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把“山寨”理解成三個層面：
山寨食品 難分真假1 “山寨產品”：第壹個層面是其物質層面，“山寨”從字面來解釋是：在山寨中，逃避政府管理，通俗的說就是盜版、克隆、仿制等，壹種由民間IT力量發展起來的產業。其主要特點主要表現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現形式為通過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機、遊戲機等不同領域。山寨產品包括山寨手機、山寨數碼相機、山寨MP3 等。這些產品如山寨手機多模仿壹線品牌如Nokia、Samsung、Sony-Ericsson 等壹線品牌的功能以及外觀，甚至有些將品牌名改為Nokir、Samsing、Suny-Ericcsun來求得與模仿原本的相似性。由於這些手機多抄襲手機生產廠家的正規產品從而節省了研發費用，其價格只有正規產品的五分之壹甚至更低。加之其雖然材質和做工會稍遜壹籌但其功能繁多、外觀新潮，從而得到中低端消費者的青睞，行業規模不斷擴大。而網絡也出現打出“推介國產強機，交流山寨文化”口號的“山寨機網”。
2 ” 山寨文化”：第二個層面是精神層面，即我們理解的狹義的壹種精神文化現象。其中包括了山寨行為所折射出的主體行為者乃至當前大眾的社會心理、審美取向以及社會思潮的湧現、價值體系的新建等。而這壹部分正是研究“山寨文化”的核心。當前對於“山寨現象”的批判正是基於此，“山寨”究竟會為我們帶來什麽？對當前中國的文化發展有什麽影響？但凡深度、理性地看待這場“文化秀”，我們必須從此切入。時間跨越到2008年末，由山寨機引發的山寨現象蔓延到整個網絡，山寨明星、山寨紅樓夢、山寨百家講壇等等都毫不掩飾對精英文化的挑戰，隨後山寨現象又意外的登上了CCTV新聞聯播，這是官方首次對民間現象表述自己的意見，至此正式進入全民時代。
3 “山寨行為”：第三個層面乃行為層面，不僅包括各式具體更包括面對“山寨行為”主流文化的應對方式，以及面對山寨產品涉及到的知識產權問題管理機構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避。社會系統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環環相扣，牽壹發而動全身，“山寨產品”對當前消費市場的沖擊，“山寨行為”對當前中國當代文化多元並存結構的重新洗牌，無疑都在點滴影響著中國的發展進程。如何應對，如何使其發揮積極效應，正是各個層面相關者的當務之急。
山寨”的提法不是源於廣東，而是來自香港。香港和廣東的省會城市廣州壹樣，講的都是粵語。
在香港，小規模經營的工廠或家庭小作坊被稱為“山寨廠”，其出產的產品也被港人譏之為“山寨貨”。在粵語中“山寨”壹詞也含有“不正規”或“不正統”的意思。
李嘉誠1950年在香港島的皇後大道西，開設了壹家生產塑膠玩具及家庭用品的“長江塑膠廠”，當時的規模也是屬於“山寨廠”之列。
七十年代未期隨著我國對外交流的開放，壹大批港式的粵語詞匯如：“大排檔”、“新潮”、“抄更”等流入廣東，逐漸成為內地的日常用語。“山寨廠”、“山寨貨”的說法也是那個時候傳入的。
粵語素來喜歡省略、幹練，通常壹個詞既可作名詞也可以作動詞，故“山寨廠”和“山寨貨”也可簡稱為“山寨”。
由於“山寨廠”生產的“山寨貨”多為仿制和假冒產品，故“山寨”又引申為“模仿”、“翻版”、“冒牌”的意思。社會學家艾君認為，應該將山寨現象理解為市場經濟培育期的必然現象，將民間俗稱的“山寨文化”界定為壹種民間的智慧和創新，將“山寨模式”界定為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將山寨現象界定為為壹種“山寨產業”。艾君認為，如果我們站在中國，站在當今的中國，站在市場經濟發展期的中國，辯證地分析看待“山寨現象”，去深層解剖“山寨現象”的社會意義，則會發現它的存在對社會進步和發展有著許多的積極因素。對待“山寨文化現象”我們應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剔除壹些糟粕，采取包容之心，批判地吸收和接納。完全贊美壹種文化，不是對待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思維，而是固步自封和愚昧的表現。完全取締和否定壹種文化，也不是對文化的辯證理解和分析，而是機械主義的主觀意識在作怪。
對於這種文化現象的起源、發展、產生背景和意義艾君有壹些不同的看法和見解。
“山寨現象”起源背景：“山寨現象”的產生是與改革開放大背景相關聯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許多高科技、民營科技企業以及壹些鄉鎮企業都有“山寨”發展的痕跡。
“山寨”原含義是代表那些占山為王的勢力範圍，有著不被官方察覺或者不願管轄的意味。當“山寨產品”出現後，因為概念的因素人們往往會與“黑工廠”、“地下工廠”生產的“三無”產品相聯系。實際非也。“山寨”作為產品的代名詞而被社會認可和炒作，並成為壹種現代社會的文化現象是與廣東民間IT業發展相關聯的，即是壹種由民間IT力量發起的產業現象。
“山寨產品”的起源和發展地並非僅僅廣東。這種現象在目前我國發達地區的20多年前已經很流行。只是那個時候還沒有把它作為壹種“山寨”名詞給以界定，也沒有形成作為壹種特殊的產業文化現象被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