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歐盟要求前東歐國家的企業必須改革公司治理，特別是提高審計質量，增加透明度，只有這樣，才能加入歐盟。
“亞洲國家的企業，在公司治理上如果不做根本性的改革，任何管理技能的提升與科技實力的發展，都不足以讓亞洲企業在國際舞臺立足”，這是標準普爾公司調查後得出的結論。
在公司治理上做進壹步改革，同樣是中國企業肩負的重任。總體上看，完善公司治理，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需要研究解決以下問題。
究竟什麽是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結構”，以及通常所講的“法人治理結構”，在國際上統稱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概念界定，狹義的局限在董事會制度的安排上；廣義則包括股權結構、融資結構、銀行體制、企業購並、公司控制權市場、產品市場競爭度、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兼顧，等等。
目前，國際上有關公司治理的理論主要有四種：
第壹，伯利等人的理論。1932年，根據對美國公司的分析，他們得出以下結論：壹方面兩權分離，經濟上帶來了高效率；另壹方面也帶來了經營者可能並且經常違背股東利益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經營者強，所有者弱”的問題。此後幾十年，西方有關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是以這壹研究為基礎的。
第二，費蘭克斯等人的理論。1995年，他們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兩種類型：壹種是外部型，以美國公司為典型；另壹種是內部型，以歐洲大陸公司為典型。歐洲大陸企業的特點是，公司上市的較少，即使上市，股權也高度集中。比如，在法、德兩國，最大的170家上市公司中，80%的公司都擁有壹個股份超過25%的大股東。大股東主要為兩類：壹個是家族，壹個是其他公司。他們認為，在西方經濟學界曾流行的公司治理類型區分法，即德、日的銀行導向型模式和英、美的市場導向型模式，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德、日兩國的銀行在監督、控制公司方面，並未發揮什麽特殊的作用。
第三，拉波達的理論。1999年，拉波達分別對27個國家中20個最大的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兩權分離的內部型，不僅在歐洲大陸，而且在全球也是主要形式；相反，外部型只存在於美、英等少數國家。出現這種情況，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數國家都缺乏有效保護小股東的法律。
第四，“歐洲公司治理協會”的理論。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他們對歐洲大陸企業作了比較研究，並提出以下結論：壹是歐洲大陸企業投票權的集中度顯著高於英、美國家，其控制權往往只集中在壹個絕對控股的股東手上；第二，第三大股東所持的股份都很小；相反，在英、美的公司，壹般不存在壹個絕對控股的股東，而且第二、第三大股東所持的股份與第壹大股東也相差不大。二是最大股東在歐洲大陸企業大多是家族，在英美大多是經營班子。三是在歐洲大陸，壹般情況下存在壹個絕對控股的家族股東，但只要不是自己而是委托他人經營，股東的控制仍較弱，“經營者強、所有者弱”的問題也仍然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在企業兩權分離的情況下，如果股權分散，只存在壹個突出問題，即經營者損害股東的利益。比如美國多數上市公司的情況；如果股權集中，存在兩個突出問題，即經營者損害股東的利益，以及大股東損害小股東利益，比如歐洲大陸許多公司的情況；如果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則存在三個突出問題，即經營者損害股東的利益，大股東損害小股東的利益，以及大股東代表損害大股東的利益，比如我國壹些國企的情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國有企業完善公司治理，不僅要解決經營者損害股東利益、大股東損害小股東利益問題，而且要解決大股東代表損害大股東利益的問題。
