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松之註為例做比較。（轉載）《三國誌·諸葛亮傳》對諸葛亮推崇備至,但陳壽撰史以簡練見長,不過分強調對傳主言行的精雕細琢。正如清代李慈銘所說:“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暗然無華”因而,諸葛亮許多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歷和高風亮節的品格都遺漏不載。南朝宋時裴松之奉詔為《三國誌》作註,他克服了文字過簡而使許多史實未能采入的缺憾,廣集魏晉時期各種著述補註正文,使《三國誌》大為增色,也使得諸葛亮這位千古奇才的業績更加令人信服。
壹、《三國誌·諸葛亮傳》裴註所征引書籍
查《三國誌·諸葛亮傳》(附傳除外)裴松之註所征引材料,***有二十九則,四十條,材料出自十八種書籍,註文字數遠遠多於正文,如本傳的論贊只有壹百五十三字,而裴註引用袁準《袁子正論》、張儼《默記》、王隱《蜀記》及《晉書》等的材料近兩千字,是論贊字數的十多倍。
《諸葛亮傳》裴註征引材料最多的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習鑿齒字彥威,東晉史學家,所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起於漢光武,終於晉湣帝,書中力倡以蜀漢為正統,“於三國之時,蜀以漢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這種歷史正統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習鑿齒每次到襄陽總要“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懷念諸葛亮的德行。裴松之對於《漢晉春秋》所提供的材料是比較信賴的,在為《諸葛亮傳》作註時首尾完具地引用了該書的八條材料。本傳中講到諸葛亮病逝於軍中,“及軍還,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這種描述稍顯平淡,難以傳神。裴松之註引用《漢晉春秋》所提供的壹個歷史插曲:“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這件事雖屬諸葛亮的身後事,但有力地說明諸葛亮治軍有方,死後余威猶存。劉知幾對這段文字非常贊賞,《史通·直書》講,司馬懿“列營渭曲,見屈武侯”,而“陳壽,王隱鹹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棲毫而靡述”,只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毫不隱諱地披露了歷史真相:“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說。”劉知幾稱此舉為直書的典範,“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
《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征引材料僅次於習鑿齒《漢晉春秋》的是孫盛的著作。孫盛字安國,東晉史學家,著有《魏氏春秋》、《魏陽秋異同》(又名《異同雜語》、《異同評》、《異同記》、《雜記》等)、《晉陽秋》。《魏氏春秋》記述三國歷史,《晉陽秋》從司馬懿在曹魏的活動寫起直到孫盛所處的時代,史載“《晉陽秋》詞直而理正,鹹稱良史焉”。孫盛不畏強禦,仗氣直書,權臣桓溫威脅說:“若此史(指《晉陽秋》)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孫盛仍不改初衷。劉知幾對“孫盛不平,竊傳遼東之本”的行為予以褒揚。裴松之在《諸葛亮傳》註中征引《魏氏春秋》兩條,《晉陽秋》壹條,《魏陽秋異同》壹條。裴註引用《魏氏春秋》的記載來說明諸葛亮多方面的貢獻:“《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勵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 以鐵為矢,矢長八寸,壹弩十矢俱發。”這條記載為人們了解三國時期的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裴松之還引用《魏陽秋異同》論為臣之道來肯定諸葛亮的盛德:“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這壹論斷對諸葛亮的“兩朝開濟老臣心”(杜甫語)是壹個準確的寫照。裴松之對能夠直書史實的史學家的著作頗為看重,在劉知幾《史通·直書》中與孫盛著作壹同受到肯定的張儼《默記》也在《諸葛亮傳》註引中兩次出現。
裴松之不僅征引能夠直書史事的史家著作,而且也註意提取“曲筆”史家的歷史著述,受到劉知幾批評的王隱的著作也被采入註引中。王隱字處叔,東晉史學家,著有《晉書》、《蜀記》等,他“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文辭散漫而不可解”。裴松之對王隱著作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以其書有諸多的缺點而完全否定其書所提供材料的價值。《諸葛亮傳》裴註征引王隱《蜀記》材料五條,《晉書》壹條。對於真實可信的材料原樣移植到註文中,以增加註釋的知識含量;對於可疑的材料,則對之提出駁議,分析其是非得失,消除其負面影響。如《蜀記》所述的“郭沖五事”,裴松之不因其舛違而閉口不提,而是原樣引入後分別予以剖析,指出其記述的荒謬所在。裴松之在註文中保留反面材料並提出批評意見的作法,反映了他註史廣征兼取公正裁斷的精神,有助於提高讀者的歷史鑒別能力和認識水平。
