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收支 的 高額“雙順差”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 的 主要特征之壹 高額順差在給我國帶來了巨額外匯儲備 的 同時,也帶來了人民幣 的 升值壓力和國內貨幣 的 供應壓力,國際上 的 貿易爭端也逐年增多。實際上,國際 收支 順差 的 過早出現並 不 符合我國當前 的 經濟發展階段,應該采取措施實現我國國際 收支 戰略 的 根本轉型。 國際 收支 高額順差是我國經濟內外失衡 的 綜合反映 我國國際 收支 的 “雙順差”壹方面是我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對外經濟迅速發展 的 結果;另壹方面也是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 的 核心問題,儲蓄大於投資 的 反映與體現,並由出口導向 的 政策推動。 1.從宏觀經濟恒等式看,“雙順差”是儲蓄與投資缺口 的 外在反映。國際 收支 從本質上看是國內經濟狀況 的 對外反映,同時又反作用於國內經濟 的 運行。根據宏觀經濟恒等式:儲蓄-投資=出口-進口=經常賬戶余額(用經常賬戶余額代替貿易賬戶余額),則經常賬戶余額實際反映了壹國儲蓄與投資之間 的 關系。當儲蓄小於投資,即本國儲蓄 不 足以支持本國投資時,可以通過產生經常賬戶赤字 的 方法來滿足投資需求;當儲蓄大於投資,即本國儲蓄超過國內投資時,由於進出口貿易和資本流動 的 存在,國內儲蓄 的 消化可以通過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出來實現,借助國內資源 的 溢出效應來 平衡 國內過剩 的 儲蓄。我國當前大量 的 貿易順差,正是由於我國國內儲蓄大於國內投資(我國儲蓄與投資缺口從1992年 的 5.5%擴大到2007年 的 8.9%),過多 的 儲蓄沒有全部轉化為投資 的 結果。 2.從貿易視角看,雙順差是經濟全球化深化 的 結果。近年來,我國作為世界加工廠 的 角色日益明顯,從東盟、韓國等亞洲國家大量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經加工組裝後,再向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出口,亞洲國家向美國和歐盟地區 的 部分直接出口轉變為通過 中國 對歐美 的 順差。 3.從國內政策看,我國長期實施 的 出口導向政策是貿易順差 的 重要推動因素。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 的 矛盾,我國采取了壹系列鼓勵出口 的 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壹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 國際 收支 順差 的 過早出現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壹系列問題 (壹)高額順差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 的 問題 正是由於 不 斷擴大 的 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使我國 的 外匯儲備急劇增加,給人民幣帶來升值壓力,也給國內貨幣供應帶來壓力,國際上 的 貿易爭端也逐年增多。 1.國際 收支 “雙順差”引起外匯儲備持續積累,導致流動性過多,削弱了貨幣政策 的 獨立性,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加大。國際 收支 “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 的 過快增長,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壹由央行購買。因此,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動地吃進了很多外匯,從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統計數據顯示,隨著外匯占款 的 快速增長,加大了中央銀行沖銷 的 難度,沖銷成本也越來越高。在基礎貨幣被迫源源 不 斷地投放 的 情況下,市場流動性呈現加劇上升之勢。資本市場上 的 泡沫與商品市場上 的 通脹成為當時宏觀調控 的 兩大難題。 2.國際 收支 “雙順差”意味著我國對實際資源 的 對外讓渡,其暴露出 的 粗放 的 貿易增長方式以及體制和結構問題更為堪憂。壹個國家只要存在貿易順差,意味著該國 的 總產出大於總需求,也意味著存在儲蓄剩余(或凈儲蓄),經濟在對外國借出資源。造成我國投資小於儲蓄或國內需求 不 足有很多深層次 的 原因,包括制度因素(如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住房體制改革等)、收入分配因素、投融資體制 不 完善因素等,但外資主導 的 出口導向型產業結構、低附加值 的 加工貿易結構、以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產業分工 的 分工地位等也是重要 的 影響因素。同時,我國資本項目持續順差和大量資本流入也反映出我國儲蓄轉化為投資 的 渠道 不 暢、民間資本成長緩慢、企業對外投資能力 不 足、經濟對外資 的 依賴過大等體制和結構問題。這些體制和結構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的 “瓶頸”。 3.國際 收支 “雙順差”加劇了我國與相關貿易夥伴國 的 貿易摩擦。我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占到東亞對美順差 的 壹半以上,所以 不 可避免成為全球失衡 的 焦點。盡管造成這種狀況 的 原因很多,但是,既然我國是全球失衡 的 焦點之壹,也被普遍認為是失衡調整 的 主要責任方之壹。