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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漢英詞典前言

漢英詞典(第三版序言)

詞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第三版序言)

第三版漢英詞典的工作始於2000年,歷時十年。現在編校接近尾聲,終於可以拋開詞條和校樣寫壹篇編輯感受了。但我得先放下這本詞典,請讀者跟我走得更遠,看壹看中外詞典編纂史的源頭。

世界上有壹本中外詞典,從400年前開始。16年底,利瑪竇(1552-1610)、尼古拉·特裏戈(1577-1628)等耶穌會士為方便新來者,陸續抵達中國。這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漢拉詞典完成於1598年,是迄今為止已知的第壹部西方中外詞典。不幸的是,它沒有出版,它的手稿被認為仍然在羅馬的耶穌會檔案館。後來又有了中意、中葡、中西、中法字典的手稿或文稿,大部分是傳教士寫的。在17和18這兩個世紀裏,西施為學習漢語而編纂的字典、單詞手冊和音標數量很多,但只有少數能有幸被出版成書。中國學者最熟悉的大概是《西方儒家耳目》(1626出版於杭州)。乍壹看,這也是西方學者學習漢語的字表,但它使用的拉丁拼音法是世界上第壹個公之於眾的漢語拼音體系,堪稱現代漢語拼音方案之箭。早期的中外文詞典除了在中國的註音方面做出貢獻外,在中西人名的翻譯、概念的解釋、成語的描寫,甚至對漢語結構特征的認識等方面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

漢英詞典的編纂起步較晚,因為英國人和美國人來中國較晚。而漢英詞典的編纂出版,因為有前輩詞典的參考,有更多中國學者的參與,似乎更加順利。第壹部正式出版的漢英詞典是馬禮遜主編的《漢語大詞典》(1782-1834),於1819年在澳門出版。此後,到20世紀中葉,中國的英美學者編纂了許多漢英詞典,如衛三畏主編的《漢語音節詞典》(1812-1884)。翟立思(1845-1935)主編的壹本漢英詞典(1892);馬哥編的壹本漢英詞典(1931-1918)。這三本漢英詞典都是在中西貿易的最大港口上海出版的。

漢英詞典的編纂和出版歷史與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是同步的,20世紀也是如此。從65438年到0978年,文革剛剛結束,中國大陸出現了第壹部由中國人編纂的漢英詞典,也就是這本詞典的第壹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改革開放三十年,這本北京外國語大學漢英詞典剛剛走過三十個年頭。這不是巧合。它是漢英詞典出版史和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呼應。雖然是1978年出版的,但是漢英大詞典的編纂卻是在運動如火如荼的1971年開始的。那是壹段艱苦的時光,但編者們依靠學者的責任感和敬業精神,克服了社會環境、數據條件等各種限制,及時完成了壹項龐大的工程。在漢英詞典編纂史上,這第壹步極其重要。今後無論是續編、新編還是編著的哪本漢英詞典,都或多或少受益於1978中的第壹本。當然,壹個時代總會有自己的問題。畢竟1978版承載了十年動亂的痕跡。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迅速提升,漢語詞匯更新迅速,很快就需要再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以下簡稱“外研社”)於1995推出修訂版漢英大詞典。與此同時,其他漢英詞典也相繼問世,如的《漢英大詞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德的《漢英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吳和程振球的《新時代漢英大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惠。在這些作品中,有的詞類標註精美、體系突出,有的以豐富的科技術語取勝,有的以文字多、例證細而廣受好評。在當今的漢英詞典領域,確實各流派爭奇鬥艷,也只有這樣,詞典行業才能蓬勃發展,讓學術界和市場都受益。

