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片主要擔任宣傳任務，並對壹些珍貴的影像資料進行匯總和整理。
在"傳統"的大型紀錄片領域，由國家出資拍攝並直接承擔政治宣傳任務的"歷史文獻"紀錄片在20世紀90年代數量極多，其在題材上分為兩類：壹類為展現領導人生平的作品；另壹類則以呈現重大歷史事件為主題，如《改革開放20年》《香港滄桑》《澳門百年》《百年中國》等。這些作品既然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向，自然也無須過多考慮市場和觀眾的反響。它們大多以配合不同時期的宣傳任務為目標，並對壹些珍貴的影像資料進行匯總和整理。
此外，還有壹類幾乎對流行審美毫不在意的紀錄片，那就是所謂的"人類學紀錄片"，即對邊緣地區或群體的生活方式加以客觀呈現的紀錄片作品，其代表性作品包括1993年獲第30屆"亞廣聯"大獎的《最後的山神》（中央電視臺制作），以及1996和1999年相繼於西方獲得重要國際獎項的《山洞裏的村莊》（雲南電視臺制作）和《婚事》（成都電視臺制作）等。
人類學紀錄片"由於"以人類***通的情懷觀照了壹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受到西方評論體系的青睞，而在壹些固定欄目中播出的頗受歡迎的"小紀錄片"（如上海電視臺《紀錄片編輯室》播出的《德興坊》等）卻因視點過分集中於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及其解決難以贏得主流評論界的充分認同。前者而非後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創作者投身其中。對緊貼社會現實的議題的回避，使得人類學紀錄片成為創作者的壹種既安全又雅致的文化選擇。但在這類紀錄片繁榮發展的同時，我們很難回避壹個多少有些冷酷的事實：這些作品在本質上是非電視化的，它們幾乎完全不在意觀眾的喜好，而以贏得國際獎項為主要目標，電視對它們而言只是壹種形式意義上的"身份標識"。
所以，無論欄目化的"小紀錄片"、國家投拍的大型主旋律"歷史文獻紀錄片"，還是在這壹時期創作者心中代表著"前沿"與"時髦"的"人類學紀錄片"，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選擇了壹條小眾化的道路。也就是說，《話說長江》所帶來的那種全民觀看、全民熱議的文化效應，已經不是20世紀90年代的紀錄片創作者所追求的目標。電視紀錄片開始明確地以壹種高雅文化的自我認同來規劃自身的發展路徑。身兼資深電視從業者、電視業管理者和電視學者三重角色的鄒凡揚曾在接受學者胡智鋒的采訪時明確指出："紀錄片應該是有規格、有品位的作品，有比較深刻的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要求它的觀眾有較高的文化水準。"這樣的觀點在整個90年代其實有著廣泛的代表性。
從另壹個角度來看，那種為孫玉勝所激烈批評的"玩技巧"的技術主義傾向，也令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專業化程度在這壹時期大大提升，從《最後的山神》開始，中國的主流紀錄片創作已經達到或接近國際水準。創作者們逐漸明白20世紀80年代《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的成功並非紀錄片這種電視節目類型的功勞，而是這些作品的價值內涵與整個社會範圍內彌漫的理想主義與精英主義話語互相應和的結果。
80年代重價值、輕技法的創作偏向使得紀錄片雖暫時地贏得了觀眾，卻也無可挽回地失去了本性。因此，90年代的紀錄片創作者雖仍然以電視業的文化精英自居，但他們已經漸漸拋棄了舊式文人知識分子所秉持的與社會經濟基礎格格不入的理想主義，他們的精英信條開始構築在另外壹種意識形態之上，那就是以紀實為理念與實踐核心的專業主義。
20世紀90年代是電視傳播技術飛速發展的時期，20世紀下半葉相繼出現的新型傳播技術在對傳統的無線傳輸方式構成沖擊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整個電視業的格局。其中，尤以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和互聯網電視最值得關註。有線電視是較早發展成熟的壹類傳播技術，指以電纜、光纖等有形線纜為信號收傳載體的電視廣播系統。這壹傳輸方式避免了無線電傳輸過程中存在的信號衰減和圖像失真等問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始終是中國無線廣播電視系統的壹種重要的輔助技術，較為偏遠地區或地形復雜地區的人們往往通過設立"有線電視站"的方式來改進電視信號傳輸和節目播出效果。
在80年代，有線電視技術突破了作為單純的技術手段的"身份設定"，開始涉足內容生產領域，日漸成為壹種既平行於又吸附於傳統電視體系的獨立系統。那些規模不壹卻擁有自己的節目播出系統的有線電視臺、站"開始於大專院校、大的企業、賓館、農場"，後來又"迅速向街道居民發展"。至1985年前後，壹些中小城市和城市近郊區開始出現行政區域性有線電視臺，即冠以正式的行政區域名稱的有線電視臺。
針對有線電視這壹繁榮而混亂的局面，國家總體上采取了兩個步驟對其加以規範，壹是明確扶植管理權責明晰的行政區域性有線電視臺，二是清理各社會機構開設的有線電視臺和有線電視站。1990年11月16日出臺的《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明確國務院授權廣電部及全國各級廣播電視行政部門對本行政區域的有線電視實行行業管理，並負責開辦區域性有線電視臺，這意味著那些由省、市、縣三級政府部門開設的行政區域性有線電視臺作為"編外臺"的含混地位得以澄清，轉換為正式擁有"四級辦"體系中的明確地位的"正式臺"，這壹文件的出臺"標誌著我國有線電視走上規範化、法制化的發展之路"。
其後，廣電部又發布了壹系列針對有線電視技術和管理的相關行政法規，將總體的管理框架細則化。直到1994年廣電部下發《有線電視管理規定》，正式宣布取消原有的各"有線電視站"並壹律不再批準設立有線電視站，各行政機構依法設立的有線電視臺才終於成為中國唯壹合法的有線電視機構，全國有線電視系統的整合完成。
在政策的鼓勵下，從1991年開始，"四級辦"框架下的行政區域性有線電視臺開始在中國大量出現，逐漸富裕起來的城市觀眾非常樂意為更多的頻道和更好的播出質量付費。據統計，到1995年年底，全國***有有線電視臺1178座，用戶由1990年年底的1110萬猛增至4000多萬，至1997年年底又增至7000多萬，可見發展勢頭十分迅猛。但總體而言，國家對於有線電視發展目標的定位仍在於擴大電視信號的有效覆蓋範圍及提升電視節目的收視品質，即有線電視臺始終是作為無線電視系統的輔助物存在的。
在這壹思路下，有線電視臺自辦節目受到較多的限制，形成了"新聞不爭、廣告不辦、撞車讓路、完整轉播"的節目播出方式。也就是說，有線電視臺基本不與無線電視臺搶新聞；主要通過直接收費而非開辦廣告的形式盈利；當和無線臺同時獲得壹檔節目的播出權時，有線臺將首播權讓給無線臺；在大多數時候，有線臺以轉播無線臺的內容為主。但實際上，如同"四級辦"開設初期出現的混亂局面壹樣，遍地開花的有線電視臺為填補時段而播出了大量娛樂內容乃至非法內容，尤其是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得的境外內容，這引起了國家管理部門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