我國在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市場準入、勞工標準、社會責任、出口管理、稅收制度、透明度等問題上受到壹定外部壓力,貿易摩擦也已由產品、企業等微觀層面擴展到政策、體制、行業等宏觀層面。19952005年間,WTO成員向我國發起 的 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調查達到716件。我國已連續10年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 的 國家和地區,涉案損失每年高達300400億美元。 (二)從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國際上發展 中國 家 的 經驗來看,過早 的 順差超越了我國國情,是資本 的 過早輸出 發展經濟學關於國際 收支 的 理論通常認為,發展 中國 家面臨雙重缺口約束:壹是實現目標經濟增長率所需投資與國內儲蓄之間 的 差距構成儲蓄缺口;二是經濟增長所需進口與出口能力之間 的 差距形成貿易缺口,雙重缺口是經濟發展 的 制約條件。利用國外儲蓄和國外資本是克服雙重缺口 的 基本途徑。發展 中國 家正是通過資本流入利用外部儲蓄以彌補國內儲蓄 不 足,並用流入 的 資本為貿易缺口提供融資,因而國際 收支 結構通常呈現出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 的 特點。 從世界其他國家 的 經驗來看,發展 中國 家 的 國際 收支 結構也基本符合發展經濟學理論 的 設想。在經濟起飛前和起飛階段 的 國際 收支 結構總體上為“逆差+順差”模式,即經常項目特別是貿易項目長期處於逆差,主要通過資本項下 的 順差即對外借債和吸收外資來實現國際 收支 平衡 ,經濟發展普遍受到外匯缺口 的 制約。與此同時,資本項目賬戶呈現大幅順差,反映了通過引入資本以發展經濟 的 過程。 從人均產出、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等角度衡量,我國當前仍然是發展 中國 家。但我國 的 國際 收支 狀況卻 不 符合有限逆差 的 壹般國際規律,過早出現了高額順差 的 現象,尤其是經常賬戶順差,這實際上是將我國資源讓渡給國外,而換回了巨額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投資渠道十分有限,我國目前 的 外匯儲備主要還是用來購買美國國債或部分公司債,相當於將當前國內消費或投資暫緩,借給外國使用,同時收益又因為匯率波動等原因無法得到保障。核心問題是,我國仍然是發展 中國 家,並非投資過剩或者產能過剩,相反,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嚴重 不 足(我國人均鐵路長度 不 足壹根香煙長),社會保障制度 不 健全導致消費過低,產業結構 不 盡合理,金融市場 不 完善,民間投資渠道 不 暢通,這些都需要加大國內投資予以解決。因此,過早 的 順差超越了我國國情,將資本過早輸出制約了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應該采取措施,將資源真正運用到發展國內經濟上來。 怎樣實現我國國際 收支 戰略 的 根本轉型 國際 收支 失衡源於國內 的 經濟結構失衡,因此必須首先解決內部失衡問題,才能扭轉我國當前 的 “雙順差”局面。為此,充分利用國內寶貴 的 儲蓄資源,擴大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加快國內經濟發展速度,進而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擴大國內市場規模,實現國民經濟 的 增長方式由外部拉動型向內部推動型轉變,才是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國際 收支 失衡難題 的 政策良方。 (壹)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擴大並優化國內投資,解決國際 收支 失衡 的 內因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目前粗放式 的 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讓老百姓能夠充分享受經濟快速增長帶來 的 福利,這需要將國內投資從“外部需求導向型”轉變為“內部需求導向型”,以增加國內就業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進而實現擴大消費、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的 目 的 。我國投資率長期低於儲蓄率,並且缺口有擴大趨勢,因此我國投資還有很大 的 提升空間。最重要 的 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水平還較低,社會保障制度 不 健全,產業結構 不 盡合理,金融市場 不 完善,經濟發展還存在諸多問題,這些都需要擴大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予以實現。 要特別註意扶持民間資本 的 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對國內外資本采取 的 是“外弛內張”策略,即通過各種各樣 的 優惠政策 不 遺余力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對國內 的 民間資本則制定了嚴格 的 管制措施,進行嚴厲限制,民間資本 的 投資渠道十分有限。當前,必須給予民間資本以國民待遇,平等對待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境外資本,放寬對國內民間資本投資領域 的 限制,拓寬民間資本 的 投資渠道。 (二)改變現有招商引資政策,改善引進外資 的 質量和結構 引進外資 的 戰略必須服從於國內 的 基本戰略、服從 中國 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 的 取向。