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為者方為文耳。‘余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
或問“學而不思”二句。
曰:“此亦有為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壹個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譯文]
黃以方(黃直)問:“先生主張‘博學於文是依事去學存此天理,然而,孔子講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與先生的見解好象不壹致。”
先生說:“《詩》、《書》等六經均是天理的顯現,文字都包含在其中了。對《詩》、《書》等六經進行研究,均是為了學會存此天理,文並非僅表現在事上。有多余的精力去學文,也是包含在‘博學於文’中間了。”
有人就《論語》中“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請教於先生。
先生說:“這句話也是有針對性而說的。其實,所學的思就是學,學習有了疑問,就要去思考。‘學而不思’大有人在,他們只是漫無邊際地思考,希望思索出壹個道理來,而並非在身心上著實用功以存此天理。把思和學當兩件事來做,就存在‘罔’和‘殆’的弊端。說穿了,思也僅是思他所學的,並非兩回事。”
[評析]
孔子說:“只顧讀,而不思考、體會,就會越讀越糊塗;只顧思考,而不讀書、求教,那就要想入非非,是更為危險的。”《朱子語頰》說:“‘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又說:“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壹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 然只管思量而不學, 則自家心必不安穩, 便是殆也。”
[原文]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壹草壹木亦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 《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個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壹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所;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才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壹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壹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不去做。則這個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善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此也。”
[譯文]
先生說:“程、朱主張格物就是格盡天下的事物。天下事物如何能格盡?比如‘壹草壹木亦皆有理’,如今妳如何去格?草木即便能格,又怎樣讓它來‘誠’自我的意呢?我認為‘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大學》中所謂的身,就是指人的耳目口鼻及四肢。若想修身,就要作到:眼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養這個身,功夫怎麽能用在身上呢?心是身的主宰。眼睛雖然能看,但讓眼睛能看到的是心;耳朵雖然能聽,但讓耳朵能聽到的是心;口與四肢雖然能言能動,但讓口與四肢能言能動的是心。所以,要修身,就需到自己心體上去領悟,常保心體的廓然大公,沒有絲毫不中正之處。身的主宰中正了,表現在眼睛上,就會不合於禮的不看;表現在耳朵上,就會不合於禮的不聽;表現在口和四肢上,就會不合於禮的不言不行。這就是《大學》中的‘修身在於正心’。但是,至善是心的本體,心的本體如何會有不善?現在要正心,豈能在本體上用功呢?因此,就必須在心的發動處用功。心的發動,不可能無不善,所以,必須在此處用力,這就是在誠意。若壹念發動在好善上,就切實地去好善;壹念發動在憎惡上,就切實地去憎惡。意所產生處既然無不誠,那麽,本體如何會有不正的?所以,要正心就在於誠意。工夫在誠意上方有落實處。但是,誠意的根本表現在致知上。‘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這句話,就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從這個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從這個良知不去做,那麽,這個良知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我心的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擴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實去鐘愛,即便知道憎惡,也不能切實地憎恨,又怎能使意誠呢?所以,致知是誠意的根本所在。但是,並非無依靠的致知,它要在實事上格。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在這件事上做,意在除惡上,就在這件事上不去做。除惡,固然是格去不正以歸於正。從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糾正了,也是格去不正以歸於正。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到達極限,而意的產生,好善除惡,沒有不誠的了。格物就是誠意工夫切實的下手處。格物若能如此,則人人都可為。《孟子》上所謂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正是這個原因。”
[評析]
石頭可以破碎,但不能改變堅硬的性質;朱砂可以研磨,但不能改變它的紅色。堅硬和紅色,是本性中具有的。豪傑之士潔身自好,不可用骯臟的東西去玷汙的本性,也像這樣;聖人君子誠意正心,不可用私欲去蒙蔽的本性,也像這樣。
[原文]
先生曰:“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譯文]
先生說:“世人總認為對格物的闡釋要以朱熹的觀點為標準,他們又何嘗切實運用了朱熹的觀點?我確實真正地引用過。早些年時,我和壹位姓錢的朋友探討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現在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力量?我指著亭前的竹子,讓他去格。錢友自早到晚去窮格竹子的道理,費神傷力,第三天時,竟過度勞累臥床不起。當時,我認為他精力不足,自己去窮格,從早到晚仍不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與錢友壹樣而臥床不起。因而我們***同慨嘆,聖賢是做不成的,主要是沒有聖賢如許大的力量去格物。後來我在貴州龍場呆了三年,深有體會,此時才明白,天下之物本無什麽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身心上做。我堅信人人都可做聖人,於是就有了壹種責任感。此番道理,應該讓各位知曉。”
[評析]
陽明先生學朱學之時,最疑惑之處是朱子對“格物”的解釋。朱子認為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務必格盡天下之物,才能全知。而陽明先生認為既說連壹草壹木都有自然之理,憑壹己之力如何盡天下之事理?陽明先生為了解開這壹謎團,曾經親身實驗。據說有壹次,王陽明約了朋友,二人預備實驗朱子格物致知的說法,於是選擇庭院裏的竹子為目標,想要窮究竹子之理。二人面對竹子靜坐默思,思想竹子所隱含的自然之理。三日後,友人因精神衰弱而先放棄,七日後王陽明自己也病倒了。經過此番折騰,他若笑著對友人說,“要想刻意去行聖人之道,卻也受制於愚笨的資質無法如願。”
[原文]
門人有言邵端峰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
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壹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壹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譯文]
弟子中有人說,邵端峰主張小孩子不能格物,只能教導他們灑掃應對。
先生說:“灑掃應對本身就是壹個物,由於小孩的良知只能到這個程度,所以教他灑掃應對,也就是致他的這壹點良知了。又例如,小孩敬畏師長,這也是他的良知所在,因此,即使在嬉鬧時看到了先生長者,他照樣會作揖以表恭敬,這就是他能格物以致他尊敬師長的良知了。小孩子自然有他們的格物致知。” 先生接著說:“我這裏所謂的格物,自小孩子到大聖人,都是這樣的功夫。但是,聖人格物就更為純熟壹些,毫不費力。如此格物,就是賣柴的人也能做到,自公卿大夫到皇上,也都能這樣做。”
[評析]
做事情從根本做起,經過壹段時間必定有所收獲;從枝節做起,必定勞而無功。“根本”的東西寓於萬事萬物之中,並不因事大則“根本”就壹定大,事小其根本就壹定小。即使象掃地、灑水這樣的小事,象小孩子這樣的對象,其“根本”之點也未曾離開“良知”,時時註意從小事上去體認“良知”才是事情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