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曾經認為，社會主義有計劃，資本主義無計劃，資本主義存在著無政府的市場競爭，而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這種認識顯然是無知或偏見。不久前，鄧小平同誌指出：“為什麽壹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好象壹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壹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3 頁）又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麽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4 頁）本文擬就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幹預做壹些粗略的研究和探討，以對社會化大生產經濟管理的科學規律有更深入的認識。
壹、凱恩斯主義和國家幹預經濟的思潮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幹預的思潮產生於本世紀30年代。而在這之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則是自由競爭的天下，是遵循著資產階級古典經濟鼻相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行事的。亞當?斯密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代表，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強調經濟自由。他認為人是理性的，是專為自己打算的，是受自我利益驅使的，如果任憑每個人都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促進了社會利益。政府不應幹預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欲望，而應當遵循壹種自由放任政策。他竭力反對政府幹預經濟，認為“幹預本身就是壞事”，主張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認為市場機制就是壹只“看不見的手”，調節著整個社會的供求關系，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正是這樣，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產階級沒有宏觀經濟學，只有微觀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
但這種“看不見的手”可使資本方義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論很快就受到了挑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壹步發展，私人競爭很快被私人壟斷、股份公司、 跨國公司所代替， 競爭無序化導致了不斷出現的危機。1929年的大危機，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的思想和理論，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對經濟幹預的理論和思潮也就應運而生。
凱恩斯，美國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家。早年主要從事貨幣理論和政策研究，提出用通貨管理穩定物價和生產水平，通過調節信貸特別是調節利率來維持儲蓄和投資的平衡以穩定價格和經濟活動水平。20年代中期開始從自由放任主義的傳統觀點轉向國家幹預經濟的主張。1936年發表他最重要和影響最大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失亞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和國家全面幹預經濟的主張，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如國家直接進行投資、增加公***開支、政府采購、對資本家實行補貼、降低利率、壓低實際工資以刺激私人投資，主張赤字財政、通貨膨脹，還主張擴大消費、擴大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實行對外擴張等。他的這種理論被稱為凱恩斯主義，二戰後成指導思想。
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原因，亦即社會化大生產的進壹步發展和國家壟斷資本的產生。做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的國家，在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中淩駕於個別的、私人的壟斷資本之上，同時也必然承擔個別壟斷資本無法承擔的，但作為社會再生產正常運轉必須承擔的任務，在社會範圍內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進行協調，以此為壟斷資本的總利益服務。當資本主義處於自由競爭時期，社會對這種宏觀控制需求不強，國家也沒有掌握足夠強大的資本實現這種控制，而當它進入國家壟斷之後，這種要求和這種可能都具備了。
