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去世以後,中國進入壹個特定時期,就是“同光中興”,歷史書上也稱為“封建社會的最後壹次回光返照”。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日趨衰敗的清朝統治出現了所謂“同光中興”的局面,中外出現了“暫時和好”,洋務運動也蓬勃開展起來,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也“平息”了。 “堅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給近代中國的第壹印象,由此,“洋務新政”的首要之舉即兵工建設,制造槍炮船艦。從安慶軍械所到江南制造總局,從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機器局,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中興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經營,效果卻是不盡如人意。
簡單說,造槍、造炮、造船,都學會了,但無壹不仿制,無壹不落後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舉例而言,江南制造總局造了近30年的槍,還設計不出壹支具有本國知識產權的步槍,更不要說大批量生產;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艦隊專供炮彈,卻造不出作戰急需的爆破彈。至於其他非軍工類的官辦企業,同樣是死氣沈沈,效率低下,而民間資本又長期被壓制,毫無競爭力。
事實證明,向西方學習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統工程,壹個只會仿照槍炮而沒有自我創新與自我造血功能的國家,除向列強買軍艦、送訂單,別無其他選擇。縱觀30年的“洋務新政”,清廷對待西方的態度是既懼之(制度、實力)、又厭之(人種、文化),實行的是有距離的接觸政策,只及器物、不及制度,只知皮毛、不知根本,充其量是“不介入、跟著走”,這與日本采取的主動追隨融入的戰略迥然不同,其發展速度與效果也由此差異巨大。
以對西方的考察為例,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團、蒲安臣使團前往歐美各國,但這些人回國後大多被棄置不用;而同壹時期,日本派出巖倉具視考察團前往歐美,其成員回國後大多成為朝中巨子。再以教育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訂了規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計劃,其“政府主導、全國動員、全民參與”的模式在數十年後成果斐然,到十九世紀末,日本小學入學率接近95%,而中國卻是科舉依舊,學習內容陳腐依舊,與時代越走越遠。
表面上看,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對和平與穩定,經濟有所發展,年財政收入也恢復至8000萬兩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與國土面積遠少於中國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財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而其投向軍事的開支遠高於後者。由此可知,所謂的“同光中興”,不過是“蛋殼裏的中興”,在真正的考驗面前,其“表面繁榮”勢必壹捅即破。 甲午戰爭期間,清廷主戰派們意氣風發,認為日本不過“蕞爾小國”,必定壹戰而勝,但外方評論對中方卻大多持消極態度,如上海《德國新報》稱日軍與德國勁旅無殊,與中國交兵必操勝算;英國海軍情報處也認為,“不管從哪個角度而言,中國軍隊都是前途未蔔的”;“日本軍隊之與中國軍隊,就像十九世紀的文明軍隊之與中世紀軍隊壹樣”;“中日如果交戰,只能有壹種結果”。
事實究竟如何呢?當時的清廷,確實號稱有百萬大軍,並大體換上了近代槍械火炮,但扣掉60萬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綠營,其他湘淮勇營加上部分由綠營改編而來的練軍,可用兵力不過40萬人,其中李鴻章掌握的淮軍精銳只有5萬人。與日本25萬的可用兵力相比,清軍並不占優勢,更何況在營制、訓練、指揮、參謀、後勤等方面都要遠遠落後於日軍。
至於當時國人引以為傲的北洋艦隊,此時也早已是明日黃花。不錯,北洋艦隊在1888年成軍時,確實是檣櫓如雲、旌旗當空,並被國外軍事年鑒排為“世界前八”,但從這壹年開始,北洋艦隊再未添過壹艦壹炮,而同時期的日本卻以每年增加壹艘新軍艦的速度擴大規模。至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實力已經超越了北洋艦隊。
