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壹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可以通過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兩個綜合指標來反映。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越大，總體負擔能力越高。
特別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能反映國民的稅收負擔能力。壹般而言，在人均國民收入比較高的國家，社會經濟的稅負承受力較強。世界銀行的調查資料也表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其稅收負擔率也較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的國家，其稅收負擔率也較低。
2、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
任何國家為了發展經濟，必須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法律以及行政手段，來強化宏觀調控體系。國家會根據不同的經濟情況，而采取不同的稅收負擔政策。
如在經濟發展速度過快過熱時，需要適當提高社會總體稅負，以使國家集中較多的收入，減少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存量，抑制需求的膨脹，使之與社會供給總量相適應。此外，還要根據經濟情況的發展變化，在征收中實行某些必要的傾斜政策和區別對待辦法，以利於優化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
3、稅收征收管理能力。
由於稅收是由國家無償征收的，稅收征納矛盾比較突出。因此，壹個國家的稅收征收管理能力，有時也對稅收負擔的確定有較大的影響。
壹些國家的稅收征收管理能力強，在制定稅收負擔政策時，就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來確定，而不必考慮能否將稅收征上來。而在壹些稅收征管能力較差的國家，可選擇的稅種有限，勉強開征壹些稅種，也很難保證稅收收入，想提高稅收負擔也較困難。
擴展資料：
稅費負擔特別是稅收負擔的高低是相對的，需要在既定的國與國之間做比較。壹般最常見的評價指標是宏觀稅負指標，即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壹般在30%--47%，而2015年中國為23%。但是，這個指標的口徑還有很多有待補充修正的方面。
壹是稅費負擔要與壹個國家的財政體制相匹配。壹個國家的財政體制，尤其是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會影響財政收入的集中度。我國是集中領導、分級管理的國家，中央政府包攬的事權與推動經濟發展的責任大於其他國家，所以我國的稅費負擔高於其他國家有體制性原因。
二是稅費負擔要與壹個政府對債務融資的依存度相匹配。美國和愛爾蘭比較倚重發債為政府籌資，都是赤字大國，由於赤字和大量負債，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率到2015年底已經達到104.2%，愛爾蘭的債務負擔率到2015年底也達到106%，遠遠超過北歐稅負較高的丹麥、挪威、荷蘭等國家。
因此衡量壹個國家的稅負輕重，不僅要看宏觀稅負，而且要看政府的收入結構，特別是看政府對債務融資的依存度。
三是稅費負擔要與企業盈利能力相匹配。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在2017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的發言指出，從稅負結構看，我國的稅費，包括所得稅、社保繳費等，占企業盈利的比例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印度是61%。
就中國是68%而言，分為兩大類，壹類是與社保相關的繳費，壹類是其他的稅。其中我國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49%，而西方高福利國家如瑞典的數據為35%，美國是10%左右。這個國際比較說明我國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比例較高。
四是稅費負擔要與財政支出中的福利性支出相匹配。稅費負擔高低本身不是問題，主要在於財政支出有多少用於改善公民的福利。
北歐國家的稅負普遍很高，但是這些國家的公民享受政府的高福利，其教育、醫療、社保等都由政府提供，因此稅負高，加上使用透明度很高，納稅人也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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