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研發經費的使用結構，提高研發經費中用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比例；改進科研經費管理機制，提高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增加對科研人員的經費投入，尤其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力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保護知識產權，提高科研成果的經濟效益；通過資本市場的發展如科創板的建設，使科技創新的成果與資本市場對接，獲取發展資金，迅速轉化為生產力。
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科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也是經濟實力的競爭。近年來中國科研投入巨大，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為19657億元，比上年增長11.6%，研發經費規模僅次於美國。研發強度即研發經費占GDP比重為2.18%，較上年提升0.05個百分點，超過歐盟15國平均水平。中國當前的研發投入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研發強度上都已位於世界前列，並且未來還將繼續較快增長。
科研經費是科技發展的基礎支撐，能否用好科研經費在壹定程度上決定了壹國的科研實力與潛力。中國萬億科研經費是誰在投？誰在用？經費使用效果如何？相關政策和制度建設應如何保障科研經費高效合理使用？我們將針對以上問題逐壹進行分析。
我國研發經費的來源與使用
企業與政府是中國科研經費來源的主體。根據大連理工大學的研究數據，1995年至2016年中國研發經費來源結構中，企業研發經費占比從約30%增長到70%，政府來源經費比例從25%下降到20%左右，說明企業已成為研發經費最主要的來源。企業研發經費中，境內上市企業占比約40%，其中國有企業貢獻超過壹半，且境內上市企業研發投入規模前10名均為央企。盡管如此，私營部門也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8年，阿裏巴巴、中興的研發投入已超過中石油、中國建築。
中國使用的執行機構主要是企業、科研機構和大學。1995年至2016年，企業執行研發經費比例從40%增長到77%，科研機構比例從42%下降到約15%，大學占比從超過10%降至約9%。企業已成為科研經費使用最主要的執行機構。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科研經費主要來自政府資助。
科研經費的用途壹般分為三類，即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開發。其中，基礎研究指探究科學知識，無特定或直接應用；應用研究指發明技術解決人類的實際問題；試驗開發指開發產品並優化流程。目前，中國用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科研經費明顯不足。2016年中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研發經費占全部研發經費比例分別為5%和10%，二者合計僅占15%；而美國、日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研發經費占比均超30%，英國、法國更高達60%。從1995年到2016年，中國研發經費中用於基礎研究的比例基本沒變，用於應用研究的比例下降超過壹半，大量研發經費被用於試驗開發。誠然，試驗開發是科技發展的重要壹環，中國在試驗開發的高額投入也帶來了“工程導向”的產出增長，但在基礎研究，尤其是應用研究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已經並將會在長期阻礙和制約我國科技進步的發展和潛力。
研發經費的使用效果
基於對論文、專利、知識產權進出口情況、諾貝爾獲獎情況的全球比較，我們發現中國科技實力近年來取得了巨大進步，多項指標已居全球前列，但相較發達仍然差距明顯。
中國學者和研究人員在科學與工程(S&E)領域發表論文數量已居全球首位，這與國內研究人員以數量和論文為主的科研考評機制有較大關系。但是，在高質量論文引用率和發表於全球頂尖期刊的論文數量等方面仍有較大差距。
中國專利申請量已居全球第二，並且保持較快增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2018年美國的申請人提交了56142件PCT(專利合作條約)申請，其次是中國53345件和日本49702件。與2017年相比，中國PCT專利申請量增長9.1%，遠高於美國增速的—0.9%。按照目前的趨勢，中國有望在今後兩年內趕超美國。在專利授權率上，中國與美國、日本仍然差距明顯。
從知識產權進出口費用看，中國知識產權進出口逆差巨大。根據知識產權局數據，2018年，中國對外知識產權付費達358億美元，已成為全球第四大專利進口國，而知識產權出口總額僅僅約為56億美元。中國知識產權費用有近四分之壹付給了美國，高通、IBM、蘋果等企業都是全球專利出口的“大戶”。中國知識產權進出口巨大逆差說明，雖然我們近年來專利申請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在利用專利創造價值方面與發達仍有較大差距。
從諾貝爾獎獲獎情況看。自1901年首次頒發以來，截至2018年諾貝爾獎***授予904位個人和24個團體，在物理、化學、醫學三個自然科學領域，美國分別獲獎89位、69位、100位，均占據半壁江山。日本臥薪嘗膽，通過幾十年的努力，已有26人獲得了諾貝爾獎。而直到2015年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中國本土科學家方才在諾貝爾科學獎項上實現零的突破。
好錢仍需花在刀刃上
創新驅動發展是重要的核心發展戰略，對研發的投入越來越大，這也直接帶動了近年來我們在科技方面的巨大進步。但是，隨著研發經費總量的不斷增大，研發強度逐漸逼近國際上限，未來研發經費增速下滑是可以預見的。如何用好研發經費，提高研發經費的使用效率，將是未來中國科技創新的關鍵。
