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是可以做到的，因為司法實踐講的是證據角力，而不是事實。比如殺人的時候，大部分都是沒有現場的目擊者。當現場證據鏈形成後存在兩種可能性時，應適用無罪推定和壹切利益歸被告人所有的刑法原則。
如果有1%的過失殺人或無罪的可能性，那麽只能判定為過失殺人或無罪，因為刑罰剝奪了人的生命和自由，必須有100%的可能性證明行為人故意殺人，不能因為公眾憤怒而以過失殺人和誤判的風險給犯罪嫌疑人定罪。
雖然在司法實踐中，我國的無罪推定才實行了幾年，還有很多審判沒有完全真正適用無罪推定，但總有壹天，隨著人們人權意識和民權意識的增強，以及司法人員法律素質和意識的提高，不會再有那麽多佘祥林被冤獄，莫名其妙被槍斃。
在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最大限度防止冤獄的同時，當然也要付出縱容壹些證據不足的真正罪犯的代價。這是壹個現實而必要的價格。因為當暫時縱容某些罪犯和冤枉無辜公民之間出現矛盾時，後者才是更重要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