塊狀經濟的起因

第二產業發展的壹個特點和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壹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具體是什麽產業，集中在什麽地方，以什麽方式集中，為什麽是此產業，而非彼產業，為什麽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這裏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觀察“塊狀經濟”的起因可以有兩個角度。壹是“企業-產業-市場”的角度，二是“社會-歷史-文化”的角度。

1、“企業-產業-市場”的角度

也就是說，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為什麽企業、產業和市場呈現出“塊狀”分布。斯密在《國富論》裏反復闡明，分工和專業化（產業）程度受到市場容量的限制。但市場容量可以在企業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尋常的擴大，在市場容量達到壹定規模後，加工各環節與前期供料、後期銷售自然形成專業化分工的協作體系，產業鏈也會不斷分解、拉長，產品越做越精，企業越做越多，產業越做越強，市場越做越大。大唐制襪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鄉徽章則有12道工序。這時，新的技術設備、工匠們的技藝、產品的工藝和質量都能夠得以及時發現並被準確定價。特定產品、特定產業和特定市場又不斷滋生出只有在這壹特定空間裏才具備的特定生產要素，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氣壹樣，彌漫在壹個特定空間裏，根植在壹塊特定的土壤中。“塊狀經濟”便由此而生。

馬克思對簡單商品生產起源與進化的分析也有助認識塊狀經濟的起因。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之後，以家庭為單位的私營手工工場，完全可以依靠市場交換而存在，於是手工業主內部，分化出專業的包買商。在包買商支配之下，壹些手工工場內部或各作坊之間開始了簡單協作。那些效率較高，資本積累較快的手工業作坊主便率先引進先進動力和自動化機器生產，手工業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營企業主、小店主、幫工、產業工人等各個階層，乃至隨著私營企業間社會分工的深化，商人資本家、產業資本家和貨幣資本家漸次獨立出來。所不同的是，“塊狀經濟”的原始積累，壹般是通過在外經商、務工，如臺州金華壹帶的許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從修鞋、理發、修廢利舊、做豆腐、賣豆芽、開幹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當然，由於短缺經濟的存在，也不排除壹些人靠假冒偽劣完成原始積累。

按照科斯的企業觀，企業的存在是由於其內部組織制度能夠代替市場價格以降低資源配置中的交易費用。相反，因為信息流通快、競爭充分、資產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交易費用甚至低於企業內部的組織管理成本，這時，眾多同類或相關的企業則更願意依賴於市場而獨立存在，從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為特征的企業塊（群）狀集聚和市場的點狀集聚。選擇企業群集聚，而非以壹體化為特征的企業內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費用的高下來決定。

2、“社會-歷史-文化”的角度

因為市場擴張快慢、企業家的出現、交易費用高低以及企業集聚的形態等，主要與當地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有關。 “地方小傳統”和“地方性知識”對認識中國的鄉村工業十分有幫助。陳吉元、何夢筆主編的《當代中國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叢書》對此問題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何夢筆等人對根植於中國農村文化傳統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規則和非正式約束在經濟增長及制度變遷中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狀態下，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也許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長期的社會制度裏可以培植市場，產生長期交流的信任與規則，可能會在社會上穩定知識的利用與創造，進而人們在得不到市場補償的情況下，依靠他們自己的社會網絡而相互得益。

塊狀經濟是壹種人脈基礎上形成的地區性商圈。在這個商圈中，有壹些“酵母”作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決定著商圈內技術持有的方式、學習的過程、信息傳遞的渠道、企業組織形式及產業氛圍。這些“酵母”的淵源大多根植於歷史傳統和民風民俗中。在溫州，私人產權及其產權保護的概念歷來比較牢固，民間金融源遠流長，私人借貸十分頻繁，而且有非常靈活的融資方式。在資本市場發育滯後的情況下，民間融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過極大的作用；浙南壹帶的“盟兄弟”、 “金蘭會”等“抱團”組織十分流行，這種組織既強調互助互利，又強調個性獨立和平等，成為日後“商圈”的雛形。

至於血緣、學緣、鄉緣所形成的經濟網絡則更是普遍；浙江民眾壹般都具備出門闖世界的意識和本領。樂清人依托同鄉、親戚關系的裂變來進行市場拓展，形成了十分發達而成熟的代理制。這種人文網絡對經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亞當·斯密關於“經濟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於人類經濟學中“差序格局”等概念。 “塊狀經濟” 的特殊之處還在於知識和技術的內生性。創新來源於社會化的學習過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經濟因素。集群的產業氛圍可以培養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對該種產業相關知識與創新的敏感性，尤其對於創造性要求高的產業，如計算機軟件、高檔時裝業、工藝品制造業等，技、藝難以嚴格區分。產業集群內知識與技術通常以隱含類、非編碼化的形式傳播與擴散，技術創新通過在“幹中學”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