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張書記: 我是壹名來自嶽陽基層的普通幹部,盡管普通,但始終心憂湖南。作為湖湘文化的發源地,湖南曾經輝煌,這幾年在您的直接領導下,雖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離鼎盛的湖南還有壹定的差距。強烈的憂患意識在我的心裏積累了許多想說的真話,但苦於找不到和您面對面交流的平臺。此次省委決定在全省廣泛開展“堅持科學發展觀、加快富民強省”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我激動得徹夜難眠。我終於等來了可以暢所欲言的這壹天。既然是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就應該敞開心扉,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原則,把心裏想說的話毫無保留的說出來。由於水平有限,難免有些觀點不壹定科學,但我的出發點絕對是善意的,說得不對的地方還請您包容。 壹、把人才從百姓中“解放”出來,改變“政治湖南”形象,建立壹個納稅人的經濟湖南 我曾經到過您的家鄉,閑聊中和當地百姓聊到了您。當地人說,春賢部長是個實幹家,但妳們湖南可不太好搞。我追問究竟,他們回答:妳們湖南人玩政治可以,搞經濟可不行。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湖南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僅用四個字就可以概括:“政治湖南”!說得難聽壹點就是謀人專心致誌,謀事心不在焉。這壹點從基層現行的行政資源配置反映得淋漓盡致。壹是近親繁殖:壹人得道,家族為官的現象十分普遍。二是括弧幹部(指享受待遇的幹部)數量龐大,財政不堪重負。三是領導幹部多,辦事員少。許多縣裏面的機構,在職的除打字員以外幾乎都是黨組成員,沒有辦事員。職能稍微強壹點的局,配備十壹二個班子成員、八九上十個正副局長的現象司空見慣。四是外行領導內行。縣壹級的班子成員懂政治的多,懂經濟的少乃普遍現象。五是官員們納稅人意識淡泊:任人唯親,不計成本,導致財政供養人員膨脹,納稅人不堪重負等等。種種幹部任用制度的弊痛埋沒了大量的專業人才,想幹事的幹不了事,不幹事的占據要職。自從您來到湖南以後,這種現象慢慢得到了改變,優秀縣委書記、鄉鎮黨委書記可以進省直機關任職了,省直機關優秀幹部可以下基層鍛煉了,等等這些政策的出臺讓基層幹部看到了希望。這壹點我們嶽陽緊跟省委,始終走在前面。我就是直接的受益者。2005年,作為壹名旅遊學者,我向素不相識的市委書記易煉紅毛遂自薦,要求下縣擔任合同制副縣長抓旅遊,期間不享受副縣級待遇,三年期滿,如成績突出即轉正留任,如業績平平則回原單位繼續擔任原職。沒想到就是這樣普普通通的壹封信,讓我真的走上了縣級領導的崗位。現在我到臨湘已經整整幹了4個年頭,使得那裏的旅遊從無到有。上次您到臨湘考察,五尖山的書院、碑林以及以十三村為代表的旅遊特產都是近兩年發展起來的。我的成長的確得益於幹部任用制度方面思想的大解放,否則幸運之神絕無可能降臨到壹個平民子女的頭上。為了徹底改變我省“政治湖南”的形象,把人才從百姓中真正“解放”出來,讓全省幹群壹心壹意謀經濟發展,我建議: 1、對所有縣團級以下(含縣團級)幹部全部實行競聘合同制。即打破行政級別、學歷、任職年限等界限,通過公開競聘,發表施政演說,考察考核,簽訂5年任期合同。任期內完成了約定任務方可提拔任用,提前完成則提前提拔晉級;如果沒有完成,則回原單位競職。這樣做,對任職幹部有壓力,有動力,更為真才實幹者公平搭建了壹個想事幹事的平臺。 2、因崗設人,取消“解決幹部待遇”的傳統做法,讓“括弧幹部”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打破“平衡主義”,為吃緊的縣級財政松綁解套。 3、嚴格控制各單位領導幹部職數,因崗定酬,不在領導崗位的也不再打括弧,僅享受普通公務待遇。 4、配備領導班子不僅僅要重視年齡、學歷、性別、黨派等結構,更重要的要註重行業專業知識結構,解決外行領導內行的矛盾。 