股份制如何講治理效率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並強調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中央企業在貫徹這壹要求方面更需要努力。到2003年底，在189家中央企業的母公司中，大多數尚未按《公司法》改制。
在推動股份制方面，地方國企明顯快於中央企業。壹個重要原因，是十六大後許多地方政府，不僅有總的要求，還有具體的計劃和部署。比如，壹些省市政府提出，在加工工業和商貿行業，每年實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要達到1／3。今年國務院國資委提出，要加快中央企業股份制的改革步伐。要切實推動這項改革，需要大膽探索產權制度改革，也需要進壹步制訂具體的實施目標、計劃與步驟。
上市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壹個重要途徑。這些年來，在中央企業，相當大壹部分資產已在國內外上市。在中央企業，已上市的資產不僅質量上是優質的，數量上也遠遠超過未上市的資產。因此，多數中央企業發展混合經濟，從行業看是競爭性的，從資產看規模並不大，所以改革步子可以更快壹些。特別是國務院國資委頒發了《關於規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從法規上有利於規範改制工作，有利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有利於保障這壹改革的健康進行。
當然，推進股份制，並不等於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不等於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這已為前幾年我國上市公司中出現壹些民營企業成為控股股東，但治理效率仍很低下的事實所證實。在這類企業中，隨著產權的變革，“大股東代表損害大股東利益”這壹問題得到了改變，但各國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經營者損害股東利益”、“大股東損害小股東利益”這兩個問題，並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其實，馬克思在對股份制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他和亞當·斯密也曾以相同的理由指出了股份制存在的問題。這就是“對經營者，作為其他人的資產而不是自己資產的管理者，他們不可能像經營自己的錢那樣盡心盡力地經營別人的錢”。因此，中央企業實行股份制，包括實行了混合經濟後，仍需在提高治理效率上下大功夫。
董事會如何發揮作用
公司治理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關鍵。國務院國資委組建後強調，完善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董事會，並提出，計劃用3年或更多壹點時間，在中央企業中探索建立董事會以及獨立董事制度。這壹設想提出後，引起了積極的反響，但也存在壹些顧慮。
以前，曾有10來家中央企業建立了董事會。他們幾乎都是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成員由內部人員擔任，並與經營班子高度交叉。這樣的董事會，難以發揮作用。其實，在多數中央企業推行股份制、實行混合經濟後，要建立董事會，人們對此並無異議；有疑慮的是，在極少數中央企業改制成為國有獨資公司後，有無必要建立董事會。人們擔心在股權結構單壹或國有經濟絕對控股的條件下，董事會很難發揮作用，還使治理機構重疊，帶來矛盾和扯皮。事實上，不論在國有獨資公司，還是在其他股份公司，要建立起有效的董事會，都是挑戰。問題的關鍵，壹是董事會應發揮什麽作用，二是董事會如何能發揮作用。
至於董事會的作用，2003年10月《華爾街日報》刊登長文介紹了美國各界存在的爭論。很長壹段時期，美國壹直強調董事會的作用是領導、決策，後果是“經營者強、董事會弱”。針對這壹問題，美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強調董事會要承擔監督職責，發揮監督作用；具體措施正像2002年《哈佛商業評論叢書》概括的那樣：壹是董事會檢查、確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二是董事會對首席執行官(CEO)的經營業績進行嚴格考核，三是董事會審查和批準公司的發展戰略。
