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戰後的國內外環境否定了日本在對外關系中運用軍事外交的可能性。從國際環境看，戰後出現的“雅爾塔體系”是為了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後來，雖然日本加入了“少日金山體系”，將“自衛隊”重建為武裝力量，但國際社會反對日本重開軍事外交的立場並未改變。從國內情況看，戰後新憲法第壹條規定“日本國民將永遠放棄以國力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此，“不維持陸軍、海軍、空軍等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上述國內外條件，加上戰後興起的、已經深入人心的和平主義思潮和輿論，抑制了日本重蹈軍事外交的覆轍。
第二，由於戰敗國的身份，戰後日本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變得非常狹窄。在戰後國際社會中，日本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戰敗國，被美軍打著盟軍的旗號占領了6年。今天的聯合國是打敗日本等法西斯勢力的同盟國創立的。其《憲章》第53條“強制行動”仍包含“防止敵人侵略政策重演的區域協定”的內容，而第107條“關於敵人的行動”規定“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本《憲章》簽字國的敵人采取行動”。這些為日本等國制定的內容被稱為“敵國條款”。以此身份恢復外交權利的日本，在重新進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圈子的過程中，受到了西方國家的抵制和“歧視”，但在與亞洲鄰國的交往中，卻很難得到受害國家的信任。
第三，基於日美關系的外交政策大大降低了日本獨立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戰後的冷戰格局下，美國試圖把日本建成牽制蘇聯陣營的防波堤，日本統治集團也主動倒向美國壹邊。二戰後兩次執政的吉田茂積極配合美國，通過締結《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確立了以對美協調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在這壹政策下，日本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在國際事務中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其結果是，日本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難以克服與日美關系的反差，而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則受制於美國的“遏制”政策。
第四，在戰後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外交成為日本得心應手的外交形式。在戰後各種條件的制約下，日本以追求經濟繁榮為基礎，以經濟外交為主要外交手段。吉田內閣以來的歷屆政府都把發展經濟和與美國協調作為外交的核心，在國際事務中積極保持低調，以經濟外交拓展經濟增長的國際環境。而且在政治外交和軍事外交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日本在處理政治和安全問題時，往往把經濟外交作為重要手段。由此，經濟和外交的功能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問題的範疇，成為戰後日本外交的顯著特征。
日本外交主要基於日美安保條約或日美防衛協定。作為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以及戰後幾十年對日本的軍事援助，日本的外交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國的影響。自2006年以來，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的內閣壹直倡導與和日本擁有相同基本價值觀的國家加強合作、外交、自由和繁榮的價值觀，如尊重和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市場經濟。
摘自二戰後日本經濟外交的作用與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