5、鼓勵在職領導幹部下海經商,大量裁減財政供養人員,減輕財政負擔。 二、把政績從GDP中解放出來,重新構建GHD,建立壹個高幸福值的和諧湖南 GHD(GNH+GDP)是國民和諧總值的簡寫,GDP是國民生產總值的簡寫。 我們都知道GDP是經濟發展的壹個硬指標,GHD――國民和諧指數是怎麽回事?與國民生產總值又是壹個什麽樣的關系呢? 2008年娛樂界最溫馨的事件就是劉嘉玲和梁朝偉結束了18年的愛情長跑,終於結婚了。婚禮總策劃、著名導演王家衛把這件婚事辦在我們的鄰國不丹。很多人壹時不明白?他們不缺錢啊,怎麽跑到那個窮鄉僻壤搞婚禮? 事後人們才了解:不丹,是這個世界最幸福的國家之壹。上世紀末,不丹國王提出並付諸實踐國民“幸福指數”,經過20多年的發展,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山區小國不丹,國民總體生活得比較幸福。“幸福指數”風靡全球,成為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方法,GNH成了幸福指數國際測定標準。 如果說,GDP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那麽GNH就是民眾生活滿意度的“風向標”。 這麽多年來,我們壹直在追求提升經濟總量,可如果經濟發展陷入“GDP崇拜”,就會出現個人為斂取財富而逾越法律道德,大肆營私舞弊、制假販假、賄賂尋租;企業為得到更大財富,不惜褻瀆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偷稅漏稅、制造汙染;政府為創造更多經濟總量、官員為了獲得政績殺雞取卵,全民招商,為高汙染、高能耗的粗放型經濟大開綠燈,違規上馬新項目。結果是GDP攀升了,貧富懸殊卻拉大了;腰裏有錢了,生存環境卻惡化了。我想,經濟發展不是為了經濟,而是為了發展;不是為了生產數量,而是為了生活質量;不是為了輝煌的數據,而是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與和諧社會、兩型社會有著本質的壹致。國家在長株潭和武漢建立兩型社會改革實驗區,其目的是既要GDP,更要GNH。單純追求GDP或者GNH都是不科學的。沒有GDP作支撐,也不可能獲得GNH。只有當GDP和GNH同步協調增長了,社會才能實現和諧。為此我認為應該有壹個新的指標來衡量社會的和諧程度,即GNH+GDP,簡稱GHD,也就是國民幸福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和,簡稱國民和諧總值。因為湖南走在全國兩型社會改革實驗的最前沿,故把考核地方官員政績從GDP中解放出來,重新構建GHD,建立壹個高幸福值的和諧湖南,應該成為我們***同努力的終極目標。 三、把基層領導從民主的軟肋中解放出來,改善政治生態,重建壹個經世致用的實幹湖南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制度,也是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石。這項制度的本身並沒有問題,但無論多麽完備的制度都存在軟肋。就拿縣壹級的政府領導來說,每5年要換屆,在任期內如果不作為,人民不滿意,理所當然會選掉妳。如果工作力度太大,難免會得罪人,而大眾的國民素質普遍不高,得罪的人多了同樣會落選。故許多政府官員們選擇了自保,不敢大刀闊虎地開展工作。這就是民主的軟肋。如何克服這個軟肋,關系到湖南是做政治強省還是做經濟強省的命脈所在。誠然,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制度是不容有絲毫褻瀆的,但不折不扣執行制度的過程是可以創新的。為此,我們必須解放思想,以科學的態度用好這個制度為人民大眾服務。過去我們選舉產生政府領導都是組織確定人選,人大代表推舉產生差額人選,被選舉人沒有進行競職演說就開始投票,大多數人大代表對被選舉人的情況壹無所知,甚至都不認識,怎麽能夠確保選當選者就是人民稱心如意的領導?我建議被選舉人必須面對人大代表發表競職演說,闡述施政綱領,對人民承諾在任期內實實在在為民辦幾件實事。