凱恩斯主義之後，還出現了後凱恩斯主義，用來彌補凱恩斯主義的不足。許多資產階級著名政治家，也都是國家幹預的著名人物，如法國總統戴高樂、美國總統羅斯福、法國總統密特朗等，都有相應的理論和政策。這樣就形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幹預的思潮，這種思潮方興未艾。當前在美國，被稱之為“克林頓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方法就是堅決用“行動主義”代替“放任自流”，加強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克林頓在其總統經濟報告中說：“美國是靠變革而繁榮的……但是我們這個國家在太長的時間中用太多的方法放任自流”。為此，克林頓的“行動主義”，使政府部門介入經濟生活，如首次在白宮成立了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並行的國家經濟委員會，統籌和協調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在克林頓所制訂的國內短期計劃和中長期計劃都貫穿著政府幹預的思想，並且在實踐中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對凱恩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國家幹預經濟的思想和理論，應予正確和公正的評價。壹方面，這種思想和理論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性質，是為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服務的；另壹方面，我們還應看到它們還有對資本主義經濟，對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有它科學認識的壹面。當他們在幻想用國家幹預消除資本主義的矛盾時，他們的主張是庸俗的和幼稚的，而它們的國家幹預的思想和某些具體手段和措施，還有其真理性和科學性，較之放任自由的思想，是對於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新的和深入的認識，具有某種普遍意義。
二、國家幹預的方式和手段
我們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幹預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亦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其基本經濟體制，其基本經濟機制是市場調節，國家幹預是以市場調節的輔助手段出現和存在的。
以市場調節為前提和基礎，國家幹預是采用多種方式和手段進行的。由於各個國家具體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的不同，以及各國所繼承的歷史遺產的不同，國家幹預的手段和方式也各有差異。但總的說來，他們都是不同程度地利用國家的集中權力，發揮國家有關部門管理經濟的職能，借助於行政和經濟杠桿的作用，運用計劃、政策、法令、金融、稅務、財政、價格、投資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幹預和調控。這些手段和方式大致有如下幾種。
（壹）國家計劃
國家計劃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最早的國家幹預方式，但卻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幹預比較重要的方式。它是在二戰後發展起來的。戰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自由放任的自由競爭體制，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斷出現的經濟危機使這種體制受到嚴重的挑戰，而戰後又都面臨著重新整頓經濟和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痼疾的問題。在國家幹預思潮的影響下，壹些國家的政府先後實行國家計劃，如法國、日本、荷蘭、英國、比利時、瑞典、挪威、意大利及聯邦德國等國家。其中以法國和日本為最典型，制定計劃最早，國，還逐漸發展起比較完備的計劃化理論，形成了被稱作“第三道路”的市場和計劃並行的管理方式，在資本主義的計劃化方面十分值得重視。
法國在1945年在戴高樂的創意下，由法國計劃化創始人讓?莫內提出了戰後第壹個國家經濟計劃《關於現代化與裝備計劃》，標誌著經濟計劃化的開始。戴高樂認為，計劃“關系全局，規定目標，安排輕重緩急的次序”；“計劃能補償自由的缺點，而同時不使它失去優點”；“計劃是杠桿，能把我們的企業界推動起來，能迫使他們實現高產，引導各企業聯合起來，帶領他們參加國外競爭”。自此以後，法國***制訂九個全國性計劃，並把全國計劃和局部計劃，中期計劃和短期計劃互相結合，壹直到現在。法國的計劃化對於調整工業結構、調整地區經濟結構和對發展農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日本在二戰後，經濟經過初期整頓和恢復後，開始制訂和執行具有指導性的經濟計劃。1951?1955年，先後制訂了部門經濟發展計劃，如《鋼鐵第壹次合理化計劃》、《汽車合理化三年計劃》、《煤炭合理化三年計劃》、《電源開發五年計劃》等。自1956年開始又制訂了全國性計劃，如《經濟自立五年計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中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為最著名。該計劃是池田內閣根據經濟學家、經濟高速增長派代表人物下村治的理論編制的。該計劃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切實有效地結合日本經濟發展實際制訂的，再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視，效果極佳，僅用了6 年的時間即完成計劃的基本目標，成為使日本實現現代化起了重大作用的計劃。
法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具有如下兩個突出特點。壹是計劃的指導性而非指令性，國家制訂的計劃是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和預測重在制訂宏觀目標，它對於私人企業沒有約束性和強制性，即使對於國家公***事業也不強求其必須按計劃行事。計劃是預測為引導手段，使經濟按協調發展的要求，滿足國家的整體需要。計劃的指導性並非放任自流，而是通過金融、稅收、價格等手段，誘導企業按計劃辦事。其次是計劃的協商性。法國和日本等國都有制訂計劃的專門機構，參加者以政府官員、企業主代表、工會代表為主，進行充分的協商，這種民主性和群眾性，保證了計劃的科學性和可行性。讓?莫內說：“沒有法國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改造法國經濟，我們說的人民指的不是抽象的實體，而是工會、工業家、政府和將來參加執行現代化和裝備計劃的人。”（《法蘭西手冊》1977年第181期第18頁）經過充分協商， 使計劃成為提高企業家需求預期的壹種手段，也更容易為不受計劃制約的企業所接受。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又充分采取各種經濟杠桿的作用，達到國家幹預和宏觀調控的目的。