字典是給人用的,所以要時刻考慮方便性和實用性。但是詞典要整理壹門語言的詞匯單位,總結出壹個清晰的體系,所以壹定的理論要貫穿其中。就詞類的解釋而言,早在《吳賦》中,編纂者就試圖界定壹些詞的語法功能,如將“個”字解釋為“先於各種名詞的助詞,表示個性”。後來的漢語詞典和漢英詞典都把“個”標為量詞,只是把描寫性的語法描寫換成了明確的詞性標記,處理方式不同,實質上的理解與《武賦》無異。另壹個例子是“men”這個詞,它被定義為“加在人稱代詞和附屬物上形成復數的助詞……”,這完全符合我們對“男人”作為後綴代表復數的標簽化和解釋。馬禮遜能夠形成這個定義,是因為當時西方人已經學習了漢語語法。在編寫字典之前,他自己出版了壹本漢語語法書《漢語語法》(Serampore,1815)。語法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對詞類的認識,自然會在詞典編纂中得到體現。中國人自己研究漢語語法,即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語法,是從馬建忠(1898)的《馬史文通》開始的。近百年來,語法學家對詞類劃分的認識逐漸體現在漢語詞典的編纂中。《應用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年)、《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漢語出版社/外研社,2004年)和《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商務印書館,2005年)都系統地提供了詞性標註。漢英詞典也不落後。武廣華的《漢英大詞典》、德·柯凡的《漢英大詞典》、於慧的《新世紀漢英大詞典》都標註過詞類。以前漢語裏有句話叫“詞無定類”。漢語的詞是“定”還是“不定”?如果有課可上,那麽界限在哪裏,歧視的標準在哪裏?這些問題在語法領域還是會有爭論,但在詞典領域,似乎人們更願意相信。畢竟漢語詞類並不總是亂七八糟的,沒有體系和規則。詞典傾向於實用,拋開語法家之間的差異,尋求壹個大致可行的詞性框架。

大家都在做詞性標註的工作,這本詞典只是跟風而已。但是在我們現有的基礎上,我們仍然想嘗試更進壹步,將標記進行到底,以形成壹個單詞。在這方面,過去有過壹些嘗試,包括本詞典的上壹版。從1995修訂版《序言》中的壹句話可以看出,當年的編纂者對單字所涉及的詞性也是有所思考的:“單字條目中的束縛語素與自由語素的處理是不同的。”具體來說,凡是本身沒有意義,只作為構詞成分的詞,如“蝴蝶”的“蝴蝶”、“仿佛”的“佛”,在釋義中都用“見下”或“見”(亦見)來表示。這次修訂,不需要拐彎抹角的解釋,直接用明確的標記:“蝴蝶”和“佛”只是無義音節,不是語素(=語素),所以標記為音;有意義但壹般不單獨使用,只作為構詞成分的詞,如“起”,標為語素。有些詞不是單獨使用,而是在古代就成了詞,比如“蝰蛇”、“蝰蛇”(《說文解字》:“蝰蛇、蟲”;《玉》:“蛇也有毒,螫手斷。”)是單音節詞。當我們遇到這類詞的時候,還是把它們當做獨立的詞。比如“福”字作為名稱標註,但增加了文體標記“古”。由於漢語歷史悠久,古今差異明顯,書面語和口語差異也相當大,所以往往需要把詞性和語體放在壹起考慮。在文體和修辭標註方面,這次修訂也做了壹些改進,區分了文言文、書面語和口語。另外,考慮到不同文體之間的差異不壹定是絕對的,很多時候只是程度的問題,我們把“多”和“常”放在壹些詞的文體標記之前,比如我們把“然而”標註為“多書”。表示語氣轉折的連詞有好幾個,“然而”是比較正式的壹個;英語口語中也不是沒聽說過,但是如果壹個人平時說話總是“然而,然而”,就會顯得書生氣。通常我們說“但是”或者“但是”。至於“然而”,在口語中基本聽不到,所以貼上“書”的標簽也不會有什麽疑問。

