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財政赤字規模的決定因素
人們對財政赤字的擔憂和恐懼，主要是擔心財政赤字會導致通貨膨脹。有些人甚至把財政赤字等同於通貨膨脹。事實上，只有當赤字融資手段在時間和空間上運用不當(導致經濟系統需求過度)，財政赤字規模超過實際需要(導致貨幣供給過度)時，財政赤字才會最終導致通貨膨脹。
為了保證財政赤字能夠促進資本形成、加速經濟增長而不發生物價膨脹，其安全邊界的確定必須考慮兩個因素:壹是社會經濟因素，二是資金來源。
(壹)社會經濟對財政赤字規模的制約
1.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程度。如果持續的經濟增長率比較高，即使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而大規模征收財政赤字，也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或者說傷害不大。這是因為國內經濟的吸收能力會隨著國民收入的大幅增加而相應加強，物價水平不會大幅上漲。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弗裏德曼(Friedman，1971)所說，在實際產出不斷增加的經濟體中，實際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導致貨幣需求相應增加。因為貨幣需求增加越多，通貨膨脹就越低，所以增長中的經濟體通貨膨脹率就相對較低。但是，如果經濟增長率很低，即使有少量赤字，也可能對國民經濟造成損害。
2.貨幣化部門的增加程度。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不斷發展，壹個國家的非貨幣化部門會不斷向貨幣化部門轉化，這個過程在這裏稱為貨幣化。貨幣化的過程有兩個明顯的作用:(1)它使人們強化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資產動機)持有貨幣，從而引起相應的現金余額增長；(2)對消費者的實際工資、租金、利息、稅收或其他支付的替代將明顯增加貨幣交易的余額，貨幣儲蓄對實際儲蓄的替代也將增加現金余額。雖然貨幣化過程本身所導致的貨幣需求凈增量遠小於貨幣化部門經濟活動水平提高所導致的貨幣需求凈增量，但它為赤字導致的“額外貨幣供給”緩解了通脹壓力。因此，貨幣化過程導致的額外貨幣需求是政府在確定財政赤字規模時應該考慮的指標之壹。
3.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力利用不足的程度。政府為經濟發展進行的赤字融資是否產生通脹壓力，從產出來看，首先取決於經濟中是否存在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現成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如果國民經濟中，特別是農業和工業部門存在大量未使用或未充分利用的資源和能力，那麽預算赤字就可能充分利用這些閑置的資源和能力，提高國家的生產水平，而不會對物價水平產生上行壓力。
4.赤字支出投資項目的性質。壹般來說，只有當更多的貨幣與更少的產品進行交易時，赤字融資才會導致通脹壓力。因此，如果通過預算赤字籌集的資金用於周期短、見效快的建設項目，不太可能造成通脹壓力。最簡單也是最簡單的原因是，產量的增加或多或少抵消了持有貨幣的公眾購買力增加的影響。
5.國際貿易逆差的程度。如果壹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赤字，那麽它的赤字財政可能不會引發通貨膨脹。這是因為:(1)壹般來說，壹個國家的國際收支逆差意味著該國的貨幣供應量將趨於減少，而赤字財政意味著貨幣供應量將趨於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增減會有壹定程度的抵消，物價水平不會大幅上漲。(2)大量進口國外商品和服務，並以較高價格銷往國內市場，從而吸收家庭部門的超額貨幣收入，緩解供求緊張局面。(3)將部分資源從出口行業轉移到向國內市場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增加國內商品和服務(例如，可以將土地從生產供出口的原材料轉移到生產供國內消費的食品)，減少出口機會，增加國內商品和服務的供給。這樣，在不引起通貨膨脹的前提下，赤字財政以國際收支惡化為代價促進經濟增長。
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壹般來說，只要有財政赤字，就可能產生通脹壓力。重要的問題是，政府是否有適當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潔高效的管理機構，來防止甚至消除赤字財政所造成的通脹壓力。政府的這種管理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舉債能力和收稅能力。赤字融資作為壹種促進資本形成的工具，如果政府有能力通過借貸和稅收的方式籌集這部分額外收入的大部分，赤字融資就會成功(Lewis，1955)。(2)控制工資和物價的能力。政府控制工資應該與控制物價齊頭並進。為了不使工資上漲過快，首先要嚴格控制物價。壹般來說，物價水平的上漲，尤其是供給彈性不大的食品價格的上漲，遲早會導致更高工資的需求。必要時還要控制消費品的分配，甚至對部分消費品實行配給制和票證制。
7.大眾的犧牲精神。赤字財政安全線的確定不能忽視這樣壹個因素，那就是廣大民眾的理解和犧牲精神。如果通貨膨脹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政府部門有責任向社會公布，尋求社會各界的配合。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政府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坦率地告訴人們，確保未來持久的高生活水平的唯壹方法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
(二)財政赤字規模對資金來源的制約
