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伊始，羅斯福對蔣介石就寄予了厚望，期盼在中國大地上營建美國式的“民主國家”，以為其全球戰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羅斯福和繼任者杜魯門傾註的大量心血，換來的是蔣介石的逃之夭夭。
帶著強烈的挫折感，連同對蔣介石“偏愛”的慣性，杜魯門宣稱，將壹如既往地支持臺灣，不承認新生的中華人民***和國。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幹脆來了個“壹邊倒”，美國心儀的“大國夥伴”成為其敵對陣營中頗具份量的壹員。
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杜魯門宣布美國將直接參加朝鮮戰爭的次日，毛澤東發表了壹個東方版的“門羅宣言”：“亞洲人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但中美“打打談談”後的結果，卻是包括蘇聯在內的“亞洲人”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人分“管”了“三八線”北南的事務。
而在杜魯門拋出“臺灣地位未定”論調，並命令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的次日，毛澤東號召“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雙方在臺海形成嚴重的軍事對峙。1954年9月，美國同英、法、澳等七國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將軍事矛頭直指中國大陸；12月，美臺《***同防禦條約》出籠。對於華盛頓的再三挑釁，中國發表聲明：“我們壹定要解放臺灣”，然後立即解放了壹江山島。
1955年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並未給兩國關系帶來多大的改善。1958年第壹次誕生了臺海危機這個名詞，解放軍炮轟金門、馬祖，美國則急調地中海的艦隊增援臺灣海峽，雙方劍拔弩張。但局勢隨著各自怒氣的漸緩和大使級會談的重新復會談判而趨於平靜，美國自此也放棄了唆使臺灣使用武力“重返大陸”之策略。
中國在60年代再也難以忍受“老大哥”的頤指氣使，“珍寶島事件”更加重了決策層對蘇聯的恐懼。而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與日、歐間隙初顯。國際環境的變化催促著中美關系的改善。
1970年10月，尼克松在美國《時代》周刊發表談話：“如果我在死之前有什麽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讓我的孩子們去。”他首先派去的“孩子們”是美國的乒乓隊員，自己則在1972年2月21日，成為了第壹個踩上中國土地的美國總統。
尼克松的“破冰之履”極大地改善了中美關系。1978年12月，卡特政府同意接受“斷交、撤軍、毀約”建交三原則，與中方簽署聯合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雙方建立外交關系，中美關系終於邁上正常化軌道。1979年鄧小平訪美、1981年《八壹七公報》、頻繁的高層互訪，以及兩國在經貿、科技等領域的廣泛合作，使1979-1989年成為中美關系史上壹段少有的“蜜月期”。
這期間，中蘇關系經歷了歷史上少有的敵對，雙方在漫長的邊境線相互陳兵百萬，在戰略上形成了極大的牽絆，蘇聯出兵阿富汗以及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上的不妥協，也對美國的對外戰略帶來了很大的沖擊。中美這段時期的聯合，固然出於兩國各自利益的考慮，但蘇聯的“陰影”卻壹直存在於中美關系之上。
冷戰後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壹度處於猶豫狀態，在對中國進行打壓、制裁的同時，華盛頓保持了“投石問路”的審慎態度，先後派國家安全助理和國務卿訪華，對華制裁也略有松動。
老布什的這種“示好”，壹方面是冷戰後期美中友好軌道“慣性”滑行的結果；另壹方面，美國期待東歐、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在中國引發連鎖效應，實現福山式的“歷史的終結”。
兩個因素再次將中美關系置於風口浪尖之上：蘇聯解體與中國“和平崛起”。前者使“蘇聯威脅”對於中美關系的粘合作用消逝，後者讓正“尋找對手”的美國社會精英們自然而然地將中國“升格”為其全球利益的最大障礙。
1992年，利用“反華”宣傳拉票上臺的克林頓，開始大刀闊斧地推行強硬對華政策：大幅度提高對臺軍售的額度與質量、允許李登輝對美進行“私人訪問”、在經貿和知識產權問題上糾纏不休，直至1996年春我軍進行導彈演習時，美國派出兩個航母編隊到臺灣海峽炫耀武力。
克林頓在第二任期內調整了對華政策，並於1998年6月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邊關系趨於緩和。但整個90年代的中美關系顯得十分脆弱，還出現了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的事件。
2000年，奉行“單邊主義”的小布什剛剛上任就在公開場合表示，美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2001年4月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盡管只是壹次突發性危機，卻似乎也印證了這壹定位。
“9·11”事件對於中美關系而言是壹樁幸事。布什政府終於明確，恐怖主義才是美國真正的“對手”。“反恐”擴大了中美兩國合作的領域，中國在聯大對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的戰爭予以默認,並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方面完善了出口管理體制。
2002年以來，中國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先後訪美，兩國元首利用各種場合友好交流，雙方在朝鮮問題和臺灣問題上保持了適當的審慎、理解與合作，中美關系再次沿著友好的軌跡緩緩前行。
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今天，中美關系已經走過的這56個春秋充滿了愛恨交織的糾纏。從冷戰初期的“對抗”，到大三角時的“和解”，以至到冷戰後時代的“磨合”，中美關系始終處在壹種“不溫不火”的狀態中。
雙邊關系史上的這種謹慎，似乎已成為中美關系的壹種精神特質，並影響甚至主導著未來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的構建。這或許是觀察和預測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的壹種新的角度。
來源：《財經時報》2005年9月11日；作者：魏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