名詞、動詞、形式、副詞的詞性標註是針對漢語詞匯而設置的,但漢語和英語的詞性劃分和布局畢竟不同,所以有時英語口譯中使用的詞匯的詞性和漢語詞匯的詞性並不壹致。壹般來說,我們會盡量做到源語和目的語的詞類壹致,壹是能體現英語和漢語的* * *性,二是語感上更舒服,三是能提供壹種額外的表達。例如,將“維持和平”翻譯成“維持和平”當然是可能的(例如“軍隊中的維持和平部隊”等)。),但既然這是壹個動詞,我們不妨把翻譯的意思改成“keep (the) peace”(例如,參見外研社的《牛津英語搭配詞典》,2006)。詞性標註時參考《現代漢語詞典》(2005),必要時會補充或標註。比如《現代漢語詞典》把“退票”標註為動詞,本詞典第壹版(1978)只有動詞釋義,但修訂版(1995)已經把這個詞當作動詞和名詞了:①退票;獲得退票②退票(或未使用)票:etc ~尋找退票(或未使用)票。這次修訂不需要改變原來的定義,只是增加了詞性標記。對於“退款”、“退款”等帶有常用動詞、名詞的詞,單獨標註詞性更為合理。我們再舉壹個例子。“簽名”壹詞在《現代漢語詞典》和《應用漢語詞典》中只標註為動詞,而舊版本詞典只有壹個動詞定義(簽名;親筆),但在下面的例子中,“簽名”顯然是個名詞:“為請願征集獲得10000份~為請願征集到10000個簽名”,所以我們不妨把名字和動詞分開。用例很重要,英語詞典之父塞繆爾?塞繆爾·約翰遜(1709-1784)說得好:“詞必須在使用中找”(…詞必須在被使用的地方找)。漢語的詞性本來就活潑。說壹個詞是名詞、動詞、形容詞或者別的什麽,往往是好的。為了說明問題,最好配以自然恰當的例子。

本詞典為“中型語言工具書”(序言修訂於1995),此次新修訂無意改變這壹立場。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控制長度,避免太大。以單字條目“舒”為例。由於“家書”和“私書”都是單獨的文章,所以此類詞語不再作為例子重復引用,而是用參考符號來表示這些常見的搭配。壹方面要節省篇幅,另壹方面要保證解釋完整,例證充分。對於單字詞條,在提供例句時盡量找到自己單詞的用法。還是以“舒”為例,壹般辭書所舉的例子無非是“家~”和“私~”。但是,何不以“六歲入~ ~六歲入私塾”為例,將“家~”和“私~”列為參考項。有些詞典是想讓人們方便使用,不用再花時間另起壹頁,所以在“學校”壹詞下給出了“家~,私人~”之類的例子。這有自己的好處,相關的詞馬上就能看出來,但也有壞處:如果所有的詞都是獨立的文章,作為例子,那麽壹本字典裏重復的內容必然會增加,頭自然會變大。部門頭大,拿在手裏重很多,但也不方便。此外,消費者不得不為更多的拷貝支付更多的費用,這是另壹個缺點。“有利有弊”,老話說得壹點沒錯。不同的字典有不同的思路和編纂方法,可能在某壹方面是好的,但在另壹方面是不足的,恐怕很難面面俱到。所以編譯者不必互相貶低,專家也不必攻擊。正是因為有了妳們不同的編輯方式,讀者和用戶才能有更多的選擇,才能繁榮詞典行業。

既然是漢語詞典,就要多收集生活中的常用詞,盡量不要漏掉。當代中國的語言生活異常活躍,網絡詞匯特別豐富多產,創意無窮。人們對於接受還是不接受低俗的新詞新義,接受哪個,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認為,詞典應該是穩定的,等壹個詞穩定下來,成為詞匯中的壹員,才作為壹個詞收錄。這種意見當然有道理,但有時候並不容易判斷壹個新詞是否已經穩定下來,它的穩定狀態能持續多久。筆者的觀點是,只要是億萬人口中常見的新詞新義,哪怕只是漢語發展史上的壹個過客,幾年後都有可能退出使用。詞典有很多功能,其中壹個功能就是記錄壹個時代特有的詞匯和用法。詞典不僅服務於這個世界,更是為後人編纂的:讓後人在回顧21世紀初的歷史時,在我們的詞典中找到這個時代特有的詞匯。

