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改革開放之初快速發展的條件隨著快速發展取得的成就已經不復存在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已經跨過了粗放經營、快速發展的階段，進入了壹個不創新、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持續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之所以30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存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這些條件是：
第壹，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即“窮”，“窮”的另壹方面就是產業空間很大，從事什麽產業都是新的，都可以發展經濟。加之基數小，很容易快速發展。
第二，長期的封閉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外邊的世界，特別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其他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就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知道了我們是後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承接新壹輪世界產業轉移，跟在人家後邊亦步亦趨地做就是最經濟的經濟發展方式。
第三，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經濟進入了壹個新的發展時期，誕生了信息產業和網絡經濟。這樣的態勢使世界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興奮點，並因此使產業結構上升到了更高層次。由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可以使我們大批量地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實行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資源、環境壓力不大，勞動力“紅利”相當充分。
第五，改革開放從制度層面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人們創業的熱情。
基於上述發展之初的條件，我們形成了明顯粗放的速度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壹發展方式的特點是：壹是粗放經營，鋪攤子，上項目，靠投資；二是拼資源，拼環境，拼勞動力便宜，走低價格路線；三是招商引資，模仿，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四是過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動，特別是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賽；六是GDP崇拜，速度第壹，而不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壹。在這六個特征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動。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使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顯代價和潛在代價都是難以估量的。此外，必須指出，低價格路線是低層次的競爭路線，是與更窮的國家競爭而不是與更富的國家競爭。
二、中國經濟步入了“新常態”
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做大，我們面臨著做強的新的歷史任務，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國經濟進入了壹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人們所講的“新常態”。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自然放緩。這是基於以下的分析：
第壹，真正的經濟增長是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壹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壹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壹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經濟何以發展，即壹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於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就當前情況來看，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可以擔當引擎的新的經濟增長興奮點。
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是有壹定規律的，即“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是指壹個國家或壹個地區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在壹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幹擾，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和既定的條件是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壹種均衡。“自然增長率”是階段性的，是歷史的。據此，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成為過去時，我國經濟進入了壹個新的增長速率，壹個中速的增長速度。
第三，“新常態”面臨的任務是為已經起飛的經濟持續加油，使整個經濟在做強的過程中展翅高飛。“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是貨真價實的創新，是紮實有效的結構調整。
三、面對“新常態”的應有形態和政策設計
既然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即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就應當以科學而冷靜的態度直面現實：
第壹，要從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結中掙脫出來，以平常心態對待壹個並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確實有效的增長速度。要重塑經濟增長的心理底線，認清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清楚地把握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創新，是調結構，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即通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提升帶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水平結構，即平面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更不能迎合錯誤的速度情結而盲目刺激。必須明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就業，但這種就業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就業，而不應當是偽就業。
第二，在“新常態”下應當抓緊完成旨在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在壹定意義上說是微觀層面的事，是經濟規律自發作用使然。要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的關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看，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是顧此失彼、按了葫蘆上來瓢，我們切不可過高估計了宏觀調控的作用，更不能讓宏觀調控耽誤了我們的改革。
第三，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激發大眾的創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是普遍大眾創新的結果。他說，“繁榮的歷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實現自主創新的結果。”他強調，“國家層面的繁榮源自公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對於中國經濟而言，壹個產業空間很大，跟到人家後邊模仿著做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創新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例如平等進入、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淡化官本位；鼓勵適當的冒險；包容各種創新伊始的“異端”；杜絕各種尋租的機會，把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尋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