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戰略的升級，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提出巨大挑戰。5000年來農業立國的歷史與傳統，面臨著同時完成農業現代化、工業化、信息化、全球化轉型的艱巨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新舊理念、思想、體制、機制、利益格局發生激烈沖撞與交鋒，13億中國人無論身在何處，無論自覺與否，均同時步入壹個超級大課堂，不斷學習、解決從內心的互相認同直至大國關系這樣的課題，***同謀求適應、推動這壹亙古未有之變。
從個人的全面發展，到以科學發展觀指導國家建設，微觀與宏觀問題千頭萬緒，矛盾交織，新壹屆中央領導集體，就是在這樣壹個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啟航。平穩、安全、快速地駛過這段充滿風險的航程，對實現我國的戰略目標至關重要。
開放沖擊
加入世貿組織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開放態勢，與國際經濟的全面接軌，使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凸顯。
2004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為6％，是1982年的5倍，當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突破壹萬億美元，成為繼美國和德國之後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同時，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562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中國已躋身國際市場最大開放經濟體之壹。
開放的經濟態勢增加了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和需求，並使經濟運行中的新老問題、結構體制糾合伴生的弊病、對外經濟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顯。
●艱難承受的經濟之“重”
全面開放推動中國國際國內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傳統的粗放式產業擴張重新顯現，伴隨新壹輪重化工業的發展，中國經濟承受著巨大壓力。
入世三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十分顯著，2004年的貿易規模相當於2001年的2．3倍，貿易增長連續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國家利益、企業利益、國民福利增長與貿易的高增長並未同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趙晉平說，目前外貿增長更多的還是源自數量型的增長。
趙晉平分析，2004年，中國出口增速為35．4％，出口價格上升了5．3％，而進口價格上漲10．3％，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在下降，這說明中國從外貿中得到的國民所得不高，對外貿易還是依靠數量型增長，對國民福利的貢獻相對有限。
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使得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擴容，中國進入第二次重化工業擴張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經歷了1998年之後的調整改造，食品、輕紡、家電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內市場需求飽和的情況下，開始更多的轉向國際市場發展。同時，隨著國內消費結構的升級，汽車、住房、電子通訊等新興產品加快增長，這帶來了新壹輪重化工業的發展，加大了對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基礎產品和原材料產品以及各類設備的需求。伴生而來的是部分行業出現短缺，導致鋼鐵、水泥、石化、煤炭、電力等部門高速增長，同時也使粗放型增長方式和短缺經濟條件下的體制弊端重新擡頭。
在經濟規模擴張下，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張立群認為，中國在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資源浪費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僅僅對國內有影響，也在國際市場中有所表現。2004年我國有20多個省市拉閘限電；煤炭價格壹路走高，石油進口亦躍居世界第二，而鐵路的請車滿足率只達到35％。我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後，煤電油運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制約瓶頸，同時環境汙染、資源浪費加劇，安全生產事故增加等都敲響了警鐘。
中國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性明顯增強，隨之而來的，是如何保障我國外部資源、能源供給安全性。趙晉平說，目前，石油、鐵礦石、氧化鋁等重要的資源、能源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所必須的新的要素供給。盡管我國在世界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較低，但在增量中我國所占的比重是比較高的，從動態的角度來看，我國對外部資源的依賴程度在逐步提高，這是中國經濟在未來發展回避不了的現實，也是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的背景下值得探討的課題。
●體制競爭亟待出手
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經濟競爭力不斷提高檔次。從產品競爭進入產業競爭，從經濟競爭進入體制競爭，變革的壓力已由經濟領域傳導到政治、社會領域。