財政赤字作為壹種特殊的融資手段，其規模自然受到經濟系統中相關因素的制約。然而，即使各種因素允許，壹個國家有時也會發現財政年度開始時的計劃財政赤字水平低於財政年度結束時的計劃水平。原因是什麽？事實證明，財政赤字的規模還受到國家能夠為赤字融資的資金來源的限制。財政赤字的來源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即國際資金來源和國內資金來源。
1.對國際融資的限制
財政赤字的國際融資渠道至少有四種，即國際援助、優惠貸款、商業貸款和外債違約。不難看出，前兩種方法似乎更好。它們可以使赤字國家(債務國)在某種程度上不承擔任何財政負擔，彌補赤字。因此，赤字國家應盡可能爭取這種國際融資。但是，壹個國家在壹定時期內可以獲得的對外援助和優惠貸款規模，並不是赤字國家可以輕易控制的變量，而主要取決於債權國。
雖然外債違約可以在壹定時期內彌補部分財政赤字而不增加財政負擔，但這種融資渠道無疑會抹平赤字國(債務國)的信用，使其今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寸步難行，只能作為救急之用。雖然商業貸款相對容易獲得，但成本高，風險大。如果它們超過壹定規模，就會發生外債危機。所以，使用這種融資方式的關鍵是掌握貸款總量。
可見，國際融資規模是否合適，取決於商業貸款是否合適。衡量外債規模是否合理，國際上有三個指標:(1)外債余額占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總收入的比例，即負債率不能超過100%；(2)當年外債余額與GNP之比，即債務率，應低於25%；(3)外債還本付息額與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總收入的比值，即還本付息率，應低於20%。當然，壹個國家的外債規模不僅取決於其出口創匯能力，還取決於其經濟增長。以往關於外債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文獻指出(Alter，1961)外債的積累在經濟增長中必須滿足壹個條件，即外債余額的增長率不得高於GDP的增長率。
2.對國內融資的限制
國內融資規模可以分兩部分討論:壹是國債融資規模；二是貨幣融資規模。
衡量國債規模是否合理，壹般用四個指標:(1)國債余額與GDP的比值即國債負擔率，歐盟國家簽署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要求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這是衡量整個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指標；(2)當年國債發行額與居民儲蓄余額之比是衡量居民償債能力的指標；(3)還本付息額占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比例是衡量政府償債能力的指標；(4)當年國債發行額與當年財政支出的比值，是衡量國債依存度的指標。
如果政府向央行借款，赤字融資非常容易，但也是最危險的。因為這種融資方式會直接導致貨幣擴張，如果貨幣擴張提高了壹般物價水平，就會降低貨幣單位的實際價值。這種實際價值的減少可以看作是對貨幣持有者的壹種稅收，叫做通貨膨脹稅。(1)當壹個國家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出現高通脹率，其他融資來源將被迫減少。例如，該國將更難獲得外國商業貸款並在國內出售債券。(2)通貨膨脹可能減少政府的稅收和出售公共服務的收入(Tanzi and Blejer，1982)。(3)即使通脹不影響其他融資來源，較高的央行融資比例所增加的實際收入也只能達到壹定的通脹水平。超過這壹比例，無論通脹有多高，都只會減少實際稅收收入，因為構成通脹稅基的實際余額低於其通脹前的水平。
第二，中國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低通脹的手段。
這幾年我們壹直在思考這個問題:20年的改革開放，幾乎伴隨著20年的財政赤字，為什麽這種持續的財政赤字沒有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何評價赤字在中國長期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壹)中國財政赤字已經成為發展的壹種手段。
回顧中國近20年的經濟發展，不難發現，財政赤字有效地調動了社會資源，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資本，支撐了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中國財政赤字的這種發展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效應上，即增長效應、改革效應和拉動效應。
1.財政赤字的增長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財政政策的貢獻十分突出。鑒於我國社會保障體系至今沒有建立和完善，稅收制度由於個人所得稅比重很小而缺乏彈性，財政政策中的自動穩定政策是無效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可自由裁量的政策措施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支出(結果必然是財政赤字)，但這些措施不僅僅是為了在短期內調整衰退和穩定經濟，更重要的是作為長期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石永東(1999)利用我們修正的漢森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過去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貢獻巨大的結論。