當時的世界海軍技術可謂日新月異,日本後來者居上,無論是定購還是自造的軍艦,裝備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和武器,其平均航速遠超北洋艦隊,而軍艦上大規模裝備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艦隊所不具備的。就事論事,甲午前的北洋艦隊除“定遠號”、“鎮遠號”兩艘鐵甲艦在裝甲、噸位和巨炮上占據絕對優勢外,其他幾乎都處於劣勢。就這樣壹支疲弱之師,最終被趕鴨子上架,輸得毫無脾氣。
究竟是什麽導致了這樣壹場悲劇?長期的文治主義傾向,對時代與大局的誤判,對海軍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等等,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女人當國”的替罪羊上,但歸根結底,還是農業社會的底子、“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導致清廷嚴重缺乏戰爭動員能力與機制,國家雖大、人口雖多、資源雖豐富,但根本應付不了這樣壹場大規模的近代戰爭。 明清以後,中國傳統宗藩體制日趨成熟而穩固,但好景不長的是,隨著歐美列強的東來及日本的崛起,這壹體制從四面八方都面臨著解體之勢。其中,守衛東北藩籬、最為清廷重視的頭等朝貢國朝鮮,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強有力的滲透。
早在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使館及人員被毀被殺,駐朝公使花房義質乘英艦逃回國內。事後,日方不肯善罷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時,清廷壹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斷下令派慶軍入朝平亂,結果清軍在北洋兵艦的護送下搶先進入韓京,在兵力遠少於中方的情況下,日方只得知難而退。
事後,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其訓練新軍,朝鮮的外交事務與海關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員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勢力被大大壓制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為增強。兩年後,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結親日的朝鮮“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大肆殺害親華的朝鮮重臣並控制了局勢。危急關頭,慶軍營務處總理袁世凱挺身而出,壹舉挫敗了日方及“開化黨人”。由此,袁世凱嶄露頭角,繼而成為“朝鮮監國”,壹代梟雄就此起步。
甲申政變後,李鴻章也意識到,“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話雖金石之言,但國勢如此,李鴻章又豈能力挽狂瀾? 同光年間湧現出壹大批名臣: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駱秉章、閻敬銘、文祥、僧格林沁、官文等等。 至於他們的命運:多少風雲人物,難被雨打風吹去。
肅順
愛新覺羅氏,字豫亭,他是世襲罔替的鄭親王烏爾恭阿的第六子,鄭親王端華是他的四哥,肅順其人才幹在文祥、榮祿等人之上,他的特點是唯才是舉,不分滿漢。膽大、果決,但是,也是跋扈得很,京師聞聽“肅六”,都是說夠狠。然而,肅順不如文祥縝密,也不如榮祿機變,所以,以其粗心大意最終敗在他壹直看不上眼的慈禧和鬼子六手裏。而且,肅順樹敵過多,又無外援,關鍵時,地方督撫無人替他說壹句話。他最為失策的是過低的估計對手,特別是誤聽人言,竟然以邀寵為目的求開去幾個重要差使。其中包括上虞備用處和粘桿處這兩個最重要的差使,此差使是管理內廷貼身侍衛的重要角色!其地位絲毫不遜於領侍衛內大臣!這樣,他們在慈禧發動政變時,手中更無抵抗力量,只好束手就擒。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輕敵思想,當時,老五敦親王已經暗示肅順說,有人要殺妳,可是肅順竟說:請殺、請殺!當成笑話聽。他和另外七個大臣分開走,也是中了人家的分而制之的圈套。肅順可惜。
文祥
鑲紅旗滿洲,字博川,當時為人稱作是:正色立朝,連慈禧都敬他三分。他在恭王身邊凡10多年,可以說沒有文祥就不會有恭王,而且,清史上號稱的同治中興,文祥至少有壹半的功勞,另壹半是曾剃頭的。當時,在內廷有文祥、外野有曾國藩,清朝才又得以維持40多年。文祥本人還是軍政雙才,後來,去東北鎮壓王達、馬傻子起義,很有壹套軍事才能。曾國藩的頭號幕僚趙烈文評價文祥也是很高的,說恭王是貴族出身,不曉世事在朝中雖權重壹時但是:“晃蕩不能立足”,多虧文祥夾輔。從後來恭王的結局看,文祥死後,恭王如失膀臂,到了光緒11年,甲申易樞,恭王壹舉閑廢20年,其實,這不過距離文祥去世才7年而已。後來,榮祿主政,向李鴻章請教,李鴻章勉勵他去做第二個文祥。文祥死後,賜謚:文忠。趙烈文說文祥器局偏小,不如肅順,也是定論。