裴松之不僅用晉時史家的著作為《諸葛亮傳》作註,而且引用三國時蜀國的對立面的國史作旁證材料。《魏略》是曹魏魚豢所著的壹部史書,由於特定的政治氣氛,魚豢對諸葛亮的評說多有不實之辭,裴松之對這些材料還是能適時的引證和分析。他雖然曾批評《魏略》的壹些記述“實為妄說”,但在《諸葛亮傳》註中還是有選擇地采用了四條材料,以備異聞。如關於諸葛亮初見劉備之事,《魏略》認為是諸葛亮主動北上找劉備並主動為之獻計,從而引起劉備的重視,這種說法與本傳迥異,也不符合裴松之的觀點。裴松之以博大的胸襟征引了這條材料,並對這種怪異說法提出自己的看法,“雖聞見異辭,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裴松之不因異說而轉變己意,他自己還是堅持劉備三顧諸葛亮於隆中茅廬的觀點。裴松之對於敵國傳聞,以訛傳訛的材料的擇取是十分謹慎的,《諸葛亮傳》註引曹魏史官王沈《魏書》壹條。史稱王沈《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裴松之引《魏書》記諸葛亮之死以為參考,同時指出王沈誇大其辭,對後世造成惡劣的影響,最終裴松之還是信從陳壽的說法。
裴松之對陳壽的成就是十分尊重的,他認為“壽書詮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因而在作註時不僅廣采經史子集各類著述達壹百五十九種之多,而且註意用《三國誌》所提供的材料進行互註,以深化《三國誌》,的歷史見解。如《諸葛亮傳》註引《魏延傳》中的相關記述來證明《蜀記》所雲“空城計”的虛妄不實。陳壽在晉武帝泰始十年(274)編訂了《諸葛亮集》,這是第壹部研究諸葛亮的最直接可信的資料匯編,裴松之對《諸葛亮集》非常重視,在整個《三國誌》註中多次引用諸葛亮自己的文章,而在《諸葛亮傳》註中也征引了文集的五條材料。
此外,裴松之《諸葛亮傳》註所引用的材料還出自《獻帝春秋》、《崔氏譜》、《襄陽記》、《漢書·地理誌》、《零陵先賢傳》、袁準《袁子正論》、司馬彪《九州春秋》等,這些材料從多種角度記錄了諸葛亮的交遊、活動範圍、功業和品格,使《諸葛亮傳》的內容更加充實飽滿,也使得諸葛亮的故事更加引人入勝。
二、《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松之註的內容
《三國誌》的優點是精審凝煉,缺點是簡略疏漏。裴松之“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遍采各書異同,對陳壽《三國誌》詳加補註,以彌補《三國誌》的遺缺。《諸葛亮傳》是《三國誌》中很有份量的壹篇列傳,裴松之廣引眾家之說對此篇詳加註解,使該篇傳記的內容臻於完善。裴松之在《上三國誌註表》中所講到的補缺、備異、懲妄、論辯等方面的內容在《諸葛亮傳》註中都有所體現,讀《諸葛亮傳》裴註不僅有助於人們全面地了解和認識諸葛亮,也是理解《三國誌》裴松之註的壹扇窗戶。
1.補缺。對於不詳之處,裴松之廣聚材料補其缺遺,疏其詳略。在《諸葛亮傳》裴註中,裴松之主要補錄了大量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諸葛亮南和諸戎攻心為上,本傳中只簡單地說“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這樣寫很難講清諸葛亮的民族政策。裴松之征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中的壹段文字(約二百字),對諸葛亮南征戎族並七縱七擒西南少數民族首領孟獲使其心服口服的史實詳加補述。這段材料的輯錄既能闡明諸葛亮采取沿邊民族自治、搞好民族關系的積極有效的政策,也表明北伐前安定後方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建武六年(228)春街亭之戰失利,諸葛亮引咎自責,本傳說:“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接著便敘述冬天的軍事行動,其間的活動則未曾述及。裴松之采用《漢晉春秋》中的壹大段文字來補敘春冬之間諸葛亮的壹些活動:街亭受挫後,諸葛亮沒有氣餒,而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十壹月再度上表請戰,這就是著名的《後出師表》。《後出師表》在本傳中只字未提,陳壽所輯《諸葛亮集》中也未曾收錄,有幸經過裴松之註得加征錄並長久保存。
諸葛亮隱居隆中時有許多誌趣相同的知心朋友,從這些朋友卓爾不群的高韜中能夠折射出諸葛亮豪邁的品格。由於史法的要求,本傳對與諸葛亮有關的賢士只提及其名而不能詳記其生平與品質,使這些人物成為見首不見尾的點綴品。裴松之不厭其煩地從各類書籍中搜羅有關這些賢士的記述,並將其融入註釋當中。本傳講“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裴松之註引譜學著作介紹崔州平:“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註引《魏略》歷述徐庶的傳奇生涯和豪放不羈重義尚氣的品德。