經濟主體的活躍程度與發展質量是決定經濟競爭成敗的關鍵，而在中國，體制束縛尚未完全打破。張立群認為，面對開放的競爭環境，需加快完善市場主體的自我約束機制，即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機制，而目前仍有壹些體制弊端影響企業的自主性，這包括市場和產業準入規則不完善，執行不嚴格；土地管理方式不適應形勢的變化；投資約束機制不健全，各級政府部門對投資和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過多，國有銀行和各類金融機構與政府的關系過於緊密，行政主導的投資擴張機制仍然存在等。
此外，目前的風險應對機制、防範、監管機制等仍是在過去尚未完全實行開放型經濟的背景下確定的。趙晉平說，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斷地提高，相互影響非常直接。世界經濟壹旦發生變化，將直接影響國內。因此，需要在開放型經濟的背景下，重新考慮建立風險防範應對機制。
在經濟全球化與對外開放的形勢下，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不再是封閉的、與世隔絕的，需要積極、主動地改革現有的企業制度、市場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接軌，並盡可能增加體制的應變性。這將直接對政府體制帶來影響，“倒逼”改革。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說，政府轉型及政府自身的體制改革正是下壹步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癥結”。從目前看，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諸多矛盾和問題，與政府職能的定位失誤——或越位、或錯位、或缺位有關。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基本的思路應該是由“經濟管制型”政府轉變為“公***服務型”政府，即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上來，重點抓投資體制特別是“審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壟斷”。
在改變經濟調控方式的同時，政府職能轉變還要調節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張立群說，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前，由於偏重於經濟增長，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歷史欠賬較多，特別是公***服務在城鄉、地區之間的反差較大。跨過人均GDP1000美元以後，人口、就業、老齡化、收入分配、公***服務等方面的矛盾和問題將越來越突出，極易引起部分社會成員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沖突。而這是政府必需解決的。
●學會駕馭全球市場
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高於大多數國家，在世界市場中所占份額也快速提高，因此今後壹段時期內將會進入貿易摩擦的多發期。迄今為止，中國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自加入世貿組織到2004年11月底，國外***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137起，涉案金額約35億美元，涉及產品約4000種，涵蓋五礦化工、機電、輕工、紡織、食品土畜等多個行業，其中農產品、紡織品等已逐步成為國外對我反傾銷的熱點。
趙晉平認為，今後的貿易摩擦將會反映在三個方面：壹是各國會更多地利用反傾銷、特別貿易條款等貿易救濟措施對中國商品加以限制並保護其國內產業；二是發達國家將更多地利用非傳統的貿易壁壘，如環保標準、勞工標準、社會責任標準等來設置更多的障礙；三是我國面對的知識產權糾紛有增加的趨勢。
面對這種沖突，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提高駕馭世界市場的能力。趙晉平認為，這至少包括以下三個內容：首先，如何在多邊體制中更多地發揮中國的作用，以影響規則的制定。入世前3年我國主要是通過自身制度的完善來適應世貿規則的要求，履行世貿組織成員的職責和義務。下壹個階段，我國需要更多地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尋找具有***同利益的合作夥伴，***同參與規則的制定，使得規則的制定能夠朝著有利於大多數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而不至於被少數國家所壟斷。其次，推進區域貿易安排。區域貿易自由化是當今壹大趨勢，加入這壹進程，加強我國與周邊國家、地區的貿易安排，將有利於提高我國在多邊機制下的合作能力、合作質量和水平，也有利於雙方建立資源互補或優勢互補型的經貿關系。最後，妥善處理雙邊關系。貿易摩擦和糾紛大都發生在雙邊關系的範圍內，處理好雙邊關系應該是今後我國對外經濟的壹個重要方面。(文 ／ 記者 袁 元)
調控博弈
在壹年多的宏觀調控過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明在20年市場化改革之後，政府仍然是經濟發展中最大的投資主體。
“2004年可以用四個字總結——驚心動魄！”窗外響著稀稀拉拉的爆竹聲，在年關即近的蘇南某市，市委宣傳部長梁雄向記者坦言，“說實話去年年初市裏雄心很大，什麽都想幹，對中央的調控政策有抵觸。但不論是雄心還是積極性，都忽略了協調發展這個大概念。”
他聲稱幸虧該市最後剎住了投資“虛火”，否則按計劃把“攤子”鋪開，現在難以收拾。
●馴服過熱
無農不穩。此輪經濟過熱的警號首先從農業發出。2003年壹季度，中國GDP增幅達9．9％，二季度受SARS影響增幅仍達到7．9％。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不健康因素開始出現：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至15億畝以下，是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當年糧食大幅減產至8600余億斤，人均占有糧食為10年來最低。
2003年秋，糧價上漲，對物價指數產生向上牽引。但當時學者對經濟是否過熱意見不壹，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信號失靈。進入2004年後，宏觀數據變得發燙。前兩月，占全社會投資八成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暴增53％，尤其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投資以翻番的速度上升，鋼鐵投資的增幅甚至達到驚人的202％。