解決應發揮什麽作用的問題，並不等於解決如何能發揮這種作用的問題。2001年“安然事件”後，跨國公司又把董事會如何能有效發揮監督作用作為新壹輪改革的重點。在這方面，具有***同性、趨勢性的做法包括：縮小董事會的規模，提高獨立董事的比例，放松董事長兼CEO的規定，改善獨立董事的薪酬安排，延長獨立董事退休年齡，限制退休CEO留在董事會，建立獨立董事的執行會議，推行董事壹年壹選，限制董事的兼職，聘請獨立的外部顧問等。由此看來，在中央企業建立董事會並不難，難的是要建立起能真正發揮作用的董事會。在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要走的路也很長，應當走出新路。
誰來擔任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制度是董事會制度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前幾年已開始在壹些股份公司探索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目前在上市公司提高獨立董事的比例已成為壹種規範。這是壹個進步。當然爭論也不少，有的稱之為“管制革命”，有的稱之為“裝飾革命”。這壹爭論本身反映了我國獨立董事制度還不成熟，存在不少問題。比如，獨立董事首先在於董事的獨立性，因此獨立董事並不等同於外部董事、非執行董事。但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中，常把這幾個概念混在壹起。
獨立董事應當由誰擔任，始終是個難題。中國證監會采取了考會計師、考律師那種方式，來選拔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現在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多數是從事會計、法律、技術或經濟學研究工作的。
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能迅速組建壹支獨立董事隊伍；不利之處在於，不少按這種方式選拔出來的獨立董事，缺乏企業高層的經營、管理與監督經驗，在實際工作中容易出現“董事不懂事”的現象。
下壹步，在中央企業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同樣會遇到應由什麽人來擔任這壹難題。獨立董事隊伍應包括多方面的人才，每個企業董事會的人員結構也應強調多樣性，特別是對這支隊伍的組成主體，要有明確的專業、閱歷方面的要求。研究各國大公司獨立董事的人員組成可以發現，他們多數正在或曾任其他大公司、金融機構的CEO，具有豐富的籌資、投資、購並特別是經營業績確認評價、獎懲任免、識人用人等企業高層的經營、管理與監督經驗。
建立有效的獨立董事制度，不僅僅要解決由誰擔任的問題，從發達國家完善獨立董事制度實踐來看，還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很長壹段時間，他們壹直在提高獨立董事的獨立性標準、增加獨立董事的比例、賦予獨立董事廣泛的監督權力等方面進行努力。比如，要解決“獨立董事不獨立”的問題。“安然事件”後，他們又在獨立董事的薪酬安排、獨立董事的提名與選舉、董事長兼CEO等方面進行改革。比如，要解決獨立董事的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掛鉤的問題。所以，在中央企業建立獨立董事制度，不能寄希望畢其功於壹役，而應當抓緊進行試點，在實踐中邊總結，邊完善。
監督有效性如何保證
治理機構的設置直接關系到治理效率。目前在中央企業，治理機構設置的普遍形式，是國務院國資委、外派監事會、經營班子這三層。設立“外派監事會”，是1999年我國推出的壹項重大改革。“外派監事會”與我國股份公司內設監事會的主要區別，不在派出主體上，兩者都是出資人或出資人代表委派的，而在被派出人員的獨立性、權威性等方面。從經濟學來看，“外派監事會”制度中有關“由公務員組成”，“六要六不”，“不參與、不幹預”等規定，都屬於獨立性範疇。這些規定在實踐中得到了很好貫徹，因而受到了中央企業的普遍好評。
世界上公司治理機構的設置，按這些機構具有的權力，可以分為“主流型”和“非主流型”兩種。“主流型”指設有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營班子。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的股份公司)都采取這種類型。德國等國的監事會，從責權上看，實質上是董事會。“非主流型”指設有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營班子。比如，歐洲的意大利，亞洲的日本、韓國等的股份公司都采取的是這種類型，我國的中央企業和股份公司也采取這種類型。這兩種類型有壹個重要的區別，這就是是否設立以及設立什麽樣的監事會。