（二）經濟立法
經濟立法是國家幹預的另壹種手段和方式。國家通過經濟立法規定社會經濟生活的各種準則，使企業活動規範化和有序化，使企業按政府希望的方向發展。據統計，日本現行法規大約有11000多件， 其中大部分是經濟法規。如為建立工業標準化體系，1949年制訂了《工業標準化法》，為推動老企業的改造和生產技術的提高，1952年制訂了《企業合理化促進法》，此外，如《加工機械試驗研究補助金制度》、《新技術開發貸款制度》、《中小企業現代化技術開發制度》、《機械工業臨時措施法》、《電子工業臨時措施法》等等，對日本工業的現代化起了巨大作用。日本的經濟法規都規定為達到壹定目的目標，目標壹旦達到，該法律就宣布無效，再以新的經濟立法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新問題，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美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也多通過經濟立法進行。大致分為五類：1.為整個經濟制訂的法律，如充分就業法、稅法等；2.為某些具體行業制訂的法律和條例，如銀行法、能源法和各種工業標準條例；3.處理企業與企業間關系的法律，如反托拉斯法；4.處理雇主和雇員之間關系的法律，如勞資關系法、最低工資法等；5.保障社會利益的法律，如環境保護法、消費者安全法等。通過上述法律和條例，為工農業生產和其他行業發展創造條件，或對企業發展中產生的問題進行限制，對企業的經濟行為進行規範。
（三）經濟政策
比起立法來，政策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對經濟幹預的機能更強。經濟政策主要用於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更多地使用經濟杠桿的調控作用，包括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價格政策、投資政策和關稅政策等等。日本政府為了鼓勵企業發展，解決自有資金不足問題，不斷降低國家銀行貸款利率。為了發展新的工業部門，政府規定了更低利率，甚至采用免除利息的措施。如電力、電子、石油等工業，多年來的貸款利率都只有6.5％，比壹般利率低得多。其次，對工業實行減免稅政策。日本工業企業所繳納的稅款只是國民生產總值的21％。對企業的減免稅措施多樣，如縮短主要產業設備折舊期限，對出口貿易損失預備款采取免稅措施，對繼承財產緩征稅款等。1947年，日本政府對大企業的減稅率為42.1％，用稅收政策對大企業進行扶植。新興工業部門的企業在減免稅方面得益更多。美國通過稅收政策和聯邦儲備銀行的金融信貸政策控制經濟發展速度，如增減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緊縮和放松銀根，直接影響投資、生產和消費的增長速度。美國州和地方都有征稅的權力，因而他們就可以采用降低稅率的辦法吸引工商企業到本地區投資，以發展本地區經濟和擴大就業，還可以通過提高和降低利率的方法改變本地區經濟發展重點和投資方向。
（四）總統的年度經濟報告或咨文
美國在國家幹預方面，同法國、日本具有迥異的特點，即其雖重視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但沒有形成連續、穩定的計劃化辦法，雖有計劃，但不穩定，不連貫，取而代之的是總統的年度經濟報告或咨文。總統每年都要向國會提出經濟報告或預算咨文，有時還要作壹些特別的咨文。這些報告和咨文，壹般都對以後壹年或數年中政府優先考慮的問題做出安排，國家以此引導和控制重要的經濟行為，特別是對稅收和財政作出安排，保證國家財政用於合理的支出，對經濟的發展進行幹預。
（五）政府投資和政府采購
象美國這樣的基本上不實行計劃化的國家，國家為了實現其目標，在各種幹預手段中政府投資和政府采購起著十分巨大的作用。政府可以把巨大的財政力量投向國家重點發展的地區、部門和產業，對整個經濟發展起導向作用。此外，政府通過采購影響部門和行業的發展方向。 1978年，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采購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0.3％。 聯邦政府的采購費用大部分用於國防工業和尖端工業，大大促進了國防工業、航天工業以及與之相關的電子、化工、橡膠、冶金等行業的發展，刺激企業的投資和生產。
（六）國家控制以中央銀行為中心的金融機構，對經濟實行有效調控
貨幣金融政策是國家幹預經濟的重要手段之壹，因此國家對金融機構的集中控制非常重要，為此國家必須建立和控制中央銀行。二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屬於國家銀行，只有美國聯系儲備銀行較特殊，既非國家出資，亦非私營，而是由參加儲備系統的銀行認股。但盡管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組織形式不同，構成成分有差異，但都是置於政府的管理與監督之下，其領導人由國家任命，制訂或參與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成為國家最高金融管理機構，並以中央銀行為首形成統壹管理的要求。這樣，國家就可以把貨幣金融調控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提高調控的效力，通過它制訂國家貨幣金融政策、信貸政策、利率政策，以及管理外匯和國際金融業務，成為調節整個國家經濟的中心環節。
資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幹預當然不止這些，如國家向社會提供經濟報告、發布經濟信息和經濟預測、國家及時調整外貿政策、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提高本國經濟在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如此等等。
