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道光之後，學界湧動著壹股反思漢學、回歸宋學的潮流。其時，方東樹《漢學商兌》的出版掀起了對漢學的“最激烈的反動”（胡適語），它實際上代表了道光年間壹大批希望改弦易轍的士大夫的***同想法：將文明發展之註意力由漢轉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後期思想史上壹個關鍵性的變化。（王泛森， 第5-6頁）盡管永嘉學派主要活躍於南宋，因而很容易被近代歸為所謂的 “宋學”，但對溫州知識分子而言，復興永嘉學主要的並不是向宋學傳統的回歸，而首先是振興區域文化的壹種努力。這壹努力以永嘉學派思想為文化資源，並在晚清學術語境和政治背景之下進行了實踐和理論創新。其最終的成果是：在漢宋兩大營壘之間，獨樹壹幟；於中西文化碰撞之際，兼容並蓄，從而存續了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壹、強國敬鄉：復興永嘉學的動力
近代知識分子對永嘉學派的認知首先來自於清初的《宋元學案》。《宋元學案》所描述的永嘉學派，是曾經與朱、陸學鼎足而立的重要學派。不幸的是，這壹學派的傳承最終在宋元之際斷裂了，300年後的《宋元學案》盡管給予永嘉學很多的肯定和贊譽，甚至對其失傳流露出些許同情和遺憾，但是在編者（同時也是解釋者）看來，永嘉學對當代的適用性是不值壹提的，充其量僅能糾正朱學的某些流弊，這從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許多論述中均可窺見。如明前期的黃溍認為葉適之學“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黃宗羲對此進行了辨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雲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宋元學案》卷五十四，第1794頁）黃宗羲的這段話實乃對黃溍的壹種反駁，其主旨是認為，葉適非但不是壹般的文士，而且對糾正“後儒”的流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黃宗羲也認為，葉適犯了矯枉過正的毛病。因此，黃宗羲盡管沒有明言，其實卻默認了永嘉學派仍然是程學壹脈，這壹點在拿陳亮與永嘉學派進行比較時更加明顯。黃百家說：“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父亮又崛起於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為學，俱以讀書經濟為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為灰埃，亦遂為世所忌，以為此近於功利，俱目之為浙學。”（《宋元學案》卷五十六，第1832頁）全祖望也認為：“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宋元學案》卷五十二，第1830頁）全祖望評價薛季宣之學：“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第1690頁）所謂“大本未嘗不整然”，仍然是講薛季宣之學中事功的成分與程學的內核是相應的，未致決裂，故謂之“整然”。而到了明代中葉，產生了更為“新尖”的王學，因此對清初士人而言，也許通過和會朱、王之學，就可讓儒學的內聖獲得形式上的圓融，至於外王壹路，只不過是內聖的擴充而已。因此，從《宋元學案》編者的立場出發，清初士人對永嘉學的興趣基本上是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意義上的。
清代中葉，溫州文化日益陷入頹勢：“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溫復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學，憫溫之荒，殷殷誘焉而不能破。”（《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宋恕集》第325頁）
從道光年間開始，以孫希旦、孫鏗鳴、孫依言、宋恕、陳虬、陳黻宸等人為代表，溫州知識分子開始從學術資源的枯竭來思考區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這對溫州地區而言可能意味著區域文化的重光。孫希旦認為：“蓋吾鄉儒術之興，雖肇於東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為永嘉之學，以鼎立於新安、東陽間，雖百世後不能強為軒輊者，必推之乾、熙諸儒。至葉文修、陳潛室師事朱子以傳新安之學，元儒史伯睿實其緒余，以迄於明之黃文簡淮、張吉士文選，而項參政喬、王副使叔果，當姚江方火之時，不能無雜於陸學，而永嘉先生之風微矣！” （《禮記集解》第7頁）所謂“永嘉先生之風微矣”，並不是說永嘉地區從此無學，而是說失去了有地域特色的學術資源，至乾嘉時代，永嘉地區的文化傳統已經被主流學統所嫁接，其學只是主流學統的支脈。當然，南宋永嘉學派從壹開始也是程學南傳的壹支，但是發展到陳傅良、葉適時代時，永嘉學派已經與溫州當地文化小傳統相結合。（參見何俊）從提高區域文化地位的目的出發，復興永嘉地區特有的永嘉學派是本地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清末黃群將他編刊的壹部永嘉地方文獻叢書命名為“敬鄉樓叢書”，正式表明，整理地方文獻、復興區域文化傳統，是“敬鄉”的具體行動。