出資人設立的企業監督機構，其有效性至少應具備四個條件。壹是獨立性。美國董事會，德國、意大利監事會都比較獨立，日本的監事會不獨立。中國的內設監事會基本不獨立，而中國外派監事會是高度獨立的。二是專業性。美國、德國的主要是企業家，意大利的全部是註冊的法定審計人，日本的專業性較差；中國內設監事會的專業性較弱，比較而言，外派監事會的專業性要強。三是積極性。上述幾國的董事會或監事會制度都是在探索之中，還未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四是監督權力。美國、德國具有對經營班子獎懲任免的權力，以及聘用獨立審計人的權力；意大利、日本的則沒有這種權力；中國的內設監事會和外派監事會，也不具備這種權力。確保企業監督機構的有效性，是壹項系統工程，各項條件缺壹不可，不然在有效性上難以盡如人意。2003年年底，意大利帕瑪拉特公司爆出數額高達上百億歐元的財務醜聞，被國際社會稱為“歐版安然”，反映了他們的監事會制度存在重大缺陷。這兩年，日本索尼、韓國電信決定改革監事會，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監督的有效性問題。
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不時爆出財務醜聞。據媒體今年以來披露，某中央特大型企業被查出高達10多億元的“涉案金額”。從對企業監督的有效性看，問題並非是我國的監事工作不努力，而是制度設計有待完善。中央企業推行股份制、建立董事會後，如果有監督權力的董事會不去履行監督職責，而履行監督職責的內設監事會又沒有監督權力，在這種“責權分離”的情況下，很難實施有效的監督。所以，堅持和完善監事會包括外派監事會制度，首先應當從工作定位、擁有責權、人員積極性等方面進壹步加以改進。
怎樣確保業績真實
確保經營業績的真實性，始終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點。如果董事會成員由內部董事組成，他們又多在經營班子任職，那麽，由董事會監督經營班子，實質上就是自己監督自己，這被美國著名公司治理專家蒙克斯比做是“由考生自己給自己的考卷評分”。
企業財務報告是經營業績的反映。
中央企業的財務報告，要經過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已有多年的歷史，這是壹個進步。但直到目前，會計師事務所在壹些由中央企業是自己聘請的，這也類似於“由考生自己給自己的考卷評分”。成績的高低，很大程度是靠學生的覺悟，而不是制度的保證。於是在壹些企業產生了壹種現象，老總在位時，業績很好，離任後壹審計，往往出現問題。理論界把這壹現象稱為“馬桶效應”。據去年多家媒體披露，2002年，國家審計署對12戶中央企業負責人進行了經濟責任審計，發現的主要問題是，財務報表不真實的現象比較普遍，尤其是所報利潤。對中央企業負責人的業績考核，應建立在企業盈虧的真實性上；惟有這種業績考核、評價以及相應的激勵機制，才真正有意義。
在許多國家，負責檢查企業經營業績真實性的，是董事會中的審計委員會。這個機構的有效性，同樣首先取決於獨立性、專業性、積極性、監督權力這些條件。在此前提下，工作的成效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壹個是工作重點要突出，負責對經營班子年度經營業績的真假進行檢查確認，科學解決“監督什麽”的問題；另壹個是被監督機制要嚴格，每年要詳細披露審計委員會的成員資格、工作及薪酬情況，以及獨立審計人的收費性質、水平和構成等，這有利於解決“監督者自身的可信度”問題。上世紀70年代，美國壹系列公司醜聞促使他們創立了獨立董事制度，要解決的就是這類問題。“安然事件”後，他們進壹步加大公司治理的改革力度，頒布《索克斯法案》，要解決的也是這類問題。
我國的監事會，包括在少數股份公司已建立的審計委員會，存在壹個***同的問題，就是未將檢查與確認企業年度財務報告的真實性作為重點，並且也不具備聘請獨立審計人對企業當年盈虧真實性進行檢查和確認的權力。這使出資人難以真正了解當年盈虧的真實性，也很難真正了解企業的“家底”。這種情況在中央企業存在，在國有銀行也存在。據有關專家研究，到2002年底，我國四大銀行貸款余額的不良資產率中70%是1993—2002年這10年形成的。中央企業完善公司治理，建立考核制度，十分必要。應總結長期以來國企考核制度的成敗得失，並把建立確認盈虧真實性的制度作為考核制度的基礎。為此，聘請獨立審計人的權力，應當交給監事會或董事會中的審計委員會。
董事長是否兼任CEO