我們對石永東的計算結果進行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1)1981—1996、財政赤字政策的實施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1.3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13%，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36個百分點，貢獻率為23%。特別是在1990-1996期間，這壹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01個百分點，貢獻率接近20%，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3.8個百分點，貢獻率高達37%。(2)在16的經濟轉型過程中，前9年的財政政策效果遠不如後7年。這表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得到加強，運用財政政策的技巧也越來越成熟和大大提高。
2.財政赤字的改革效應
中國的財政赤字極大地支持了經濟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企業改革，二是價格改革。
第壹，財政赤字支持企業改革。(1)減稅讓利。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從微觀管理機制改革入手，實行“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為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政策，到1983的“利改稅”，再到1994的綜合稅制改革，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比例從100%下降到55%，再到33%。這些改革措施不僅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資金支持，也相應地減少了政府的財力。但在相關支出沒有同步收縮的情況下，財政赤字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2)企業虧損補貼。為了保證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生存，緩解失業壓力，政府對國有企業虧損尤其是政策性虧損進行補貼。近20年來，我國企業虧損補貼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高達1985、1986-1990、18.9%、1991-1995、9.9%。從財政運行本身的結果來看，減少收入和增加支出沒有區別，都會增加現有的財政赤字。
第二，財政赤字支持了價格改革。在我國由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的改革過程中，為保證價格改革的順利進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價格改革的關鍵時期10(1981-1990)，財政價格補貼支出平均占6544。
3.財政赤字的拉動效應
某種程度上，中國的財政赤字不僅沒有擠出效應，反而可能有拉動效應。從擠出效應理論看，財政赤字對私人部門(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的擠出效應是通過利率機制實現的，即赤字支出推高利率，抑制私人部門投資支出。但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對財政赤字非常不敏感，國債利率對銀行利率沒有促進作用。因此，財政赤字不會通過影響利率水平擠出私人部門投資支出。即使利率和財政赤字之間存在壹定的關系，但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私人部門投資對利率變化並不靈活。許多實證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私人投資壹般對利率不敏感(Rama，1993)。
而且，中國的財政赤字也可能有拉動作用。學術界認為，拉動效應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財政支出的生產率、投資函數的形式和資產的替代性。(1) grussmann和Lucas (Grossman和Lu-CAS，1974)指出，如果財政支出是生產性的，赤字支出就會產生拉動效應。中國1981—1995時期，用於經濟建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近壹半，即48.7%(國家統計局，1998)，財政支出很有成效。此外，大部分赤字支出壹般用於為私營部門生產經營活動提供基礎設施投資。(2) Barro和Grossman (1976)認為，如果投資函數是I(r，Y)的形式(其中I是投資，R是利率，Y是國民收入)，雖然利率上升會減少投資，但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增加投資，投資最終會增加或減少，所以需要考慮這兩個相對力的大小。具體到中國的情況，如上所述，民間投資對利率缺乏彈性，經濟長期連續增長，所以赤字支出通過國民收入的增加產生拉動作用。(3)在人們現有財富主要由貨幣、公債和股票構成的情況下，如果股票的風險大於公債，那麽由公債融資的赤字支出就會產生拉動效應。目前中國的股票市場並不完善，投資者也不成熟。壹般認為股票的風險大於公債，這壹點在理論上早就得到證明。
(二)中國的財政赤字沒有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按照我國現行的統計方法，財政赤字率在(1) 1979-1997平均為0.88%，同期零售物價指數為7.47%。如果算上1998，這兩個指標分別是0.89%和6.97%。(2)1985-1998期間，年度財政赤字率為0.84%，同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9.93%；(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全年財政赤字率為2.03%，同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11.43%。可以看出，無論用什麽樣的口徑，最後的結果都表明，雖然我國財政赤字連年不斷，但並沒有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為什麽中國連年的財政赤字沒有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根據赤字規模的決定因素及其相關理論和主動調整措施來解釋。
