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數字鴻溝的存在，這是全世界***同的觀點。但作為壹個民族國家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問題的實質在於全球化、信息化當中，民族國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占據壹定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時代裏，民族國家至少今天看來是存在的，因此，我們就必須考慮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否則，討論數字鴻溝問題的基礎便不存在了。
我非常同意朱厚澤前輩的觀點，信息文明有二重性。工業文明表現為英國化，信息文明表現為美國化，美國化的信息文明是向全球滲透的。在這個過程中，壹方面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另壹方面它的文明以惡的形式表現出來，這裏，好的文明肯定應該接納，我們當然應該盡快使自己的國家跨越數字鴻溝。同時，對文明擴散中以惡的形式的表現，我們可以坐下來談判，以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討價還價。
今天，人們日益意識到，將來地理意義上的世界地圖將讓位於以知識等級劃分的世界地圖，國家之間的鴻溝將越來越大，越來越以知識衡量財富，從而造成社會沖突越來越大。因此，政府應采取各種辦法縮小這種差距。今年以來，政府開始談數字鴻溝問題，但仍沒有提出具體的實施辦法。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時代的看法有錯位，仍是以物質產品的數量來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我們急需建立壹套對各地信息化的指標進行衡量的體系。今年以來壹個明顯的趨勢是網絡公司開始與國家有關行業資源結合並真正形成壹種產業。但這方面其實國家並沒有意識地進行這種資源的積累和整合。
互聯網實際上就是壹場實驗，當妳在網上亂逛的時候，妳的需求已被人了解和把握，這是最為可怕的，然而中國的產業部門是否已真正開始意識到這壹點?網絡背後其實是國家利益重新劃分的過程。 談數字鴻溝不能忽視另外壹個鴻溝，即權力鴻溝。中國的現實是怎樣的?實際上是數字資本主義和黑幫資本主義相互交錯其中,黑幫資本主義是更加觸目驚心地存在著的現象。權力的不公正是造成中國貧富鴻溝的實際原因，而不是數字鴻溝。就中國而言，數字鴻溝更多表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整體信息化狀態的差距。
當我們的經濟學家講“西部開發要網絡先行”的空話的時候，不解決制度問題，不正視中國黑幫資本主義的問題，西部開發將會成為壹部分官僚瓜分國家資源的又壹種說法。黑幫資本主義是在私有化進程中，壹些人將公有財產直接轉換為個人財產結果。私有化仍是壹次權力的瓜分，與普通百姓無緣。這個暴富階層與低層百姓之間的鴻溝正在加大。這將導致中國在現代社會面臨整合的危機。所以，要解決數字鴻溝，就不要以數字鴻溝為名，忽視了中國另外壹個現實情況，那就是權力的鴻溝，因為它造成的不平等是更大的不平等。
我們看到數字資本主義也對權力鴻溝進行了沖擊和消解。數字資本主義是什麽?馬克思曾經說過壹句話，叫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英特納雄耐爾就壹定要實現。去年中關村曾有壹牌子上寫“全世界計算機聯合起來，Internet壹定要實現”，這句話其實道出了這樣壹個現實：美國通過養老基金、退休基金形成群體資本，再通過這種群體資本向周邊國家投資。這樣全世界資產者通過數字化都聯合起來了，而無產者好像倒未聯合起來。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麽會變成福利國家，變成知識社會?就是因為把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平等的鴻溝降到最低限度。藍領工人已成為知識工作者，資本的形態也發生了變化，所謂數字資本主義是以壹大幫群體資本為背後支撐的。
以數字手段進行滲透的群體資本主義表現在中國就是外資的進入、網絡的興起、電信市場的開放。這其中也帶來了壹些新的規則。 面對數字鴻溝，我提出壹個概念叫數字漩渦。這其中的關鍵是中國如何吸納全球的資金、技術形成數字漩渦，然後實現跟美國等國高科技領域的互動，而且尤其要發揮華人的力量。
今年政府做的八大網站，只是在新聞上提高競爭力，其實這是沒有抓到問題的實質。政府應該建立壹種成熟的民間的投資體制，使整個中國的民間資源向高科技傾斜，做出壹個比較高的門檻，這樣，當國外資本進入的時候，有談判的余地。我們甚至可以采取官督民辦的形式，政府出讓資源給民間，民間采取壹種有比較清晰產權的，有制度保障的體系來整合這種資源。 八國首腦會議結束後，以日本富士通和東芝為首的全球電子商務企業對話協會成員提出要為非洲50萬個偏遠村鎮提供數字接入等。這些公司勇於承擔解決數字鴻溝問題的重任其實還是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他們確信只有幫助大多數國家成為“網絡經濟和社會的正式參與者”，才能拓寬公司現有的市場規模。正如思科公司總裁錢伯斯所說，“所有參與因特網革命的公司都有機會去消除這場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數字鴻溝，同時它們也會最終享受到消除數字鴻溝後所帶來的市場機遇。”
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認真對待數字鴻溝的風險，積極通過改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來使每個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革命所帶來的機遇。
壹位世行高級官員曾經指出，低收入人群和國家若想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革命所帶來的機遇，除了需要獲得相關的高質量教育外，更為主要的是還需擁有能確保平等享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在國內，網通最近業務十分繁忙，這說明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實達要專門關註硬件業，說明廠商們看到了基礎設施市場的美好前景。
