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定主義允許建立任何把事實組織成某種連貫整體的鴿籠體系。只要可能，約定主義者便永遠不想觸動這種鴿籠體系的中心：當由於反常入侵而出現困難時，他只是變更壹下外圍陣容，並使其復雜化。但約定主義者並不認為任何鴿籠體系是被證明為真的，而只認為它是‘約定為真的”（甚至可能認為既非真又非假）。革命的約定主義認為不必永遠堅持壹個給定的鴿籠體系：如果這壹體系笨拙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而且如果有人提出了壹個更簡單的體系來代替它，就可以放棄這壹體系。這種約定主義在認識論上，尤其是在邏輯上，比歸納主義要簡單得多：它不需要正確的歸納推理。真正的科學進步是累積的，發生在“已經證明的”事實基礎層的；理論層的變化只起工具的作用。理論“進步”只在於方便（“簡單性”），而不在於真理內容。當然，也可以在“事實”命題層上引進革命的約定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接受“事實”命題是根據決定，而不是根據實驗“證明”。但這樣，如果約定主義者要堅持認為“事實”科學的增長與客觀的事實真理有關，他就必須在他的科學遊戲規則之上發明某種形而上學的原則。否則，他勢必要陷入懷疑主義或至少某種激進的工具主義。
（澄清約定主義與工具主義之間的關系是很重要的。約定主義依賴於這樣壹種認識，即錯誤的假設也可能有真實的推斷；因而錯誤的理論也可能有巨大的預測力。因此約定主義者不得不正視對錯誤的競爭理論進行比較的問題。他們大多數人把真理和真理的表征混為壹談，並意識到自己持有某種實用的真理理論。波普爾關於真理內容、逼真性和證認的理論最終為壹種在哲學上完美無缺的約定主義打下了基礎。另壹方面，有些約定主義者沒有受過足夠的邏輯學教育，因而不能認識到，有些命題雖未被證明，但可能是真的；有些命題具有真實的推斷，但可能是錯誤的，還有壹些命題是錯誤的，但又近似於真。這些人選擇了“工具主義”：他們認為理論既不真又不假，只不過是預測的“工具”。這裏所定義的約定主義是壹種哲學上健全的見解；而工具主義則是它的壹種退化的形式，它建立在由於缺乏基本邏輯能力而引起的哲學混亂的基礎上。）
革命的約定主義是作為柏格森主義的科學哲學而問世的：口號是自由意誌和創造力。約定主義者的科學道德法典沒有歸納主義者的那樣嚴格：它不禁止未經證明的臆測，允許圍繞著任何虛構的觀念建立鴿籠體系。而且，約定主義不給被放棄的體系貼上非科學的標簽：科學的實際歷史中被約定主義者認為合理的（“內部的”）部分要比歸納主義者認為合理的部分多得多。
約定主義歷史學家認為，重大發現基本上是新的更為簡單的鴿籠體系的發明。因而，他總是對簡單性做比較：鴿籠體系的復雜之處及其被較簡單的鴿籠體系所革命地取代，便構成了他的內部歷史的支柱。
在約定主義者看來，科學革命的範例是哥白尼革命。約定主義者竭力證明拉瓦錫革命和愛因斯坦革命也是用簡單的理論取代笨拙的理論。
約定主義的編史學不能合理地說明為什麽人們在最初的實例中選擇了某些事實，或為什麽在各個鴿籠體系的相對優劣尚不明確的階段，人們便試用了某種特定的鴿籠體系而不是其他的鴿籠體系。因此，約定主義同歸納主義壹樣，與各種補充性的經驗的壹“外部主義的”綱領是壹致的。
最後，約定主義的歷史學家象他的歸納主義同事壹樣，經常碰到“錯覺”的問題。例如，約定主義認為大科學家靠他們想象力的激發而得出理論是“事之常情”，那麽，為什麽他們常常聲稱他們的理論是由事實推論出來的呢？約定主義者的合理重建與大科學家本人的重建常有出入——約定主義的歷史學家把這些錯覺的問題交給外部主義者去解決。
物權法定主義包括：第壹，無權必須有法律設定。所謂物權不得由當事人隨意創設。第二，物權的內容有法律規定，而不能有當時人通過協議設定。第三，物權的效力必須有法律規定，不得由當事人隨意確定。
其意義在於：物權法定原則與合同自由原則是有本質區別的。物權禁止私人意識進入，而合同則大力鼓勵私人意識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