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春秋時代多君子？這裏面含有深層次的文化原因。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壹書中，對中國兵制演變和家族、元首、官員、制度等方面做出了富有見地的闡述。從中也許能夠理解為何春秋時代那樣崇尚大義。
兵役制度和組織制度、社會風氣、歷史時代之間有深度的關聯，也影響著人的思想和行為。
春秋時代，兵的主體是士族，且多數都是文武雙全，當兵是壹種榮譽，推崇傳統高貴的俠義精神。貴族男子多數研習“禮樂射禦書數”君子六藝，能文能武，有獨立的主張，他們既能處理政務，也能領軍打仗，忠君愛國，行事講求遵循大義，是品行高潔的全才。
在這樣的貴族階層統治之下，社會上形成了比較淳樸高尚的風氣。男子往往具備剛毅不屈、光明磊落的品格，不恥於卑劣的行徑，把名譽看的非常重。如果他們受到無端的羞辱、自認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或者陷入忠義兩難全的境地，很容易選擇以死明誌、維護名節和大義。他們作出的文章、說出的話，也自帶有壹股慷慨正直的內在精神。
於是，春秋時期，出了很多真正的君子，各國之間的戰爭也相對文明。
到了戰國時代，戰亂頻仍，事關存亡，各國都是全民皆兵，平民成為主力，軍民不分，戰爭中常見大規模屠殺和斬首的情況，比春秋時期更加殘忍血腥。
這時士族階層沒落，隨之壹同消亡的還有他們懷有的文武兼備的高尚人格理想。同時，戰國時代，社會上也出現了文武分離的現象。有憑借三寸不爛之舌、以謀略和辯論獲得高位的專職文人，比如遊說四方的縱橫家，也有受雇於人、專事武力的刺客俠士，比如荊軻、聶政之輩。分離的文武雙方都更註重個人私利，淡化了春秋時期為國為民的政治理想，行事也脫離了理想化的是非準則。
隨著漢代獨尊儒術、隋唐科舉制度的政策施行，士大夫階級逐漸操縱國家大權，他們多數是不懂軍事的文人，完全脫離武力、武德方面的浸染，失去了剛毅磊落的精神，遇事畏縮、無力，偏向於文弱、寒酸甚至虛偽的程度。真君子漸少，偽君子倒是多了起來。他們做的文章，傷春悲秋的多，凜然正氣的少。即使有少部分有氣節的真君子，也會被其他卑劣的人誣陷、傾軋。
面對天下大亂的局勢，這些軟弱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無法應對，甚至會做出許多禍國傷民的事來，比如結黨營私、逃避現實、甚至做了漢奸。而那些亂世中以武力割據壹方的軍閥、或者揭竿而起的流氓階層，如果沒有良好的政治謀略和品行約束，也容易為害壹方，最終也會壹敗塗地，無所建樹。
為什麽春秋以後真君子漸少？這與春秋之後傳統貴族衰落、文武兼備的理想化人格追求式微、後世文武分離以及社會風氣轉變都有關系。缺少武德的支撐，文人偏軟弱；缺少文化的熏陶，武人易魯莽。文武兩方面都不可偏廢，偏廢任何壹方都是不健全的。要想培養真君子，先從改善文化環境開始。
2018.07.27霧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