1.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中國經濟過去20年持續高速增長，年均增長9.8%(國家統計局，1999)。這種持續的實際經濟增長大大減輕了財政赤字造成的通脹壓力。而且近20年來，國際學術界逐漸形成了壹種觀點，即只要實際產出增長率大於實際利率，長期赤字就是可行的(中國就是這樣)(Feldstein，1976；漢密爾頓和黃素，1986).(2)在轉軌過程中，財政赤字調動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閑置資源和能力，加速的貨幣化進程不僅提高了產出水平，而且增加了貨幣需求，沒有通貨膨脹效應。(3)政府的管理能力，尤其是控制工資和物價的能力很強。(4)中國人對政府非常信任，有犧牲精神。實證研究表明，在壹個儲蓄者對政府償債能力有信心的國家，很容易容納大量的預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2.大規模的財政補貼對穩定物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把財政補貼作為保障經濟改革和社會穩定的積極手段，形成了以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為主，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稅式支出、租金補貼等為輔的多種形式的財政補貼制度。就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而言，在1986-1997期間，這兩項補貼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每年為17.3%(國家統計局，1998)，這無疑是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壹。不管人們如何評價這種“大規模、寬領域、多渠道”的財政補貼(陳* *，1998)，但正是這種財政赤字的成因，不僅支持了價格體制和企業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緩解了物價上漲的壓力。
3.及時快速的財政政策調整保持了宏觀經濟的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從1988過熱到1989，這兩年的平均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8.2%和18.4%。中央政府從1990開始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率從1989年的0.94%下降到0.8%，降幅近15%。再加上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1990-1992的經濟運行迅速恢復正常，這三年的平均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降至3.5%和4.3%的低位。第二次經濟過熱發生在1993年至1995年，這三年的平均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6.6%和18.6%。因此，中國實施了軟著陸戰略，財政赤字率從過去三年的1%下降到0.78%，下降了近29%。從1996到1997，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可見，及時快速地調整政策措施，是避免財政赤字引發持續通脹的有力保障。
第三，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的財政赤字規模
首先要說明兩點:第壹，無論在哪個國家，財政赤字都不僅僅是壹個經濟問題，更是壹個棘手的政治問題，是經濟與政治的結合點(Chongsenxiao，1988)。只要壹定時期內的財政赤字規模(以及由此產生的公共債務規模)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造成政治危機，那麽這個赤字規模可以說是適度的。第二，只有綜合考慮壹個國家自身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階段、社會文化傳統等復雜因素，選擇科學的方法，才能真正確定財政赤字的合理規模。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公認的科學方法。因此，財政赤字規模的國際比較是判斷壹國赤字規模是否適度的可行方法。
赤字的規模
1.赤字比率。1991—1995，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和英國)的赤字率相對較高，平均為3.8%；在赤字相對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平均赤字率為6%；我們國家的赤字率是2%。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赤字率低於工業化國家，雖然遠低於發展中國家，但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說明中國的赤字率還是比較適中的。
但如果與同期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包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情況相比，我們面臨的是壹種解讀困境。同期這些國家不僅沒有赤字，財政盈余比例為1.2%。其實這只是這些國家工業化的結果。如果比較的話，用它們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赤字比例來比較可能更合適。從1968到1986(工業化關鍵期)，這些國家的平均赤字率為3.2%，遠高於我國目前的赤字率。
