應商主要從事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雖然外來資本主導加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能迅速增加GDP、增加就業和改善出口產品結構，但當地企業並沒有得到全球專業化生產帶來的多少好處。
壹是後向關聯弱，根植性差的外來資本逐利漂移。
由於外來資本與當地企業之間缺少融合，當地供應商在筆記本電腦價值鏈中，處於低端位置，產業鏈後向延伸程度低。臺資企業OEM／ODM業務中，來自當地企業的增加值較低，對當地企業的後向帶動作用微弱。
如當地企業在臺資企業的技術監控與扶持下，僅能進行相當程度的工藝和產品升級過程，但依賴臺資企業的市場，進入通道和核心技術的功能升級，很難發生。再加上筆記本電腦本身技術的復雜性，技術示範效應不明顯。
由於根植性差，當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後，外來資本就有可能將生產基地重新選址於其他地區，進行逐利性漂移，如長三角地區已出現個別企業移至渤海灣地區、乃至東南亞壹些後發展國家的情況。
二是準入門檻低，國內企業陷入貧困式增長。
隨著整體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生產環節的進入門檻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與到生產組裝過程，這壹環節的收益日益耗散，導致生產環節增加值不斷降低。因此，能產生較高收益的領域，越來越脫離具體生產過程而轉向無形部分，如研發、營銷、品牌等非生產性高端環節，因為這些環節通常是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的，會形成較高進入門檻。而較長時間的知識產權保護，如長達70年的專利技術保護、接近永久性的品牌效應，是價值鏈中收益的重要來源。國內企業依靠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必然導致在價值鏈分配中，只能獲得微弱收益，收益不足反過來又限制了企業投資於研發來提高技術能力，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國內企業容易陷入貧困式增長。
三是擠出效應強，外來資本“飛地”制約國內產業升級
封閉式的生產網絡，使臺資企業在內地的生產，形成了自給自足狀態，在內地投資建廠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降低成本和接近銷售市場。這種新型的外來資本“飛地”，吸納了內地高層次技術人員和普通勞動力，必然使內地企業中的高層次技術人員，進壹步稀缺，限制了當地企業的技術能力發展，也使國內品牌商面臨的競爭更加劇烈。臺資企業對當地企業的擠出效應，將影響當地企業在價值鏈上功能升級的可能性。
四是知識流動少，技術轉移難以向國內企業外溢。
產業升級過程，是知識轉移和當地企業技術能力形成過程。然而外商投資企業在內地的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當地企業難以獲得顯性知識和隱含知識。如資料顯示，蘇州工業園區2003年的34份技術輸入合同中，專利技術、專有技術轉讓、許可費引進的交易額，超過了85％，主要是外來資本在園區投資企業從母公司的技術引進。在189份技術輸出合同中，買方壹般都是外來資本的母公司和國內分公司。這表明雖然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將研發中心和研發部門放在國內，但只承擔母公司的研發工作，基本不輸出到國內其他企業。而技術輸人引進方，也主要是外來資本投資的制造企業，園區內當地企業的技術進口額，僅占2％。
五是生產單壹化，限制國內企業協同效應發揮。
高度的專業化生產，使處於臺資生產網絡底層的當地企業，面臨生產結構單壹化問題，限制了生產活動中，範圍經濟和協同效應的發揮。
從事多產品、或多業務活動的企業，能夠通過利用企業的公***資源、業務活動之間的互補性，獲得協同效應。而當地供應商目前只能按照客戶要求，生產相對單壹的產品，協同效應難以發揮。
另外，生產結構的單壹。也限制了企業學習的來源，通過幹中學、或技術轉移所獲取的知識範圍較窄，而且專用性較強，知識範圍窄，反過來又限制了企業研發能力的提高。而單方面的知識專用性，易使企業在討價還價中，處於不利局面，借住加工貿易實現產業升級的願望，較難實現。
六是路徑依賴重，限制產業升級能力。
不同的產業集群在面臨外部沖擊時，表現出壹定程度的路徑依賴，集群克服路徑依賴的能力，決定了升級程度的不同。國內企業如果滿足於從事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就無法獲取或掌握核心技術，在技術上形成路徑依賴。如果當地企業不能通過多方協作，克服路徑依賴的影響，持續地被排除在生產網絡之外，或只從事簡單的配套產品生產，勢必限制其未來升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