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說，壹國特定條件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財政收入與GDP的相對增長速度客觀上存在著壹個合理量值(或合理數量區間)。在這個水準上，資源總體配置效率最高，政府應力求使本國財政收入符合這壹水準。但從現實來說，由於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結構、政府職能定位、經濟體制與財政體制不同，這個量值不可能簡單劃壹，也不可能固定不變。我國改革開放後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有其必要性、必然性，但下降過多，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所以其後的恢復性增長也有其必要性、必然性。近些年我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壹)經濟發展因素
財政收入的增長及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決定的。壹般來說，在假定稅收制度不變、管理力度不變的條件下，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越高，則財源越豐裕，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當進入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管理體制和稅制結構相對穩定的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便會相對穩定。因此，從橫向比較來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經濟發達國家要高於發展中國家，在中等收入國家要高於低收入國家(見表2)。從縱向來看，英、法、美三國1880年全部財政收入僅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10％左右，目前已上升到30％～50％，並保持相對穩定。如，美國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裏，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明顯的先降後升的趨勢，這與我國的經濟社會轉軌有密切關聯。改革開放前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在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較高；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收入的主體轉變為稅收收入，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1992年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後，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先後進行了分稅制、費改稅等項改革，同時加強稅收征管，確立提高“兩個比重”的目標，並順利實現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調。只有在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持續高於GDP增長速度的條件下，該比重回調的目標才可能實現。1995年後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壹路走高是“解放生產力”、分權讓利、放水養魚、搞活經濟、培養財源的努力進入“收獲期”的表現，既是該比重降到過低狀態後的壹種恢復性增長，又得到了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基本面的有力支撐：1994～2007年，我國不變價GDP年均增長9.82％；現價GDP年均增長15.13％；同期財政收入取得年均增長19.36％的成績。這充分印證了“經濟決定財政”的基本原理和“改革解放生產力”的成就。進壹步分析，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還有產業結構變化、效益與收入提高和進口環節稅收貢獻三大原因。
1.產業結構變化因素。三次產業各自的增長率和提供的GDP與財政收入的相對份額是明顯不同的。從1994年至2006年間，按可比價計算，我國壹、二、三次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9％、11.4％和10.O％(見表3)，按當年價計算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8％、15.5％和16.3％(見表4)，第二、三產業的增幅明顯高於第壹產業。考慮到第壹產業過去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就很低，取消農業稅後則已幾乎不提供財政收入，那麽從大的產業結構上看，只有二、三產業對財政收入有貢獻。因而，有實質意義的合理對比，是將財政收入增長率與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率作比較。
2.效益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因素。近十余年來，隨我國企業效益水平上升、居民個人收入增加，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增長勢頭也十分強勁。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網站的數據資料計算，1994 2007年我國企業所得稅(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年均增長率為23.6％，而同期個人所得稅年均增長率高達34.9％。這些高速增長的財源及實際收入，是同期財政收入增幅高於GDP增幅的重要因素。
3.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的貢獻因素。隨著綜合國力提升和擴大開放，我國的進出口規模逐年上升，外貿依存度已居於世界各國高位，由此帶來的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收入也成為總體財政收入強勁增加的壹個貢獻因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及國家海關總署網站數據計算，1994～2007年，以美元計價的我國進口總額年均增長18.3％，出口總額年均增長20.0％，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年均增長23.1％。