孫希旦之後，站出來復興永嘉學的是孫依言、孫鏗鳴兄弟。孫氏兄弟推行永嘉學之所以有壹些成果，其緣由就如宋恕所言“以科第仕宦之重動父兄子弟之聽”：由於孫氏兄弟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本，由他們挑起復興永嘉學的重擔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在當時，永嘉學派的復興面臨著嚴峻的局面。宋恕指出：“至國朝嘉、道間，而我外舅止庵先生與外伯舅琴西先生起瑞安孫氏學，經史百家師陳、葉，為文胸秀樸茂，語不後宋。識者謂逼陳、葉，然世方惑邪阮李，崇浮徐李，束《左》《馬》，外《孟》《莊》，或聖方、姚，哲管、梅，謂陳、葉不入茅《選》，桐城不道永嘉，勢應利求，黨同伐異，交抑二先生，使名勿赫。” （《外舅夫子瑞安孫止庵先生八十壽詩序》，《宋恕集》第215頁）這段話描述了清中葉知識界為帖括之學、駢體四六、桐城古文、梅曾亮以及茅坤的唐宋八大家知識譜系所壟斷，因而對永嘉學派采取了漠視和無知的態度，這也反映了復興永嘉學派所面臨的巨大困難。但是鴉片戰爭壹聲炮響，這座精心構建的八寶樓臺轟然倒塌；當對舊傳統的信仰漸漸消退時，壹些歷史上曾經消失的傳統便浮出水面，永嘉學由此獲得了再生的機會。在孫氏兄弟之後，繼起的孫詒讓、陳黻宸、陳虬、宋恕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存續了永嘉學的近代命運。
二、漢宋之間，獨樹壹幟
眾所周知，永嘉學派在南宋學術界的地位被形容為“左袒非朱，右袒非陸”，其近代命運也與此十分相近。當道光之後漢、宋兩個營壘展開激烈辯論之時，亦暴露了雙方的弱點。楊念群指出，江浙學人非常註意清算為宋明理學所道德化了的窮理通傳學脈，在此之外梳理出了壹條能用較客觀標尺獨立地把握的“格物”路徑和學統。他們認為，稽古之道並非是壹類能直接付諸事功致用的行為模式，按政治與道德功用的標尺來檢視，“通經”未必與“致用”直接溝通。（參見楊念群，第149-150頁）而宋學，則有強烈的經世傾向，以內聖開出外王，但是往往陷入主觀臆說，流於空疏，有致用之誌，卻無致用之術。
不過筆者認為，楊先生在使用“江浙學人”壹詞時，並未區別浙東與浙西學術取向的差異；實際上自南宋以來壹直存在著壹個獨立於浙西——在文化地理上浙西與蘇南是壹體的——的浙東傳統，只不過這壹傳統在清代的大多數時候活躍於寧紹，其代表人物自然是全祖望、章學誠，而在溫州的壹支則長期沈寂而已。但是到了晚清，孫氏兄弟、父子的崛起打破了這壹沈寂。
孫詒讓在談到刊印《永嘉叢書》的必要性時認識到，當時學界漢宋之學這種對立的分裂局面，最終將會損害國學的傳承，永嘉學傳統資源卻可以“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永嘉學在近代的新使命即在於此，永嘉學復興的契機更在於此！
那麽，近代永嘉學是如何調和漢宋的呢？筆者認為，最主要的乃是通過“以史學補漢學之短”這壹重要途徑展開的。
羅誌田在分析陳寅恪與乾嘉學的關系時，曾指出史學並非乾嘉學術所長。（參見羅誌田）而史學本來是浙東學術的長項，但是到了明代，受八股科舉和王陽明心學的夾擊，出現了衰落的勢頭：“浙學故重史，而永嘉為最。自十八房出而二十壹史廢，而姚江王氏之學又頗輕史，史學危矣。”入清後，雖然有萬斯同、邵晉涵、章學誠、全祖望諸大師維持史學，但繼興的乾嘉之學，又壓制了史學的發展：“而江、惠後學之弊又早如錢嘉定所譏，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其弊之極則且不治古經，不涉三史，專講六書，孜孜於壹字壹音，而問以三代制度，猶茫然如江甘泉所譏矣。”另壹方面，公羊學也輕視史學：“至莊、劉壹派異軍特起，漸入湘、蜀、嶺表，其後學雖大率能陳非常之義，而末流廢史虛矯之弊或幾等於洛閩，而所謂史學家者則大率抄胥耳。” “於是海內史學幾絕，而浙亦尤危於前代。” （《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宋恕集》第326頁）
晚清有誌於復興永嘉學派的溫籍知識分子，從經世致用的角度給予史學高度的重視。具體而言，孫氏兄弟做了以下工作：在學術史的梳理方面，孫依言編錄的《甌海軼聞》58卷，其中甲集《永嘉學術》21卷中，有17卷是與宋代永嘉學派有關的。本書對載籍所見關於永嘉文化的記載全部做了摘錄，疑缺矛盾之處，則略施按語，斷以己意，其搜討之勤、考訂之精、持論之平，至今在地方史研究領域也是極為罕見的。孫鏗鳴則撰寫了《陳文節公年譜》、《周行己年譜考略》，尤其是後者，對史料奇缺的周行己的生平作了初步的梳理，篳路藍縷，實為可貴。