董事長是否兼法定代表人，是事關完善公司治理、強化監督機制壹個重要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對國務院100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單位，我國有關部委就提出董事長不應兼總經理的要求，並以此作為檢驗試點是否合格的壹條標準。結果是，董事長不兼總經理，董事會仍不能很好發揮作用。很重要的壹個原因，是按《公司法》規定，“董事長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我國的公司治理與歐洲、北美壹個重要的區別是，我國企業全面負責生產經營活動和日常工作的，不是總經理而是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更像他們的CEO。因此，我國企業的董事長雖不兼總經理，但只要是法定代表人，就不能像歐洲、北美公司那樣，董事長不兼CEO，有利於董事會去監督CEO。
解決董事長兼CEO問題，看似簡單，其實不然。實踐中，美國在解決這壹問題上已經歷了三個階段：壹是最早要求在確定董事會會議議題時，CEO要多與獨立董事溝通、商量，任何壹個獨立董事都有權要求增加會議議題。二是前幾年，壹些公司在獨立董事中增設了壹名首席董事，並賦予其較大的權力，以制約CEO。三是“安然事件”後，要求董事長不兼CEO的呼聲越來越高。2002年，麥肯錫在對美國500強的董事進行的壹項調查表明，有70%的被調查者贊成分設。因為，董事長兼CEO會帶來很多問題，最大問題是，壹旦CEO控制信息流，獨立董事就無法客觀地實施監督。
在中央企業推行股份制中，應研究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這壹問題。在歐洲，董事長大都是不兼CEO的。在美國，董事長不兼CEO已成為主導意見，而且越來越多的公司規定，前任CEO也不能留在董事會。我國上市公司中，不論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只要董事長是法定代表人，董事會對法定代表人難以實行有效監督。從我國國企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董事長不兼法定代表人，而兼任企業黨委書記，有利於董事會更好發揮監督經營班子的作用，也有利於企業黨組織在現代企業制度中更好發揮保證監督作用。
薪酬制度如何安排
檢驗治理機制優劣壹個重要的標準，是經營班子特別是CEO的薪酬制度。這些年，我國不少公司到國外上市，股票不能以高價發行，壹個原因就是國外投資人擔心我國國企CEO的薪酬太低，他們難以對投資人盡心盡職。但另壹方面，美國CEO的薪酬增長過快，這被看作是他們董事會失靈的壹個集中表現。
目前，中央企業經營班子的薪酬存在多方面的問題，包括“壹把手”與“副手”的薪酬差距沒有拉開，固定工資與年度激勵、長期激勵之間薪酬結構不合理，福利、職務消費沒有貨幣化和公開化；更為突出的是，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外部橫向差距”仍較大，難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比如，到2001年，外資企業中國籍CEO平均年薪已超過160萬元；2003年，中央企業CEO的年薪平均要低得多，另壹方面與員工平均年薪的“內部縱向差距”卻在拉大。
從體制上看存在的主要問題，壹是出資人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權，造成“經營班子自己給自己定工資”；二是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真實性缺乏科學的確認與評價機制，因此與經營班子薪酬掛鉤的指標在真實性上缺乏制度保證；三是由於對經營班子薪酬及職務消費未建立披露機制，在少數企業也存在按“膽”分配與消費現象。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後，采取了壹些措施來解決這壹問題，包括與100多家企業負責人簽訂經營責任書，推行企業負責人的年薪制試點等。當然，短期內要解決這壹問題，難度很大。
世界著名公司在薪酬安排上通行的壹些做法，對強化治理機制還是有用的。歸結起來，壹是薪酬前提。關鍵是對經營班子經營業績真假的確認。二是薪酬差別。通常經營班子的薪酬比獨立董事要高得多，而CEO的薪酬又顯著高於經營班子其他成員，但差別不是來自工資、獎金等短期激勵，而是期權等長期激勵。三是薪酬披露。逐個披露經營班子成員前3年的薪酬，詳細披露每人的薪酬構成，披露過去5年本公司的股東回報率與同行業同類企業的比較等。中央企業要完善經營班子的薪酬制度，應結合我國國情，借鑒國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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