由此可見，數字鴻溝實際上是壹種創造財富能力的差距。中國如何抓住機會實施方法得當的技術融入，跳過這壹差距，直接進入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領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果這種融入進行不當，我們就可能完全錯過機會。填平數字鴻溝：消除中國數字鴻溝的思考與對策 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文件，“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系指由於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全球發展和應用，造成或拉大的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群體之間的差距。從發展中國家看，就是由於地區、行業、所有制以及企業規模等差異，存在著的信息不對稱。隨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數字鴻溝成了世人關註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競相發展和提高信息技術水平，大力發展信息產業，以盡快提高國家信息能力，從而提高國家綜合國力，以便在21世紀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中國政府把發展信息產業提升到戰略地位加以考慮，提出在“十五”期間將大力發展信息產業，提高信息能力，消除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是我們在致力世界和平與發展、國家經濟持續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嚴峻事實。 “因特網的使用能力的差距，壹定程度上反映著不同國家、人群在數字化經濟時代發展的差距，在這方面的差距將導致數字鴻溝”。先看南北差距，發達國家平均每千人擁有300臺電腦，而發展中國家僅為16臺。而發達國家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的17%，但網絡用戶卻占世界總量的80%。發達國家平均 68人有壹人為網絡用戶，而發展中國家平均440人才有壹人上網。在因特網作為全球數字化經濟的載體正在全面地對社會經濟結構、組織結構、商業模式、管理行為和交易方式、管理體制等諸方面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的今天，全球90%的電子商務額被發達國家壟斷，發展中國家只占10%左右的份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與信息產業相關的活動的產值已經超過GDP的50%或接近50%，對GDP的增加值更是遠遠超過了第壹和第二產業。
中國的數字鴻溝問題也十分嚴峻。從國際範圍來看，中國信息化水平很低。中國國家統計局1999年曾對世界28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信息能力進行測算（見表1）。結果發現中國的信息能力指數與美、日、澳等信息發達國家間存在著巨大差距。中國得分僅為6.17，僅為美國的 8.6%，日本的8.82%。中國信息化水平較低，將影響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並且不利於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與加強。 在信息化、數字化的新壹輪“賽跑”中，南北方國家不是站在同壹條起跑線上的，“賽跑”的結果也只能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國家間數字鴻溝的根本原因。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秩序在知識經濟時代依然沒有改變。北方國家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繼續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利用對高科技的封鎖，使發展中國家很難找到實現“後發優勢”的技術平臺，生產出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時長期處於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剝削的境地。在這種境況下，通過信息技術和知識來創造價值的新經濟只能是壹種“富國現象”。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搭上了信息革命的頭班車，在“知識權力”集中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重組和全球壟斷獲取“先行優勢”，已經牢牢占據了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制高點。由於新興產業和高科技風險投資的高回報率，發達國家過剩資本轉向內部投資，刺激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繁榮。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尚處於工業化階段，部分國家尚處於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時期，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到來，使發展中國家肩負雙重發展重任，由於外匯拮據、知識和人才的匱乏，沒有能力推進信息技術的普及工作、提高因特網應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E-business)和電子社會(E-society)而被邊緣化。並且隨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窮人被隔離在數字鴻溝另壹邊。所以，不解決南方國家的貧困化問題，使之擁有進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條件，數字革命”只能是空談，消除數字鴻溝只能是現代神話，因為正在挨餓的窮人是不可能靠數字蛋糕充饑的。