未來20年、20年,漢英詞典領域將呈現怎樣的局面?可以預見,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融合和中國文化逐漸走出國門,漢英詞典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這部詞典收錄了很多關於中國文化的詞匯,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提煉和擴充,編寫出更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典。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不僅是以經典和考古為基礎的傳統文化,也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和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文化。不是單壹民族的漢文化,而是多民族元素的中華文化;不局限於大陸的文化,而是涵蓋了港澳臺的大中華文化。此外,海外漢語學習者的數量也在增加。考慮到這種需求,我們也可以致力於編寫壹本對外漢語教學用漢英詞典。讓外國人學習漢語,這是西施著手編纂漢英詞典的初衷。今天,我們不應該忽視這個目的。壹部外向型漢英詞典可能需要更多關註當代生活詞匯,充分分析用法差異,提供更多搭配和例句,突出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難點。再者,漢英詞典還可以進壹步專業化、系列化,以滿足科技、商業、政法、體育、旅遊、休閑等領域讀者和用戶的需求。在這些方面,具有相當規模的外研社雙語平行語料庫應該可以大顯身手。

電子媒體的介入極大地改變了詞典編纂的工作平臺。以前人們只能用紙筆手工制作卡片、抄條目,現在人們直接在電腦上操作,紙筆成了輔助工具。國外壹些出版社開發了編輯詞典的軟件,依靠自己的語料庫寫文章,潤色,增刪,在線定稿。這些無非是技術手段。我們可以學,也應該學,而且學起來也不算太難。真正困難的是如何應對電子詞典和網絡詞典的挑戰。電子詞典和紙質詞典的區別只在於材質和外形:紙質版做成電子版,查找快捷,攜帶輕便,而實質內容和編纂方式沒有改變。網上詞典有兩種:壹種是在網上建立電子詞典,雖然界面廣闊,但看起來是壹個封閉的系統,是紙質在屏幕上的延伸,只方便相關條目的相互參考,提供更多的相關信息和豐富的站點鏈接;另壹種則不同,采取網上自由參與、共同創造(如WIKI)的方式,改變千百年來壹直由少數詞典編纂者圈定詞條、給出解釋的做法。後壹種類型的在線詞典是壹場真正的革命,將單詞從專家手中解放出來,還給了人民。需要註意的是,文字曾經存在於億萬人的口中、書面語中,現在又回歸到人民的字典中,這是文字回歸自然的源頭,也是其輸出。在互聯網上,詞典編纂的空間是開放的,界面是自由的,編者和讀者的界限是模糊的,主客體的區別不再重要。如果有網絡辭書這壹行,從業者的任務不是自己編詞典,而是協調管理詞典。面對網絡詞典的革新,紙質詞典也應該改變。但是怎麽做呢?目前似乎還沒有答案,需要學術界和產業界共同探索,通過實踐逐步實現。

在編纂這部詞典第三版的過程中,中國北方的同事和外國學者貢獻最大。課題立項之初,我與1995版主編魏東亞先生、副主編高先生共同探討了編輯工作,並邀請商務印書館主編徐世谷、北京大學教授潘、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鳳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莊壹川共同探討了編輯要領。我們聽取了妳提出的建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陳德彰、李晶、沈玉萍,聯合國高級口譯員施曉菁,外研社主編張思瑩女士參與了分階段修訂;外國語學院研究生、於恒、和校外同誌徐海、王、周,分別承擔詞條修改工作,尹洪波博士協助審核詞性標註。外交學院教授和澳大利亞漢學家馬艾德博士也加入了我們的小團隊。到後期,外研社學術與詞典分會的十余位編輯投入巨大。除了正常的編輯和校對工作外,他們還在收集新詞新義、編纂附錄、繪制詞條和圖片等方面做出了貢獻。言語難以表達,我也很了解自己。我想借新版的機會對所有的合作和支持者說聲謝謝!詞典的出版日期也是編輯們害怕的時候。他們願意聽取各方意見,希望將來能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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