同時，孫依言在孫詒讓的協助下點校整理了《永嘉叢書》，本叢書收錄了溫州歷代文獻13種。劉安上、劉安節、許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陳傅良、葉適等人的別集，從時間上，自北宋末期程學南傳開始，壹直貫穿到南宋中期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全盛期。入選書目本身就是壹部永嘉學派發展的學術史，這壹工作對永嘉學的復興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孫詒讓則編撰了《溫州經籍誌》36卷，著錄溫屬六縣作者1300多家，搜羅宏富，體例謹嚴，考證精詳，歷時八年纂成，1921年刊行後，即蜚聲士林。在歷史地理學方面則有《溫州建置沿革表》、《瑞安建置沿革表》、《唐靜海軍考》，並校輯了《永嘉郡記》，而他對甲骨文的開創性研究，則突破了舊金石學的窠臼，堪稱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先聲。（參見雪克《孫詒讓學術要著述略》，《孫詒讓紀念論文集》）
如果說孫氏父子的主要貢獻集中在地方史領域的話，後起的陳黻宸、宋恕則對通史有相當的研究。陳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講中國通史，其講稿撰成《中國通史》壹書，論次自春秋以來至於清代，提綱挈領，間發議論。此書的長處不在於考證，而在於史論以及史學理論。陳黻宸高度重視具體學科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史學者，合壹切科學而自為壹科者。無史學則壹切科學不能成，無壹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立”，認為史學除了包涵政治、法律、輿地、兵政、術數、農工商學外，還包涵了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社會學，而尤其以政治學、社會學為肯綮，此二者中，又以社會學（或社會史）最重要而為中國學術界所忽視。（均見《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讀史總論》，《陳黻宸集》第675-676頁）
陳黻宸結合清末學界的風氣，針對性地呼籲重視社會史研究。他認為社會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礎，並對清末宋學派縱橫捭闔的政論表示了鄙棄：“今日有誌之士，慘目世局，氣憤懣不能平，往往抽思於高遠之域，廣闊之觀，馳騁議論，欲以處置天下事。然或富於治才而未周於治理，遂至抵牾競出，適成鑿枘，舌敝耳聾，但以供無識者之壹噱。”這是因為他們不重視社會史研究，缺乏紮實的國情調查，很多議論根本是隔靴搔癢、無的放矢。因此陳氏大聲疾呼：“社會學之不明，則我中國學者之深詬大恥也。”（均見《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社會之原理》，《陳黻宸集》第680頁）這壹呼籲，既是對埋頭故紙堆的乾嘉樸學的批判，也是對好發空論的宋學的批判。
宋恕的史學著作並不是很多，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等。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主張，是重視世界史研究。宋恕認為清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海國圖誌》、《瀛寰誌略》、《四裔年表》等書，“題名皆陋，將以尊內，適使外人笑我學者為井蛙，是反辱國矣”。他自己有過打算，想以心性、經濟、文學、武功、辟邪、死義、開化、覓地、制器九門類，作《歐洲名人傳》，但是最終沒有如願。原因是他認為自己不懂西洋文字，不能閱讀第壹手史料，因此“僅據亞洲所譯漢字西史論次其人，將來流傳歐洲，必貽疏陋之譏”。 （《六字課齋津讀·史家類第六》，《宋恕集》第64頁）在轉譯日文成風的近代學術界，宋恕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確實是值得贊揚的。
總之，以經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學，是近代溫州知識分子復興永嘉學的壹個重要特色，這壹特色使永嘉學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圖上占據了不容忽視的地位。
三、作新國學，躬行西學
在清末學術裂變中，如何處理國學和西學的關系是晚清知識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焦點，溫籍知識分子對此作出了獨特的回答。
1．作新國學
溫籍知識分子大多數接受的是傳統國學教育，對傳統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當歐風美雨來襲、燒經之說甚囂塵上時，他們都感到了憂慮和痛心。孫詒讓憂心忡忡地描述了當時民間和知識界發生的危險情況：“竊謂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穌基督之誣誕，《新約》、《舊約》之鄙淺，而鄉曲儇子，崇信嘩然，非有悅服之誠，是藉富強之助。輸泉帛而潤以脂膏，集兵力以廣其保護，而牛馬維婁之計，為蛇豕薦食之圖。而中華儒者，猶復紳佩而談詩書，雍容而講禮讓，非徒淹中緝簡，無裨魯削，竊恐議瓜驪山，重睹於秦坑。” （《答溫處道宗湘文》，《溫州文史資料第五輯——孫詒讓遺文輯存》第84頁）溫州開埠以後，基督教挾西歐對華政治軍事勝利之威，在溫州傳播非常迅速，其勢駭人。而當此累卵危局，舊國學學者卻閉眼談心性，或埋頭故紙堆，實無補國家於萬壹。清理舊學的矛頭所指，就是僵化的程朱理學。在西學沖擊下，早在同治年間，孫鏗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時，就對原有的官方理學從內涵到外延都提出了懷疑，同時指出在批判、改造理學時，又要吸收西方的科學知識，這才是“真理學”。