壹個國家內的不同階層、不同地區間存在著經濟水平之間的差異性是造成壹個國家內部數字鴻溝的重要原因。在美國，貧富差距自1973年以來已經達到創紀錄的水平，信息化進壹步推動財富在信息技術所有者、企業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聚集，比爾·蓋茨等網絡巨子富可敵國，無緣或不能掌握網絡技術的公民極易淪為赤貧或墮入社會底層。位於鴻溝的不幸壹方，就意味著更少的機會參與以信息為基礎的新經濟。在這種新經濟中，更多的工作與計算機相關。這同時意味著獲得較少機會參與教育、培訓、娛樂、購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線得到的機會。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區間推進信息化經濟條件的巨大差異和不同地區居民之間接觸數字新媒體機會的嚴重不均。所以要消除壹國內的數字鴻溝，必須和經濟發展聯系起來，以消除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來縮小國內的數字鴻溝問題。
其他壹些社會因素也會對數字鴻溝產生深遠影響。1998年，克林頓政府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數字鴻溝）的發展目標，試圖通過大眾媒介和其他手段來普及計算機和因特知識，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條件。然而，後來對公眾利用電視媒介實際效果的研究卻發現，這方面的工作並不成功。因為克林頓政府普及計算機和因特網知識的努力，的確在低收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體產生了傳播效果，但是對大眾傳媒中傳播的計算機、因特網知識接觸和利用最多的，還是那些相對富裕的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以緩解受教育不平等為目的的大眾傳播活動，實際結果卻是擴大了兩者之間的數字鴻溝。造成數字鴻溝的社會因素包括：（1）傳播技能上的差異；（2）已有知識存儲量的差異；（3）社交範圍的差異；（4）信息的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的因素；（5）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 在壹段較長的時間內，消除南北國家間的數字鴻溝將無法實現，因為新壹輪的國際競爭將進壹步穩固北方國家經濟、技術方面的優勢，在整體上擴大與南方國家間的數字鴻溝。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縮小數字鴻溝方面並非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信息革命對那些基礎較好並針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采取具體的應對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他們完全可以抓住數字機遇，在信息革命中取得較大進步，實現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數字鴻溝的目標。中國政府多年來壹直對數字鴻溝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中***中央關於“十五”發展規劃的建議書開篇就明確指出：“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是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後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消除式發展”。中國消除或縮小數字鴻溝的具體對策，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 要樹立正確的觀念，加強落實，理性消除數字鴻溝。
要理性消除數字鴻溝，須要做到以下幾點：（1）要加強核心技術的科研和開發。數字鴻溝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往往是由於核心技術的差距形成的，並且由於信息產業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國防、安全戰略地位，積極研究核心技術，尤其是計算機、通信和微電子技術領域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顯得尤為迫切。在具體實踐中要加大資金、人才投入，提供制度保障和促進，發揮“後發優勢”，形成集團整體推進，盡快追趕甚至超越國際領先技術。（2）要加強信息化推進制度建設。我國目前的制度建設與大力發展信息化之間具有相當的差距，只有技術領先，沒有制度保障和推進，信息化依然很難推進，特別是在我國這樣壹個國有企業占據最重要地位的大環境下，政府在推進信息化中的作用相較於國外，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推進信息化方面，政府需要從宏觀上加以引導，綜合規劃發展布局，保持適度超前的發展戰略以及信息化制度的穩定性和統壹性。（3）要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可信息化程度。信息化發展是國家的大政方針，是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推進信息化必須站在產業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調整多個產業的關系，全面、整體推進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另外，根據不同的地區的不同狀況分地區分階段逐步實施信息化推進戰略，避免盲目跟風，盲目發展。
