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環境就是這樣，屬於國家定位問題。改革之初，國家提出壹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重視道德建設、信仰建設和現實文化建設。國家的取向逐漸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於是社會和民眾大多以金錢和利益交換為目的，對中國自古以來宣揚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傳統美德予以排斥和拋棄。結果國家經濟迅速崛起，但是人民的思想道德。我國曾高度評價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但他的另壹本書《道德情操論》卻鮮有人論及。亞當·斯密意識到國家和人民需要在發展中賺取財富的同時建立道德情操，所以他接連寫了這兩本書。中國人和領導人只看重第壹本書，第二本書根本不受重視，造成了中國的這種現象。好在現在輿論已經重視道德回歸了，但是這個事情已經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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