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為者方為文耳。‘余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
或問“學而不思”二句。
曰：“此亦有為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壹個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譯文]
黃以方（黃直）問：“先生主張‘博學於文是依事去學存此天理，然而，孔子講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與先生的見解好象不壹致。”
先生說：“《詩》、《書》等六經均是天理的顯現，文字都包含在其中了。對《詩》、《書》等六經進行研究，均是為了學會存此天理，文並非僅表現在事上。有多余的精力去學文，也是包含在‘博學於文’中間了。”
有人就《論語》中“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請教於先生。
先生說：“這句話也是有針對性而說的。其實，所學的思就是學，學習有了疑問，就要去思考。‘學而不思’大有人在，他們只是漫無邊際地思考，希望思索出壹個道理來，而並非在身心上著實用功以存此天理。把思和學當兩件事來做，就存在‘罔’和‘殆’的弊端。說穿了，思也僅是思他所學的，並非兩回事。”
[評析]
孔子說：“只顧讀，而不思考、體會，就會越讀越糊塗；只顧思考，而不讀書、求教，那就要想入非非，是更為危險的。”《朱子語頰》說：“‘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又說：“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壹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 然只管思量而不學， 則自家心必不安穩， 便是殆也。”
[原文]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壹草壹木亦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 《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個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壹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所；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才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壹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壹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不去做。則這個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善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此也。”
[譯文]
先生說：“程、朱主張格物就是格盡天下的事物。天下事物如何能格盡？比如‘壹草壹木亦皆有理’，如今妳如何去格？草木即便能格，又怎樣讓它來‘誠’自我的意呢？我認為‘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大學》中所謂的身，就是指人的耳目口鼻及四肢。若想修身，就要作到：眼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養這個身，功夫怎麽能用在身上呢？心是身的主宰。眼睛雖然能看，但讓眼睛能看到的是心；耳朵雖然能聽，但讓耳朵能聽到的是心；口與四肢雖然能言能動，但讓口與四肢能言能動的是心。所以，要修身，就需到自己心體上去領悟，常保心體的廓然大公，沒有絲毫不中正之處。身的主宰中正了，表現在眼睛上，就會不合於禮的不看；表現在耳朵上，就會不合於禮的不聽；表現在口和四肢上，就會不合於禮的不言不行。這就是《大學》中的‘修身在於正心’。但是，至善是心的本體，心的本體如何會有不善？現在要正心，豈能在本體上用功呢？因此，就必須在心的發動處用功。心的發動，不可能無不善，所以，必須在此處用力，這就是在誠意。若壹念發動在好善上，就切實地去好善；壹念發動在憎惡上，就切實地去憎惡。意所產生處既然無不誠，那麽，本體如何會有不正的？所以，要正心就在於誠意。工夫在誠意上方有落實處。但是，誠意的根本表現在致知上。‘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這句話，就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從這個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從這個良知不去做，那麽，這個良知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我心的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擴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實去鐘愛，即便知道憎惡，也不能切實地憎恨，又怎能使意誠呢？所以，致知是誠意的根本所在。但是，並非無依靠的致知，它要在實事上格。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在這件事上做，意在除惡上，就在這件事上不去做。除惡，固然是格去不正以歸於正。從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糾正了，也是格去不正以歸於正。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到達極限，而意的產生，好善除惡，沒有不誠的了。格物就是誠意工夫切實的下手處。格物若能如此，則人人都可為。《孟子》上所謂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正是這個原因。”
[評析]
石頭可以破碎，但不能改變堅硬的性質；朱砂可以研磨，但不能改變它的紅色。堅硬和紅色，是本性中具有的。豪傑之士潔身自好，不可用骯臟的東西去玷汙的本性，也像這樣；聖人君子誠意正心，不可用私欲去蒙蔽的本性，也像這樣。
[原文]
先生曰：“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譯文]
先生說：“世人總認為對格物的闡釋要以朱熹的觀點為標準，他們又何嘗切實運用了朱熹的觀點？我確實真正地引用過。早些年時，我和壹位姓錢的朋友探討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現在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力量？我指著亭前的竹子，讓他去格。錢友自早到晚去窮格竹子的道理，費神傷力，第三天時，竟過度勞累臥床不起。當時，我認為他精力不足，自己去窮格，從早到晚仍不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與錢友壹樣而臥床不起。因而我們***同慨嘆，聖賢是做不成的，主要是沒有聖賢如許大的力量去格物。後來我在貴州龍場呆了三年，深有體會，此時才明白，天下之物本無什麽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身心上做。我堅信人人都可做聖人，於是就有了壹種責任感。此番道理，應該讓各位知曉。”
[評析]
陽明先生學朱學之時，最疑惑之處是朱子對“格物”的解釋。朱子認為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務必格盡天下之物，才能全知。而陽明先生認為既說連壹草壹木都有自然之理，憑壹己之力如何盡天下之事理？陽明先生為了解開這壹謎團，曾經親身實驗。據說有壹次，王陽明約了朋友，二人預備實驗朱子格物致知的說法，於是選擇庭院裏的竹子為目標，想要窮究竹子之理。二人面對竹子靜坐默思，思想竹子所隱含的自然之理。三日後，友人因精神衰弱而先放棄，七日後王陽明自己也病倒了。經過此番折騰，他若笑著對友人說，“要想刻意去行聖人之道，卻也受制於愚笨的資質無法如願。”
[原文]
門人有言邵端峰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
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壹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壹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譯文]
弟子中有人說，邵端峰主張小孩子不能格物，只能教導他們灑掃應對。
先生說：“灑掃應對本身就是壹個物，由於小孩的良知只能到這個程度，所以教他灑掃應對，也就是致他的這壹點良知了。又例如，小孩敬畏師長，這也是他的良知所在，因此，即使在嬉鬧時看到了先生長者，他照樣會作揖以表恭敬，這就是他能格物以致他尊敬師長的良知了。小孩子自然有他們的格物致知。” 先生接著說：“我這裏所謂的格物，自小孩子到大聖人，都是這樣的功夫。但是，聖人格物就更為純熟壹些，毫不費力。如此格物，就是賣柴的人也能做到，自公卿大夫到皇上，也都能這樣做。”
[評析]
做事情從根本做起，經過壹段時間必定有所收獲；從枝節做起，必定勞而無功。“根本”的東西寓於萬事萬物之中，並不因事大則“根本”就壹定大，事小其根本就壹定小。即使象掃地、灑水這樣的小事，象小孩子這樣的對象，其“根本”之點也未曾離開“良知”，時時註意從小事上去體認“良知”才是事情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