曾國藩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並積極實踐的第壹人。在他的指導下,建造中國第壹艘輪船,開啟近代制造業的先聲;建立第壹所兵工學堂,肇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壹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不僅奠定了近代中國科技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安排第壹批赴美留學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材,其中民國第壹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部長)梁敦彥、清華大學第壹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國藩自稱:“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他教導士兵“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滴杜鵑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練兵,使湘軍成為壹支有主義的隊伍,他作《愛民歌》傳唱,使湘軍聲威大震,毛澤東作《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即以此為藍本,蔣介石黃埔建軍時,也將他的《愛民歌》印發學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國國情,寫壹篇《討粵匪檄》,使許多知識分子脫去長衫,率瓴黑腳桿的相實農夫,投到湘軍的旗幟之下,同太平軍作戰並取得了最後勝利。中國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業)、立德(成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為後人留下學說)“三不朽”之說,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星辰,曾國藩就是其中之壹。他打敗太平天國,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時弊”、整肅政風、學習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現了“同治中興”;他克已唯嚴,崇尚氣節,標榜道德,身體力行,獲得上下壹至的擁戴;他的學問文章兼收並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師,“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蔣介石),實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業,不愧為“中華千古第壹完人。”曾國藩壹生致力結交、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國歷史上規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幾乎聚集了全國的人才精華為招攬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謙遜的老臉,屢屢上書舉薦部下,為部下謀官要權,爭謀職位。他壹生推薦過的下屬有千人之多,官至總督巡撫者就有40多人。他們既有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李瀚章這樣的謀略作戰軍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第壹流的學者和科學家。曾國藩具有高深的學問素養,是壹個“辦事(幹出事業)兼傳教(留下思想學說)之人”(毛澤東)。《清史稿—曾國藩傳》也說:“國藩事功大於學問,善以禮運。”他壹生勤奮讀書,推崇儒家學說,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後又壹個“儒學大師”;他革新桐城派的文章學理論,其詩歌散文主持了道(光)、鹹(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壹代”。
榮祿
字仲華,出身滿洲世家,他的祖先就是功勛顯赫的努爾哈赤著名的“五大臣”之首、開國佐命三大將之首的直義公費英東(另兩個人是弘毅公額亦都、武勛王揚古利,跋扈非常的順治朝、康熙朝大臣鰲拜就是費英東的侄子),家世非常煊赫,榮祿的女兒就是後來的攝政王福晉,他的外孫就是末代皇帝溥儀。榮祿的嶽父是當朝武英殿大學士靈桂,所以,榮祿入仕後很順利,只是中間有壹些挫折,放到陜西做西安將軍,慈禧的最大心腹就是榮祿,他比剛毅等人要開明,在滿洲重臣裏不算昏庸的,但是,比起肅順、文祥,他已經是小聰明了,但是,因有他在,袁世凱就不敢有非分之想,等他和慈禧死了以後,老袁膽子就肥了,所以說,王朝的衰滅也是人才的衰滅。滿人到了榮某這壹代,也算是走到盡頭了。榮祿算是滿洲人當中小有才情的,而且,他很富有機變,在這方面比肅順強,然而,他喜歡搗鬼、攬權招勢,沒有像文祥那樣公私分明,所以,人望也就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