裴註不僅“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而且註意“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不僅記述本傳中提及的崔州平、徐元直,還征引《魏略》中有關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等人與諸葛亮的交遊情況,裴松之還對孟公威的仕宦情況做了必要的補述:“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諸葛亮傳》中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裴松之征引《襄陽記》中的有關記載來強調,稱諸葛亮為“臥龍”並非徐庶壹人之言,而是在當時為眾俊賢所認同的:“《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人,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讀了這段聲情並茂的文字,人們對正文中所講的“凡三往,乃見”才會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原來劉備事先已從多方面訪得諸葛亮是壹位曠世奇才,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而才有三顧茅廬的千古佳話。
2.備異。對於同說壹事,各書記載相抵牾,裴松之在作註時往往條列其異同,“並皆抄內,以備異聞”。關於劉備與諸葛初見之事,本傳稱“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突現出劉備求賢若渴禮遇賢才。魚豢《魏略》中卻認為“亮乃北行見備”並主動為劉備出謀獻計,“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裴松之以本傳為比照對象,將《魏略》中與之大相徑庭的記述原樣錄入註文中以備異聞。不僅《魏略》中有此說,司馬彪《九州春秋》也有近似的觀點,所以裴松之在引述《魏略》之後補註說:“《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本傳中講“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從這段文字中看不到漢末的政治傾軋,嗅不到權力之爭的血腥味,因而不能很好地說明亂世仕途的兇險。裴註征引《獻帝春秋》中的記載:豫章太守周術死後,劉表奏請諸葛玄繼任,然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諧繇。”在軍閥割據的動蕩歲月裏,人的命運猶如浮萍難以自持,諸葛玄被殺時諸葛亮只有十七歲,這巨大的人生際遇壹定對諸葛亮的心靈造成了很大的震憾,使他直面血雨腥風,從而產生“茍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願望,也迫使他身居茅廬心憂天下,關註國家命運,渴望重新統壹。因此,裴松之註所引上述史實對於人們了解諸葛亮早年的苦難歷程及其終生以興復漢室完成統壹為己任的思想動力是很有必要的。在首尾完備地援引了《獻帝春秋》的記述後,裴松之又補充說明“此書所雲,與本傳不同”,由此可見裴松之註史態度是非常嚴謹的。
3.懲妄。裴松之註《諸葛亮傳》,或征引他書材料以廣異聞,或辨其是非曲直“隨違矯正”。如引用了《魏略》和《九州春秋》關於諸葛亮先求見劉備之說後,對兩書的說法提出詰難。裴松之根據《出師表》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茅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認為二書所載實為道聽途說,陳壽所作本傳才符合實際:“則非亮先詣備,明矣。”諸葛亮急中生智巧布“空城計”的故事經過後來的《三國演義》的渲染已變得婦孺皆知,但裴松之對此事持懷疑態度。他從存其異說保存史料的角度征引了《蜀記》中郭沖三事:司馬懿二十萬大軍距陽平城兵力微簿的蜀軍僅有六十裏路,撤退已來不及了,將士們有些緊張,而諸葛亮卻不慌不忙,“亮意義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艹奄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自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裴松之認為郭沖這樣說固然能烘托出諸葛亮的機智神明,但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虛言為達學所不取。他舉出四條論據來批駁郭沖所雲第三事即“空城計”違背史實。首先,諸葛亮屯兵陽平時,司馬懿任荊州都督,並沒有與諸葛亮直接交兵;其次,退壹步講,假設真有此事,司馬懿壹時搞不清蜀軍虛實,可以先安營紮寨以觀形勢,沒有必要匆忙撤軍;第三,據《三國誌·魏延傳》中說“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怯,”這樣謹慎的諸葛怎能以輕弱自守?第四,郭沖所言“空城計”之事是對晉初扶風王司馬駿說的,司馬駿是司馬懿的第十三子,以好學至孝聞名,郭沖言事貶低司馬懿,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蜀記》所說“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顯然於情於理都是講不通的。綜合以上四點分析,裴松之認為《蜀記》所謂的諸葛亮“空城計”漏洞百出,“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4.