為民辦了實事,就會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即使得罪了部分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決不會讓人民的有功之臣在連任競選中落敗。湖湘文化的精髓乃經世致用,改善政治生態環境,重建壹個經世致用的實幹湖南,是我們解放思想必須跨越的重要壹步。 四、把農民從信仰缺失中解放出來,鞏固基層政權,打造壹個鄉風文明的強農湖南 在基層,我雖然不管農業,但我總是喜歡到農村去走壹走。我經常問農民這樣壹個問題:“如今的農村種田不交稅,國家還給補貼,為什麽政策好了,上訪的反倒多了?”農民們也答不出壹個所以然。照理說政策好了農民因該感激政府,安安心心種田致富。然而如今的農村並沒有因國家的惠農政策而減少矛盾,相反許多矛盾較過去更為激烈,基層政權的權威被削弱。主要表現在,壹是部分農民唯利是圖,出現了矛盾和問題非錢不能解決問題,就連鄉裏開個村幹部會,不拿現錢發補貼,人就到不齊。在廣大基層,經常聽見鄉幹部們說這樣壹句話,“花錢買平安”,針對的就是這種現象。二是懂法不講法,有理無理找政府。現在的政府講究以人為本,部分農民以為政府軟弱,明知自己的訴求不合理,偏偏要上訪。最典型的是有壹位農民自己老婆跟別人跑了找不回,也要到政府鬧,鄉政府不出面,他就找縣政府,縣政府不出面他就進省赴京。如今,基層政權相當多的經歷都在應付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三是涉惡宗族勢力猖獗,許多村級政權為村裏的涉惡宗族勢力控制。現在村級組織實現了海選,本來是壹種民主的進步,但許多農民民主意識不強,誰在村裏勢力大就投誰的票,導致基層政權的不穩。之所以會出現上述三種現象,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廣大農民信仰的缺失。文化革命“破四舊”,將儒家文化破了個幹凈;聯產承包,農民分散到戶,政治道德教育放松,加之市場經濟價值觀的沖擊,導致相當壹部分農民失去道德和政治信仰,唯錢是圖。農民信仰重建,事關湖南的復興、國家的穩定。為此,我建議: 1、全面開展壹次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打擊涉惡宗族勢力,凈化農村環境。 2、結合新農村建設,在全省開展“人民公仆和農民朋友點對點交朋友”活動,讓公務員點對點地為農民朋友提供科技、政策、農業信息咨詢、農副產品種植和銷售等方面的服務,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溶入中華傳統、社會主義道德和***產主義信仰教育,引導農民精神脫貧。 3、建議各級鄉鎮政府主導組建農民協會,實現“農民有困難找協會”,將所有的矛盾解決在協會。 五、把生產力從科技中解放出來,風險投入,打造壹個敢為人先的科技湖南 小平同誌說,“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如今世界的競爭就是科學技術的競爭。發源於湖南的湖湘文化造就了壹大批華夏精英,然而,湖南的科學技術始終沒有走到國家的最前沿,湖南的經濟為什麽壹直不能達到令人滿意的境界,也就不足為怪了。科技要走到最前沿,光靠投入是不行的,壹是學術腐敗滋生了許多偽科學課題,旨在套取國家科研資金,國家的錢花了,取得的成果卻是壹些中看不中用的偽成果。二是湖南的財力不雄厚,比不過北京、上海和沿海發達城市,要想用錢堆出壹個中關村是極不現實的。其實科技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湖南要實現科技強省的目標,唯壹的出路在於出臺好的政策,催化高科技人才創業。為此,我建議,省裏拿出50億元人民幣設立“高科技風險投資基金”,向全世界科學技術人才征集高科技產業項目,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從中篩選幾個能形成巨大產業的高科技項目,政府投資控股51%或更多股權,項目專利持有人以知識產權占有40%甚至49%的股權,以此吸引頂尖級科技人才向湖南聚集,真正把生產力從科技中解放出來,風險投入,打造壹個敢為人先的科技湖南。 