第壹，優化研發經費的使用結構，提高研發經費中用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比例。當前中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研發經費占比過低。壹方面是因為“工程化”的研究導向，通過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吸收，並快速轉化為自己的產品，在很長壹段時間享受了發達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紅利。盡管這種模式取得了更快的發展，但目前已經開始遇到瓶頸。另壹方面，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分工不合理，造成了過多資源流向了試驗開發環節。從國際上看，壹般大學主要從事基礎研究，科研機構主要進行應用研究，企業進行試驗開發。我們則是大學主要進行應用研究，科研機構和企業主要從事試驗發展。因此，有必要調整高校、科研機構的研究重點，形成合理分工，提高整體研發效率。
第二，改進科研經費管理機制，提高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科學研究壹大特點就是不確定性，而經費管理的初衷則是確保經費合理規範使用，二者本就具有壹定的矛盾，因此科研經費管理始終是壹個難題。既要賦予科研人員足夠的自主權，避免管得太細太死，使科研經費真正為科研服務；又要加強監督，防止科研經費的浪費、濫用、貪汙。今後應該在加強科研人員誠信制度的基礎上，賦予其科研經費使用足夠的自主權，尤其是在基礎研究這樣不確定性比較大的領域。應該允許科研預算因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改變而作適當合理的調整，經費的使用年限也應更加靈活，使經費使用期與研究周期合理匹配，既滿足研究實際需要，也避免了科研經費的突擊使用，而這些歸根到底只有科研人員自己最清楚，這就要賦予科研人員壹定的經費使用自主權。並且要簡化壹些經費管理手續，使得他們從過於繁瑣的編寫預算、填表報銷中解脫出來。與此同時，必須加強科研人員誠信制度建設，對於科研經費的挪用、濫用、造假，應當參照學術造假實行壹票否決制，加大違法違規成本。
第三，增加對科研人員的經費投入，尤其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力度。科技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長期以來，我國研發經費存在著“重物輕人”的問題，研發經費更多地用於儀器設備采購、試驗費、差旅費、調研費等，用於科研人員的支出偏低。這種做法既沒有體現對科研人員腦力勞動的充分尊重，也不利於其沈下心來專註於本職研究，更不利於優秀研發人才的吸引。中國目前科技人員、工程師數量已居全球首位，但是高端人才數量仍然不足。今後應加大對研發人才的經費支出，尤其應該創造良好的研發條件和生態，比如更好的配套政策、科研環境、扶持資金、文化和生活氛圍等用於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到中國來進行創新活動。
第四，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保護知識產權，提高科研成果的經濟效益。中國科技成果向產業轉化成功率目前約為10%，與發達30%至40%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相比有較大差距，大量優秀成果停留在實驗室技術階段。提高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關鍵在於要有壹個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激勵政策和專利收益分配體系，能夠充分激發科技人員和機構的巨大創造活力。在這方面，美國的《拜杜法案》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其核心是知識產權獲得的收益“壹分為三”：1/3歸學校或公司，1/3歸研發團隊，1/3歸負責轉化成果的中小創新企業。1978年，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臺後這個數字短期內翻了十倍。雖然我國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換法》，但對轉化機構的扶持、激勵方面仍有較大的政策空間，而且地方和單位相關配套實施細則也需進壹步落地。
第五，通過資本市場的發展如科創板的建設，使科技創新的成果與資本市場對接，獲取發展資金，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從國外經驗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特別是發展服務於創新企業的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具有重要的支撐與促進作用。美國形成了以紐交所、納斯達克、地區性交易所、場外交易為基本構架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其中納斯達克定位於服務科技創新企業，其市場內部又分為三個層次，每個層次提供多套上市標準，以滿足不同市值規模、不同行業特點的科創企業的上市需求。從1971年成立至今，納斯達克為美國孕育、孵化了壹批如英特爾、微軟、蘋果、谷歌等成功的科技企業，在美國科技創新和經濟轉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被譽為美國“新經濟的搖籃”。作為科技強國的日本，同樣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體系，除了東京交易所主板外，還有佳斯達克、瑪劄茲這樣專門服務於成長型企業的股票市場，為不同規模、不同階段的創新企業提供融資服務。而目前，國內資本市場主板、中小板、創業板上市門檻過高，且標準單壹，新三板作為場外市場，流動性較差、融資功能不足，這些原因已導致大量的國內科創企業赴海外上市。因此，我們認為應該以科創板推出及註冊制試點為牽引，進壹步完善基於法制與信用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加強信息披露，激活市場流動性，使資本市場真正發揮對生產要素的定價功能。同時帶動天使基金、風險投資、私募股權的發展，形成科技轉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
當前，科技創新是發展的關鍵領域。從數據上看，我們當前的科研更註重短期成果，作為後發，這種試圖“彎道超車”的心態可以理解，但如果忽視了基礎領域的研究探索，將大大影響我國科技實力提升的後勁。我們只有充分尊重科技發展的內在規律，用好日益充沛的研發資源，才能使中國的科技創新擁有壹個光明的未來。
(作者：劉鋒系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王愷系中國銀河證券博士後工作站博士後)
（文章來源：經濟參考報） 鄭重聲明：發布此信息的目的在於傳播更多信息，與本站立場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