晚些時候的宋恕則更為激進，他首先否定理學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他說：“世稱洛閩之學為理學，此名大不正也。百氏之學皆有條理，何獨儒家？儒家之學皆有條理，何獨閩洛？古今無無理之學，別立理學之名，於理學之解且茫然矣。” （《六字課齋津讀·九流百氏類第壹》，《宋恕集》第89頁）他進而根本否定了二程道統：“及至伊川，以純法之學，陽托儒家，因軻死之謬談，建直接之標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隱，黨盛勢強，邪說持世，世主初疑其怪，既而察其說之便己，遂私喜而獨尊之。民賊忍人，盤踞道統，醜詆孤識，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種無地自容，壹線微言，此次遂絕。” （《致夏穗卿書》，《宋恕集》第521頁）
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否認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挑戰無能為力。陳黻宸認為：“夫以中國四千年聖人之治，不為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 （《陳蟄廬孝廉〈報國錄〉序》，《陳黻宸集》第511頁）在傳統文化資源中，完全有“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的優良傳統，只不過長期以來為官方的理學、乾嘉樸學、宋學所遮蔽而已。為了存續國學壹脈，賦予傳統文化以近代新生，他們提出了清理舊存、吸收新血的主張。其中，永嘉學派的事功精神引起了他們的高度關註。
在清理舊學時，除了批判空洞無物的理學糟粕（從廣義的角度看，康梁之學其實也屬於理學）外，溫籍知識分子還它致力於發掘傳統文化中開物成務、富國強兵的有益成分。宋恕認為：“宋室南渡，甌學始盛。陳葉諸子，心期王佐，純於永康，實於新安。新安師徒，外強中鄙，陽述孔孟，陰祖商、李，媚上專權，抑制殊己。閩黨橫行，百家畔降，而甌學亦幾絕矣。” （《書陳蟄廬〈治平通議〉》，《宋恕集》第238頁）永嘉學比朱子學“實”，即重視制度、重視外王的開拓；比永康“純”，即全祖望所說的將功利之說“壹洗之”。宋恕之永嘉學派的“純”與“實”，界定了永嘉學派的主題——“事功”。
陳黻宸也對“事功”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認識到，如果單純地強調永嘉學派功利的壹面，則與西方“域雜霸功利之見”富強之說無異。他在宋恕的基礎上更加精細地分疏了功利和事功的區別：“無事功之心性，無用之學也。無心性之事功，無體之事也。且舍心性而言事功，溺富貴利功名之士，竊其術以賊天下。”與永嘉學派非常親近的呂祖謙曾說薛季宣“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陳黻宸認為呂祖謙對永嘉學派的事功有誤解：“夫事功者，為天下，非壹己也，出於不得已之心，而非好事之心也。天下太平，國家乂安，民寧其居，樂其業，亦何事功之雲……”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的事功，是出於對天下國家的承當和責任，根本不是好事喜功；他們的事功完全是在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指導之下的：“葉正則與及門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聲動人，聞者至泣下不自禁，嗚呼，是亦發於心性之自然而不能自已者也。蓋心性之學，非空言靜坐之談也，以求夫仁義禮智之擴充而施於天下，壹夫不獲，時予之辜，愁然終日，不敢有佚樂之心，若舍我必無人任焉者。即有任者，我則不敢讓。”（《南武書院講學錄·第三期》，《陳黻宸集》第642-644頁）
由此，陳黻宸大聲疾呼，儒家的真精神雖然在傳承中發生了偏差，但是以此認為“吾中國倫常太重，此所以弱也”而發出“燒經哉！燒經哉！禍我中國者，經也”的言論是非常謬誤的。他呼籲對六經給予正確的認識；他將六經與西方哲學相比，認為如果六經可燒，則歐洲就可燒孟德斯鳩、盧梭之書，因為與這些思想家壹樣，六經承載了中國人的精神和理想：“夫讀孔孟之書，而仍歸於無用者，吾未見其讀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書，而遽可以用也。抑果知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書之有用，而即可知孔孟之書之有用矣。” （《經術大同論》，《陳黻宸集》第552頁）