六、把國有資產從行政壟斷中解放出來,集約化辦公,打造壹個以民為本的高效湖南 我湘西的壹個朋友榮升某縣縣長,見面就嘆氣,縣裏財政太窮了,壹天到晚要找米下鍋。我不置可否,對他說,再窮的縣市,遍地都是黃金,只是妳沒有發現罷了。黃金從何處來?從打破行政壟斷中來。放眼各級城市,大部分黃金商業地段都被政府各級部門和強勢行業所割據,這些樓堂館所的建設不僅花費了財政大量的資金,而且利用率低、管理成本高,浪費驚人,從民生的角度而言,老百姓蓋壹個章要過幾道保安爬幾層樓,不僅影響辦事效率,而且割裂了人民公仆與老百姓之間的血肉聯系。據簡單測算,全省122個縣、區,14個地市,平均每個縣算它20棟富余辦公大樓,每個地市50棟,每棟均價500萬元,僅這筆拍賣資金就達到157億元人民幣。實際上遠遠不止如此。如果省委省政府痛下決心,全省清理樓堂館所,將政府職能部門(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如國家安全部門)集中在幾棟行政樓裏辦公,將其它多余的樓宇、地塊全部對市場拍賣,這樣不僅盤活了國有資產,打破了行政壟斷,治理了行政腐敗,而且提高了老百姓的辦事效率,拉近了老百姓與政府之間的距離。 七、把百姓從防盜門窗中解放出來,***建“治安誌願者”,打造壹個夜不閉戶的平安湖南 張書記,我不知道您從北京踏上湖南的土地,最大的感受是什麽,我只知道我從湖南踏上北京的土地,最大的感受是北京沒有防盜網。我並不是指責湖南的治安有多麽多麽的不好,至少遍布城鄉的防盜門窗給人的直觀感受是缺少壹種安全感。上升到哲學層面是閉關自守。就如我裝修房子時,我堅決反對安裝防盜窗。我對妻子說,現在的切割機只有壹巴掌大,防盜門窗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人家如若真想盜妳,做十層防盜門窗也防不住。再說了,也不安全,如果萬壹發生意外,防盜門窗封得嚴嚴實實,自己把自己的生路都給堵死了。妻子猶豫再三還是沒有采納我的意見,她說,妳講的道理我也懂,但人家都裝了,我們不裝,晚上睡不著。這種現象在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是虛擬的不安全上升成為了壹種心理暗示。這種暗示如果任其蔓延是非常有害的,它束縛人們的思維,缺乏包容與創新。北京僅流動人口就有上千萬,他們如何能夠做到家家戶戶不用安裝防盜門窗而能夠安居樂業呢?前不久我被派往北京參加奧運維穩,終於解開了這個謎底。其法寶只有四個字:“群防群治”。全北京20多萬治安誌願者遍布大街小巷,警惕地註視著來來往往的人流。我省有那麽多享受國家低保、體格健全的社會公民,有什麽理由讓他們只享受不奉獻呢?我們可以把他們組織起來,組建壹只“治安誌願者”隊伍,每天三班,巡邏把守,完全可以把百姓從防盜門窗中解放出來,打造壹個夜不閉戶的平安湖南。 八、把行為習慣從小農意識中解放出來,全民***建,打造壹個湖湘特色的文明湖南 從韶山沖走出去的毛澤東締造了新中國,作為他家鄉的湖南人民理應在各方面都成為全國人民的表率,尤其是文明程度。但遺憾的是在這壹方面我們還做得比較欠缺。今年年初我到了韶山,那裏拉客、搶客、宰客的現象十分突出,我感到十分的痛心。對比奧運北京,我們差距甚遠。在北京,妳只要往公交站臺壹站,就有導乘員主動上來問妳上哪兒去,得到回答以後,她會不厭其煩地告訴妳應該乘幾路車在哪裏再轉乘幾路車然後怎麽走就到了。在我們湖南的許多城市,問路是壹件很困難的事情。而這還緊緊只是檢驗文明程度的壹個及其細微的方面。壹個湖湘文化熏陶出來的湖南,首先應該是壹個文明的湖南。我建議省委省政府應該發起“全民***建文明湖南”的運動,當我們在湖南能夠把問路和乘車當作壹種享受的時候,壹個湖湘特色的文明湖南便已經顯現。 臨湘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姜宗福 2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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