2.赤字依賴。從1990到1995，最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平均赤字依存度為11%，比80年代中後期(7%)高出57%。發展中國家的平均赤字為23%，比80年代中後期(30%)下降了23個百分點。中國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赤字依存度明顯遠高於工業化國家，也高於工業化進程中的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17%)，與赤字依存度相對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不相上下。這說明赤字支出占我國財政支出的比重很大，財政狀況並不好。
(二)國內債務規模
1.國債負擔率。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平均國債負擔率為30%，赤字相對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為34%，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為18%(1968-1990)。這說明中國的國債負擔率遠未達到《馬斯特裏赫特條約》規定的歐盟國家不得超過60%的標準，國債規模還有很大的擴張空間(龔，1998)。但值得註意的是:第壹，雖然中國的國債負擔率低於其他國家，但他們的高國債負擔率是債務余額滾動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結果。如果中國國債的發行規模按照目前的勢頭繼續發展，再過35到30年，國債負擔率將會非常高。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的國債余額增速已經遠高於實際GDP增速，甚至高於名義GDP增速。這說明，在非經濟衰退的正常經濟運行時期，我國應註意控制國債發行規模。
2.對國債的依賴。1991-1995，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平均國債依存度為10%，赤字相對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國債依存度為25%，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1968-1990)為9%。這再次說明中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過於依賴債務收入，財政處於脆弱狀態。
(三)外債規模
從1990到1997，我國外債的平均負債率、還本付息率和債務率分別為14.9%、8%和80.7%，均低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20%、25%和100%。從外債余額增速與經濟增速的對比關系來看，我國外債余額平均增速為1991-1998，名義GDP平均增速為20.4%，說明外債余額增速沒有超過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承受能力。如果實際GDP平均增速為10.8%，外債余額增速略快。總之，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目前的外債規模不會引發債務危機。
(4)綜合分析
中國的赤字率比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較高；國債負擔率相對較低，但國債依存度較高。這種現象說明:壹是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比較低，或者說中央政府動員的社會資源比較少；二是財政狀況本身不好，但赤字對經濟的影響不會產生嚴重影響。由此能否得出這樣的政策選擇:政府目前擔心的不壹定是赤字對經濟造成的不利後果有多嚴重，而應該采取積極的財政調整措施來改善財政狀況。
改善財政狀況的措施主要有三點:壹是擴大中央財政支出，提高中央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在中央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變或有所增加的條件下，增加赤字融資渠道以外的融資來源，即增加稅收收入；第三，減少財政赤字。但這三種方式中，前兩種是增加稅收的手段，短期內很難大幅增加稅收。因此，如果政治經濟形勢需要，政府有意改善財政狀況，那麽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削減赤字。但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對決策者來說是壹個兩難的選擇:要改善財政狀況，就要延長1998以來的經濟衰退，增加下崗人數，讓下崗人員忍受更長時期的失業痛苦；要盡快走出經濟低迷，刺激經濟增長，可能需要以中央財政狀況惡化為代價。
綜上所述，第壹，無論是從赤字率還是國債負擔率來看，無論是從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來看，還是從中央政府的經濟職能來看，我國目前的赤字規模都是比較適度的，不會造成經濟混亂，長期來看反而會加快工業化進程。第二，鑒於我國現行財政收入體系和財政體制的局限性，特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收支)劃分，無論是從赤字依賴還是國債依賴的角度，無論是從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還是中央財政狀況的角度，中央財政收支規模都太小，甚至小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幾乎把中央財政推向崩潰的邊緣。
所以我們的總體結論是，目前的財政赤字規模並不可怕，需要關註的可能是財政狀況的惡化趨勢；目前是否應該盡最大努力改善財政狀況，最終取決於決策者更關心財政狀況還是國民經濟的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