為此，2004年春節剛過，國務院即提出要制止鋼鐵、電解鋁和水泥行業的過度投資，要加強貨幣信貸調控，嚴格控制這些行業的貸款。但是，從各地傳來的信息顯示，壹些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當年“兩會”期間，某省官員說，“從全局看，中國的發展需要更多投資，某種意義上講，目前不是投資過多，而是投資不足或滯後。”
甚至在壹些地區出現了地方“集體抵制”宏觀調控的情形。典型代表就是鐵本事件和嘉禾事件，壹個是“壹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另壹個是“壹起集體濫用行政權力，損害群眾利益的違法違規事件”。
這種思想和行動的結果就是，盡管經濟出現了強勁增長，但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超過40％，而且增長方式是高耗低效。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總量的4％，石油消費卻是世界第二，鋼材消耗占27％，水泥消耗占40％，煤炭消耗占31％，全國23個省市出現了拉閘限電，到處缺煤、缺油，運輸極度緊張，國民經濟運行繃得緊緊的。
面對這個嚴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打出了壹系列“組合拳”。人民銀行於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4月26日發改委對鋼鐵、電解鋁等行業進行了資本比例調整；4月27日，國務院發文，發改委、銀監會聯合發文，對鋼鐵等十大行業固定資產全面清理；4月29日出臺關於土地流轉的“三個暫停”政策，同日銀監會以電話方式通知銀行嚴控信貸……
這些舉措被稱為以“管住土地、管緊信貸”為主要政策線索的宏觀調控。其特點被發改委主任馬凱總結為，主要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註重發揮信貸、投資、價格等方面的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事實證明，這套“組合拳”迅速帶來了宏觀經濟高燒的退卻。短短的3個月內，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幅下降到5月份的18．3％。經濟運行2004年下半年開始步入穩定。
●體會科學發展觀
“飆車”的經濟被“點剎”平穩了，這使中央決策者更加認識到，長年對GDP的崇拜和以經濟指標為主的政績考核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危害，解開問題的癥結還在於端正我們既有的發展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在接受采訪時認為，宏觀調控不應是對發展的限制，但就地方官員的行政作為而言，還得從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思路中解放出來，從強烈的政績取向、自利沖動中掙脫出來，把加快發展的動力引導到投資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換、清除壟斷壁壘上來，引導到轉換增長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產業素質上來，引導到理順利益關系、公平競爭環境、增強公***服務上來。
他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體制改革和從二元經濟結構到現代社會經濟結構轉變的社會轉型時期，必須統籌推進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實現三者關系的協調。王夢奎強調，“現在國內外環境比過去復雜得多，要解決的問題也比過去復雜得多，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增強經濟增長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才能趨利而避害。”
觀念是壹方面，既有的體制設計也讓地方難以擺脫粗放的經濟發展慣性。比如在傳統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要提高當期財政收入和吸引外資，土地政策優惠是最快捷獲得的資源和財源。
北京市政協委員蔡金水指出，“地方政府要通過以土地批租為核心的經營城市帶動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加上獲得土地是計劃經濟，用地上是市場經濟。巨大的利益空間使地方政府成為巨大的‘地主’。”因此，壹面是中央政府強調保護耕地，另壹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動機是獲得土地雙軌制的巨大利益。結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違法亂紀、農民鬧事的危險，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據了解，近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億元，而1998－2003年全國實現積極財政政策發行的國債總額壹***是9300億元。也就是說，過去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的收入接近過去5年的國債總額，為遍地開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巨大利益的誘惑使地方政府無視了宏觀調控的種種信號。
因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深化政府改革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關鍵，“在新的發展階段，政府職能及其運行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決定性體制因素和關鍵。如果說20多年來以企業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體制條件，那麽，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轉向政府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