三、資本主義國家幹預經濟的評價和啟示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壹）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幹預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資本主義對國家的經濟管理經歷了壹個由自由放任到市場調節和國家幹預並行階段。國家幹預乃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既體現了社會大生產對管理的需要，同時又是人們對社會化大生產經濟規律的深入認識的結果。
（二）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幹預，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管理體制的壹種補充和完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的主體是市場經濟，即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的調節作用。經濟運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企業都是能夠自行積累和自主經營的獨立經濟實體，市場競爭是其存在的條件和發展的動力。市場機制是壹只“看不見的手”，但單有這壹只手還不能有效地管理國家經濟。在市場機制的條件下，每個獨立活動的企業都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涉及到社會整體利益和國家全局發展的經濟活動常常被冷落。每個企業在宏觀經濟環境中，由於受視野、信息來源和處理信息能力的限制，也常常會產生失誤，個別企業甚至會為自身利益，損害國家和整體的利益，如此等等，於是國家對經濟的宏觀幹預就不可避免，這就出現了另壹只手“看得見的手”。國家幹預是市場機制的必要補充，它既彌補了市場機制的不足，同時又會使市場機制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三）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幹預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實踐的產物，它既總結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管理實踐的經驗，也總結了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實踐的經驗，如凱恩斯主義、後凱恩斯主義、以及以美國經濟學家裏昂惕夫、端典經濟學家米爾米達、法國經濟學家馬塞為代表的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的二元調節理論等等。雖然他們都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但他們的理論也具有壹定的科學的性質。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因此他們的管理理論也不能不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某些規律和要求，不能壹概斥之為資本主義而加以抹煞，而應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吸取其合理的東西並加以借鑒。鄧小平說：“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壹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壹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如法國的計劃化的理論與實踐，就很有值得重視之處。他們在制訂計劃時特別重視協商，充分“發揚民主”與走“群眾路線”，而在制訂和執行計劃時，又有壹套非常完備的機構，包括協商機構、規劃機構、決策機構、咨詢機構和審議機構，以確保計劃的科學性、可行性。再如日本，他們曾按照經濟發展的要求，就某些經濟部門在壹定時期的中心任務制訂專項計劃，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也很有借鑒意義。
（四）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管理，由自由放任到逐漸加強國家幹預的歷史，說明社會化大生產既要市場調節，又要政府幹預。市場是社會化大生產經濟調節的基本機制，因為生產是以消費為前提的，而市場集中反映社會的供求關系，因此市場應是社會化大生產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它既有微觀效益，又具有宏觀效益。但市場的宏觀效益是以微觀效益為基礎的，即它是以參加市場競爭的每個企業的微觀調節達到的，因此市場調節也就是有不足之處，它不是壹種宏觀視野下的宏觀調節。為了彌補這種不足，做為社會代表的國家，就必然地要承擔起這種責任，進行“二次宏觀調節”。這種宏觀調節當然主要還是以利益驅動原則、以經濟杠桿為手段進行的，使“二次宏觀調節”同市場的宏觀調節協調。它是軟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又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市場調節和國家幹預兩個機制的重要性。所有這些進壹步證明了鄧小平關於市場和計劃都是經濟手段的論斷的正確性。
（五）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幹預，在相當大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其顯示出巨大的活力。但由於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限制，它的國家幹預常常受到私人利益的牽制，因而較難充分發揮其幹預的作用。改革開放後我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因此其國家調節就可以較資本主義國家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