2．躬行西學
在呼籲作新國學的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對西學的吸收也是徹底的。他們不但從書本上吸收西學，還身體力行，率先在教育、實業等領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陳虬的利濟醫院開創了中國初等醫科教育的先河，陳黻宸則被認為精通新式教育，而多省爭聘，先是出任浙學堂監督，震動了浙江學界，繼而又被兩廣總督岑春暄奏調兩廣方言學堂（實即外語學校）監督，充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教務長。陳黻宸聘用了日本教師6人，法國教師2人，教授德日英法四國語言，成果斐然：“清季兩粵學堂如林，而造就人才壹方言為獨多，益見先生教道之宏”（《陳黻宸年譜》，《陳黻宸集》第1207頁）；返鄉後，接手陳虬的利濟醫院，創辦溫州中學醫學堂。
至於樸學大師孫詒讓，他對浙南初等師範事業的貢獻，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參見童富勇《再論孫詒讓教育思想》、朱鵬《孫詒讓與浙南師範教育》，載《孫詒讓紀念論文集》）他還在溫州積極發展農工商業，以實業救國，曾多次被提名、擔任壹些近代企業的管理者，如1904年組織富強礦務公司，開采永嘉鉛礦，同年創設東甌通利公司、大新輪船股份公司，租用輪船開辟溫州至上海沿海航線，嗣後又發起創辦了人力車公司，發展溫州市內交通，1905年被提名為江浙漁業公司副總經理。由於他積極領導實業發展，在瑞安工商界擁有極高的聲譽，1905年8月被推舉瑞安商會總理，領導溫屬六縣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參見周立人《孫詒讓與浙南地方實業》，《孫詒讓紀念論文集》）
在近代知識分子中，不乏呼籲振興實業、以商戰立國者，但是真正能像孫詒讓那樣親自參加實業開發、深深介入經濟活動的，已經是寥寥可數，而在如此馳騁商場的同時，在學術上又能達到“三百年絕等無雙”（章太炎語）水平的，更是唯此壹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孫詒讓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奇跡，而造就這壹奇跡的文化資源之壹，正是永嘉學派經世致用思想。
從晚清溫籍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辯證態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學派的內在精神。永嘉學派對程朱理學的反思和懷疑，對事功的推崇和實踐，更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合內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貴探索（參見陳安金、王宇），使得溫籍知識分子在文化路線上采取了既有別於國粹派、又有別於西化派的態度，他們對西學的躬親實踐更是超越了當時知識界的大多數流派。從這個意義上說， 永嘉學派在近代實現了生命的延續。
四、 結論
研究思想的傳承、流變以及在傳承中發生的變異，壹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對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這壹課題又尤其重要，因為近代知識分子復活了多個在歷史上壹度斷絕的傳統。這種復活到底是何種意義上的，是否為了適應新語境而根本改變了原傳統的核心特征？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我們對近代思想史上思想家的評價和認識。
具體到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近代溫籍知識分子從永嘉學派的文獻中汲取了思想精華，在近代情境中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正如陳黻宸說：“通商以來，風氣稍移，浮淺之徒，侈談西學，剽竊失據，轉或芻狗詩、書，求其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蔚為壹代儒宗者蓋鮮。夫以中國四千年聖人之治，不為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 （《陳蟄廬孝廉〈報國錄〉序》，《陳黻宸集》第511頁）可以說，“貫穿古今，通經致用”是南宋永嘉學派的思想靈魂，葉適認為這是向儒家“道之本統”的回歸（參見何俊《葉適與道統》，《葉適與永嘉學派論集》）； “融會中西”則是永嘉學近代存續的具體形式，而這三者又統壹於溫籍知識分子對“儒術”的近代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識分子對儒家“道之本統”的新見解、新境界。因此可以說，永嘉學派近代命運這壹個案，展示了儒學在各種情境下存續的某種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