考辨。註釋史書是用語言來解釋語言,務求準確可信,因而考辨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裴松之在《諸葛亮傳》註中既做時間考辨,又做了壹些地名及地理方位的考辨。時間概念對於史書來講是十分重要的,時間考辨是通過對各種旁證材料的分析來判定歷史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如本傳中諸葛亮《出師表》稱“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壹年矣”,裴松之據此線索推算出諸葛亮與劉備初遇是在敗軍前壹年:“松之按: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壹年時也。”
地理考辨主要是網羅相關材料或結合實地考察,對本傳所涉及的地理概念做出明確的解釋或判定。本傳記載諸葛亮早年“躬耕隴畝”,但具體居住地則未能進壹步明言。裴松之引《漢晉春秋》註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裏,號曰隆中”。本傳中言及赤壁之戰後“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朗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 以充軍實”。裴松之認為搞清當時諸葛亮的居住地很有必要,因此作註:“《零陵先賢傳》雲,亮時住臨丞灬”。這對於澄清諸葛亮的行止範圍對於了解其戎馬生涯很有幫助。《出師表》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說,本傳對瀘水源流未做進壹步說明,裴松之引用古代史書《漢書·地理誌》為其作註:“瀘惟水出爿羊爿可郡句町縣。”這條註文對於人們更好地認識諸葛亮的南征路線很有意義,同時還能增加讀者的歷史地理知識。裴松之不僅註意引用文獻資料考辨地名,而且能夠利用調查材料對地名及與之相關的名物遺存進行準確的界定,如引《魏略》記述了徐庶的生平之後,還介紹了徐庶的葬身之所:“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這條註文對後人憑吊歷史人物,重溫三國歷史提供了線索。
三、裴松之平議諸葛亮
裴松之註《三國誌》,在增益材料、存異備疑的同時,還以“松之按”、“松之曰”來直抒己見。這種論辨內容在《諸葛亮傳》註中尤為頻繁,所見“松之以為”、“松之按”、“難曰”等形式發表意見在該傳註中達十條。綜觀裴松之的註釋可以看出,裴松之非常敬仰諸葛亮,但並未因敬仰而誇大其辭虛構史事,而是恪守良史筆法,實事求是地記述諸葛亮的功績,對於肆意詆毀貶損或訁臾辭虛美諸葛亮的錯誤作法提出批評,以公平心和實錄法來討論諸葛亮。
首先,裴松之對諸葛亮充滿了敬意。他在《先主傳》註中,引用《傅子》所記征士傅幹的話來贊揚諸葛亮:“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在《諸葛亮傳》註中,裴松之先征引《襄陽記》中蜀漢大臣稱頌“亮德範遐邇, 勛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後大段征引袁準《袁子正論》盛贊諸葛亮“攝壹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由於史註體例本身的限制,裴松之不可能過多地用自己的話揄揚傳主,但他借助前人的評說表達自己的態度,認為諸葛亮確實是壹位功績卓偉道德高尚的人物,不僅生前深受百姓的愛戴,而且在死後也壹直受到人們的懷念和頌揚。裴松之註引《襄陽記》曰:“亮初亡……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陌路上”;又引用《袁子正論》的記載:“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可見,裴松之是非常仰慕諸葛亮的人格的,他“績事以眾色成文”,兼采為味,艹鬼集關乎諸葛亮的嘉言美談,從多方面反映諸葛亮的功業和美德,以期“總括前蹤,貽誨來世”,向人們提供為臣之道、為政之道及為人之道的範本。裴松之在註文中討論諸葛亮是從人物褒貶入手的,但他未停留於此,而是擴及到對治國策略及人心向背的深刻思考,強調諸葛亮的得民心其次,裴松之以史家的立場批駁各種厚誣,針對各類書中對於諸葛亮的曲解進行客觀公正的辨論和糾謬。東漢王充說“譽人不增其美,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聞者不愜於心”,這確是古今撰述中容易出現的失誤。在記述諸葛亮的各種史書中也存在著這種傾向,裴松之仔細辨析各種毀譽的失誤之處。如:1、根據本傳及諸葛亮《出師表》的有關材料,裴松之對《魏略》及《九州春秋》中所謂諸葛亮最初主動求見劉備並伺機獻計壹事提出駁議。2、依理推斷《魏略》中諸葛亮對孟公威說的“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只是用來諷喻孟公威,而不是諸葛亮的自喻,裴松之說:“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3、針對《袁子正論》中所謂諸葛亮奉命出使東吳後自述不肯舍棄劉備而投東吳的理由是“孫將軍可謂人傑,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認為此說可疑:“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壹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裴松之反問如果孫權能盡其量,難道諸葛亮會投向東吳嗎?