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邊區，農村經濟十分貧困，農村的飯食十分簡單，基本特點是過節時稍微吃好壹點，農忙時吃稠點，農閑時吃稀點。如延安縣川口區趙家窯村“每天吃飯二頓或三頓，吃得早，吃三頓，遲只兩頓。有面時三五天吃壹次，沒面時十幾天吃壹次，壹年吃肉的次數不壹定，……壹年大概吃三五次，過年壹定吃”。《延安川口區四鄉趙家窯農村調查記》，《解放日報》1942年1月13日。神府縣中農家庭只有在正月初壹至十五、廿三，二月二等節日吃米窩窩、糕、撈飯、高粱餃子，間有羊肉或豬肉；農忙季節每日3餐，吃稠些；農閑季節每日2餐，吃稀飯。“富裕中農則吃的比中農強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撈飯三四天吃壹頓，瓜菜、洋芋吃得少，過年還能吃饃，平常還有炒菜，吃些油。”而“貧農吃得比中農差些，黑豆糊糊要稀，撈飯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黃不接時，還要挨餓”。張聞天：《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第72頁。從吃的食物來看，邊區普通農民的食物以雜糧粗食為主，即使過節和農忙時食物比平時好不了多少，而且很少有細糧和肉食。這說明抗戰時期邊區普通農民的生活還是很清苦的，許多農民連壹般的溫飽都很難維持。張聞天調查時，正是邊區最困難的時期，也是抗戰時期邊區農民負擔最重的時候，1941年公糧實征占收獲量的13.85%，比1940年高出2.2倍；1942年雖降低為11.14%，但仍比1940年以前高出許多（《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6編《財政》，第152頁）。因此，邊區人民勒緊褲帶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
抗戰時期，邊區政府采取了壹些富民政策，部分農民變成了新富農，他們的生活有了壹定的改善，如延安的“曹守富種莊稼五十坰（1坰約為3畝，下同——筆者註），張作新種莊稼三十坰，兩家都兼販賣牲口，他們過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湯,現在已經為白面條、饃饃、幹米飯所代替了。端午節全家聚餐，吃著雞肉酒菜。”（延市通訊：《各階層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解放日報》1943年6月18日）。但在邊區鄉村能過上這樣生活的農家畢竟是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