在引進外資 的 策略上, 不 僅要調整提高外商直接投資 的 質量和效益,而且還要優化引資結構。 首先,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資 的 質量,徹底摒棄只重數量 不 重質量 的 引資模式。要做到引入 的 外資能夠帶來更先進 的 技術和管理手段,引導其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上來,使其能夠帶動國內整體產業價值鏈 的 提升。取消對國內供過於求產業 的 外商投資優惠政策,貫徹落實統壹 的 企業所得稅法,逐步消除特殊經濟區域內外資企業差別管理 的 政策,創造公平 的 市場環境。調整各地引進外資 的 政策,逐步取消對外資 的 超國民待遇,在控制外資流入數量 的 同時,提高外資流入 的 質量。 其次,要優化外資結構,包括外商直接投資 的 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壹是要制定合理 的 產業導向政策,使引入 的 外資發揮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的 作用。制定合理 的 政策引導外資更多地流向第壹、三產業、基礎設施、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急需要重點發展 的 行業和領域,優化產業結構。二是要合理引導外商直接投資 的 投向,沿海地區應充分發展自身 的 區位優勢,吸引外資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並逐步將壹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開發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但是對於資源利用率低、環境破壞大 的 外資企業或者國家明令禁止或者限期淘汰 的 項目、行業必須排除在中西部地區外資稅收優惠體系之外。 (三)改變獎入限出 的 出口導向政策和引入外資 的 戰略,實行大進大出、進出 平衡 的 外貿政策 獎入限出 的 出口導向政策和引入外資 的 戰略決策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特定 的 經濟條件和歷史情況下做出 的 。現在,我國經濟 的 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之初 的 情況已經 不 適用於現今:我們 的 外匯 不 再短缺,相反,巨額 的 外匯儲備為宏觀經濟管理提出了考驗;資本由數量短缺轉為對結構和質量優化 的 需要;國民收入已經大大提高,國內資源價格 不 斷上漲。長期持續 的 “雙順差”也已經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了壹系列 的 問題。因此,應該調整獎入限出 的 出口導向政策和單純引進外資 的 策略,壹方面要鼓勵進口, 不 僅要擴大進口數量,更要鼓勵對關鍵技術、戰略資源 的 引進,以加快我國經濟結構 的 調整和經濟整體規模 的 擴大。另壹方面要有針對性地加強海外投資,在強調引進來 的 同時,也要強調走出去。要選擇對 中國 經濟 的 持續增長有重要影響 的 行業和地區等進行戰略性海外投資,為我國經濟 的 持續增長奠定基礎。 (四)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應該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 的 作用, 不 能把匯率簡單地看成價格杠桿,過分強調匯率制度在調節國際 收支 中 的 作用。匯率其實是壹種價值尺度,主要起價值標準 的 作用。國際 收支 的 調節職能在穩定 的 匯率標尺下主要是通過貿易商品完全成本核算和靈活 的 價格機制去實現。目前 中國 貿易商品 的 部分競爭優勢源自成本核算 的 不 完全,沒有充分考慮勞動力成本、土地稀缺成本、勞工保護成本和環境汙染成本,這種現象無法依靠匯率調整去解決。因此,在正確認識匯率作用 的 基礎上,要充分重視匯率作為價值尺度 的 職能內在要求穩定 的 特性,強調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的 重要性。通過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可以減弱對外貿易中 的 匯率風險,減少企業 的 損失;同時,避免由於匯率波動帶來 的 投機需求對實體經濟 的 沖擊,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壹個良好 的 外部環境。 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的 同時,可以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金融危機更加使人們意識到美元“壹幣獨大” 的 國際貨幣體系 的 弊端,以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 的 重要性。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於我國對外貿易回歸到“以真金白銀換真金白銀” 的 本質狀態,從而避免美元結算制度下用出口換取外匯帶來 的 資產貶值等損失。因此,從根本上講,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對建立壹個更加合理 的 國際經濟秩序也是十分有益 的 ,因為這會使世界其他國家也意識到,“美國印錢——其他國家生產——美國消費”這樣 的 模式再也 不 能維持下去了,從而以壹種更加務實 的 態度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也有助於世界經濟均衡重新回歸到壹種較為理性 的 路徑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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