第二，大力借鑒國際通行的政策，參考他國成功舉措，走中國特色的信息化之路。
第三、積極響應和參與國際組織為縮小和消除數字鴻溝方面的工作，並為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而鬥爭。 現在的問題是存在壹道數字鴻溝。首先，這裏是否存在著壹條溝？這是壹個事實判斷；第二，怎麽會形成這條溝？原因在哪裏？這是科學分析；第三，這條溝對我們來說有什麽不好？這是價值考慮；第四，有沒有可能和辦法減少或者消除這條溝？這是對策考慮。這也許是我們這次會議“關註數字鴻溝：公眾理解信息技術高級論壇”所關註的問題所在。這裏既存在許多觀念概念上的理論問題，也有許多實踐層次和操作層面上的問題。
其實，早就有人擔擾，信息革命和信息化可能將帶來壹個貧富嚴重兩級分化的世界，並將進壹步拉大全球的南北差距，導致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社會不均現象。隨著數字化過程的加速，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已經並將會繼續加劇，馬太效應更加明顯、突出，這就是數字鴻溝，而且還在加大的數字鴻溝。?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實系主任邁克爾·德圖佐斯在他1997年著的《未來將是什麽：信息世界將怎樣改變我們的生活》(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u will Change Our Lives)壹書談到信息造成或貧富差距時說：“壹個富有的國家有壹攬子豐富的經濟商品和服務。因此，它高度重視信息和信息服務的價值，原因是有那麽多商品是由它們導致的。在美國、德國和日本，電腦硬件和軟件以及組織內部進行的信息處理大致構成GNP的10%。在孟加拉國，這個份額遠低於0.1%-相差 100倍。”
可以相信，不發達國家的狀況大致如孟加拉國相仿，有的甚至差距更大。這種差距大家都看到了。情況更糟的是，這些不發達國家在能夠考慮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之前，更需要解決基本的居住、生存和交通的基礎設施。對他們來說，奢望跳過工業階段，從農業階段直接躍入信息階段，簡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結論是：如果信息市場放任自流，便將增大富國和窮國、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也即是數字鴻溝有可能進壹步擴大。為不使數字鴻溝進壹步擴大，必須提出具體的倡議和計劃，能讓窮國更多地得益於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八國首腦會議通過《全球信息社會沖繩憲章》，提出國際社會***同努力消除信息差距。可消除差距，富國和富人應當伸出援助之手，幫助窮國和窮人發展信息技術的，並從中受益。不重視這壹點，貧富差距就將擴大，也將加劇鴻溝兩邊的人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對和平與發展極不利。但是，消除數字鴻溝要完全靠富國和富人無償地支援窮國窮人也還有許多問題。例如，發達國家發明壹種治療艾滋病藥物，需花5-7億美元，3-5年時間，從10000多種可能的藥物中最後得到壹種藥效好的藥物，要投資商白白送給窮人，投資商本贏利的目的就達不到了。所以要全靠發達國家援助是很難的。數字技術的開發也有相同的情況。關鍵要靠窮國和窮人自己的努力。
首先，在中國組織機構的文化與實施信息與通信技術之間存在著壹種潛在的矛盾。中國的組織機構模仿家庭模式，實行家長制，在具體操作上存在嚴重的權力分配不平等，叫“權力距離維度”(Power distance dimension)，由於信息與通信技術會增加透明度，從而會對高層人員構成威脅。這種文化上的積澱影響高層管理，對信息關註產生不同的態度。從而影響到文化內容的傳播。這裏存在著壹個體制、機制以及文化環境的差異問題。
其次是缺乏技術工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存在雙重性，壹邊無技能的勞動力大量過剩，壹邊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嚴重缺乏。專業技術人員短缺不利於技術轉讓和技術擴散。由於我國追趕發達國家的願望十分強烈，引進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設備是國外最先進的，但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低，組織結構又不合理，難以真正發揮最新技術和設備的作用。
第三是組織結構制度和管理技能。“中國的組織機構中缺乏合格的有能力管理者，這仍然是在公司中促進和擴散信息與通信技術時所面臨的最大障礙。”引進的先進技術與組織內部低水平的管理技術之間非常不匹配。難怪王選教授多次強調：“中國現代化最缺乏的是管理現代化”。朱镕基總理多次指出：“管理科學是興國之道”。這裏首先還有歷史的原因，我國經濟基礎差，起步晚(相當於壹個小孩剛學步就要參加百米賽跑壹樣難)。這裏所談的原因是當前阻礙著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數字鴻溝有消除或差距的縮短。克服阻礙需要作各個方面的努力，但有壹個基礎性的方面是學習和創新。虞有澄在他的《我看英特爾》壹書中的前言用的就“無盡的成長與學習”，結論是“學習——成功之道”。他的體會是：“永無止境的學習，追求技術創新的極限與勇於嘗試錯誤是多麽重要！”北大王選教授體會更深，他總結出壹句言簡意賅的話是“高科技產業的基礎是在於學習和求變”。“學習與求變”就是“學習與創新”。(王選：虞有澄著《開創數字化未來》序三)，學習創新“是數字技術發展的基礎，而且也是知識經濟成長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