這不符合諸葛亮的行事風格,“葛生行己豈其然哉。”當初曹操厚遇關羽,關羽義不背本,最後舍卻榮華富貴復奔劉備,諸葛亮也是個知恩圖報的俊傑,在品格上難道還不及關羽:“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裴松之對袁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4、針對《魏書》所雲“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壹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裴松之認為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敵國傳聞,只能誣妄視聽疑誤後生:“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雲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雲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第三,裴松之以求實的態度糾正了人們對諸葛亮的虛美之辭。裴松之認為虛妄不實的誣辭會損害傳主形象,誇大事實的諛辭也同樣敗壞傳主形象。他說:“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他主張歷史評論應當“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而終歸無用”。在《諸葛亮傳》註中,裴松之對所征引材料的違中之論和溢美之辭提出了批評,並闡發了自己的見解。王隱《蜀記》記載,晉初許多人認為諸葛亮“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為亮權智英略,有喻管晏”。裴松之說,郭沖力排眾議贊美諸葛亮,這點值得肯定。郭沖揄揚諸葛亮“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所言五事表面上是在擡高諸葛亮,但由於所言與事實相距甚遠,實質上是歪曲諸葛亮。裴松之對郭沖五事逐壹進行反駁:1、郭沖說“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皆懷怨嘆,”法正極諫反對,諸葛亮拒不采納,還為自己的刻剝辯解。裴松之指出,法正比劉備早死,諸葛亮領益州是在劉備死後,法正在世時政刑由劉備決定,諸葛亮不可能濫施刑罰並且激起法正的不滿。郭沖所謂的“刻剝”根本不能算作政績,“未聞以刻剝為善政”,這樣的誇贊既不符合事實又不符合情理;2、郭沖說曹操曾派刺客刺殺劉備,刺客與劉備虛言伐魏大計,甚合劉備心意,諸葛亮也認為這是壹位非同尋常的人才,但察其言觀其行後識破了刺客的身份和動機,刺客愴惶逃跑。裴松之分析指出,此人既為奇士,就不可能去為人作刺客,行刺未遂又未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滅而不聞?”可見這件事值得懷疑;3、郭沖對諸葛亮的“空城計”津津樂道,裴松之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敘述實為妄說,令人難以置信;4、郭沖說諸葛亮初出祁山獲勝,人們紛紛向諸葛亮表示祝賀,諸葛亮並未心滿意足,而是趁機向人們透露了他壹統天下的抱負,“於是蜀人鹹知亮有吞魏之誌也。”裴松之認為這種說法太荒唐,“亮有吞魏之心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這次出兵在街亭嚴重受挫,局面很被動,蜀人祝賀諸葛亮是沒有道理的;5、郭沖說魏明帝征蜀時,曾潛軍密進劍閣,蜀漢形勢危急。諸葛亮以大信為本,使士卒感激涕零,鬥誌倍增,“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壹當十,殺張合阝,卻宣王,壹戰大克。此信之由也。”裴松之認為這種偏離歷史實際的虛泛之說破綻太多,魏明帝在諸葛亮壹出祁山時曾至長安,後不復西進,當時駐紮在關隴壹帶,魏軍不可能越過防線徑往劍閣,而張合阝被殺也是數年後的事。更為重要的是,郭沖此說缺乏旁征,其它各種史書均未言及此事,“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闕有所遺,而並不載沖言,知其乖刺(違忤)多矣”。
裴松之認為,歷史撰述必須客觀求實,崇飾虛文的專美之言不僅不能增加史文的說服力,反而會使歷史人物面目全非,“浮誕之論,不切與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躓於犬馬之形也”。劉知幾說:“茍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裴松之在《諸葛亮傳》註中堅持考而後信,對諸葛亮“愛而知其醜”,客觀公正地評論諸葛亮,實事求是地分析所征引的各種材料的優劣得失,對表面美化實則神化諸葛亮的曲筆書史行為給予嚴厲的駁斥和批評,從而在史註中既保留了大量有關諸葛亮事跡的歷史記載,又不盲從奇談怪說,以理性精神為傳主定位,真正維護了諸葛亮作為傑出的歷史人物而不是神的個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