(二)統計和價格因素
1.統計角度的分析。財政收入是按壹定時期累計的現價收入計算的，而GDP增長率通常是按照不變價或可比價核算的，由於統計方法不同，造成財政收入的增速相對於GDP的增速出現部分虛高。2007年GDP名義增長率為17％，實際增長率為11.4％，財政收入名義增長率為32.36％，而實際增長率為26.08％，可見，不同統計方法下的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差距不同。因此，選擇剔除價格影響的實際增長率進行同口徑比較，就會發現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實際差距並沒有那麽大。此外，財政收入與GDP的統計口徑存在不同，由於我國稅收政策中包含某些先征後退、先征後返的規定，所以財政收入中或多或少有壹些先期計入而後期退還的收入，可能造成財政收入的“虛增”；又由於我國沒有將股票交易、房地產二手交易等壹部分帶來較高稅收的虛擬經濟活動以及某些產生稅收的服務活動充分納入GDP的統計範圍，也會造成GDP的壹定低估或“虛減”。
2.價格角度的分析。如果全面考慮價格因素的影響，財政收入的增量中還存在價格再分配的部分，具體分三種情況：壹是通貨膨脹部分，是由通貨膨脹這種貨幣現象導致名義收入在賬面上增收。二是產品比價變動部分，當出現結構性物價上漲時，財源(稅基)分布就會改變，有可能導致財政收入相應增加。三是累進稅受物價影響的增收部分。對采取比例稅率的流轉稅來說，稅收收入的增長率等同於物價上漲率，財政收入只有名義增長，而對於采取累進稅率的所得稅來說，物價上漲會提升稅率檔次，會出現名義與實際財政收入雙增長。
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受價格因素的影響很大。當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4.8％。首先，2007年我國出現了結構性物價上漲，能源、原材料、食品、房地產價格上漲較快。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 2.3％；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4.4％；農產品生產價格上漲18.5％；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7.6％，從而拉動相關稅收收入大幅增加。其次，我國現行稅制是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的雙主體稅制，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同時存在財政收入名義增長和實際增長。當然，由於流轉稅的比重較高，所以受2007年價格因素影響的財政收入增長，有相當部分屬於名義增長。
(三)征管因素
在假定稅收制度不變、經濟規模不變的條件下，由於稅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帶來的稅收增長，即所謂的“管理性增長”。長期以來，我國稅收征管工作存在著稅源管理覆蓋不全、監控不力、執法不統壹和不嚴肅、欠稅逃稅處罰偏輕和偷、逃、騙稅違法現象較多等問題，造成稅款大量流失。近年來，我國稅收征管理念逐步向“依法治稅”和“稅收服務”轉變，強化稅收監督，加大征管力度。因而，“管理性增長”對我國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的貢獻較大。如，2007年稅務機關進壹步加強稅收征管工作，在土地增值稅方面，各級稅務機關對房地產開發企業依法進行了土地增值稅清算，征收管理力度較往年顯著加強。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自行申報個人所得稅的工作在各地稅務機關首次開展，完善了全員全額扣繳申報管理，同時強化了轉讓二手房等財產轉讓所得稅的征管，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費用扣除額)而造成的減收。在稅費改革方面，繼續加大清理稅外收費力度。這些措施有效堵塞了稅收漏洞，抑制了偷漏稅現象，是我國財政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此外，在稅收征管實踐中，由於仍實行指令性的征收任務切塊下達，在因某些原因難以完成當年任務的地方，主要是壹些基層縣鄉，確實存在“征過頭稅”、“列收列支”、“貸款空轉”等現象，這是造成我國財政收入部分“虛增”的壹個原因。但這在財政增收中畢竟不是主要的部分，在近年加強依法治稅過程中正在收斂。
(四)臨時政策因素和特殊不可比因素
10余年來，特別是1998年以來，我國稅收的動態調整總體特征是實行“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不著重於增稅，並且在近年屢出減稅舉措(包括取消農業稅、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試行增值稅轉型和企業所得稅並軌等)，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年度出臺特定的增稅措施。如，2007年5月30日調增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由1％o調升為3％0)，成為財政收入凈增l 800多億元的壹次性政策因素(當年該項收入增長率高達1017.4％)。具體分析，如表5和圖4所示，2007年財政收入的增量中有91.6％來自稅收增收，有8.4％來自非稅收入。在稅收收入的增量中，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與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的貢獻率分別為16.8％、12.7％、21.0％、6.4％和12.9％，其他稅收的貢獻率為9％。這些大體上均屬延續以往年度情況的正常增長，而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增長幅度為1 017.4％，對當年稅收增長的貢獻率達15.9％。這是屬於壹次性不可比因素。2007年這類壹次性因素還有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特別收益金入庫等，合計約3000億元左右，為數不小，但在當年1.2萬億元以上的增收財力中，只占1／4，仍然不是主導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