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何準確地認識和評估信息技術對企業組織變革的影響是經濟學和管理學近年來壹直非常關註的問題。雖然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較多, 但人們對信息技術和組織變革關系中壹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仍存有爭議。從企業實踐來看, 信息技術的應用並沒有產生像人們所預期的效果。其中壹個重要的原因是, 信息技術的應用對企業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等組織變革的要素能產生壹些難以明確的影響。對兩者關系的多重性和不確定性進行了梳理, 以促成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 信息技術; 組織變革; 述評中圖分類號: G202: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 0241(2007)11- 0153- 05收稿日期: 2007- 03- 02
如何準確地認識和評估信息技術對企業組織變革的影響是經濟學和管理學近年來壹直非常關註的問題。雖然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較多, 但人們對信息技術和組織變革關系中壹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仍存有爭議。從企業實踐來看, 信息技術的應用並沒有產生像人們所預期的效果。例如, 我國ERP /MRPII 的實施壹般只有20%～30%的成功率, 流程再造(BPR) 的成功率也只有30%～40%, 國外也有類似的現象。其中壹個重要的原因是, 信息技術的應用對企業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等組織變革的要素能產生壹些難以明確的影響[1]。為此, 有必要系統梳理企業在信息化過程中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之間的影響關系, 以促成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1 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的關系文獻中有關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之間的關系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觀點: 技術決定論、組織決定論和互補論。技術決定論作為壹種主流觀點, 認為信息技術決定著組織的變化, 是現代組織變革的主要驅動力和使能者(Enabler)。其主要理由是信息技術改變了組織的信息基礎, 改變了信息獲取和流動的方式, 打破了組織內外的各種利益平衡關系, 從而引起組織要素、組織行為的變化。美國學者Elise 和David( 1994) 在對西方社會壹些現代化企業組織研究後得出: “將諸多因素單獨考慮的話, 也許信息技術的革新是影響組織結構和組織設計最重要的因素。[2]”但是,也有壹些學者認為, 信息技術對組織變革有制約和消極作用。Henfridsson, Derholm 和Anders(2000)通過對瑞典服務行業的大量案例研究, 分析了信息技術對組織轉型所產生的壹些障礙和惡性循環[3]。Argyris(1990)稱之為“組織抵觸慣性”(Organizational Defensive Routines)。組織決定論認為, 組織特征影響信息技術的效能, 信息技術對組織結構不會發生實質性的影響。其理由是企業組織對信息技術有極大的選擇權, 對結果有絕對的控制權[4]。Dewett 和Gareth( 2000) 認為, 信息技術本身並不能決定組織結構的發展變化, 決定組織結構發展變化的根本力量是組織運轉的基本條件, 如環境的不確定性和組織的戰略目標等, 這些是組織設計和變革的根本驅動要素, 信息技術只是組織變革得以實現的壹種方式[5]。還有學者同樣認為, 信息技術本質上是壹種工具, 其發揮的效用由組織中的成員決定。組織中引入信息技術後, 組織成員對其應用範圍、深度、與其他功能或工具的結合緊密度等都可做出設定, 這種設定雖然也會不斷變化, 但其影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企業管理響力基本上是在組織成員可控制的範圍內。互補論認為, 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相互作用、相互補充, ***同變化並綜合影響企業生產績效。Milgrom 和Roberts(1990)提出了壹個重要的關於企業信息化互補機制的假說。他們認為, 企業信息化、互補型組織變革與人力資本之間構成壹個互補系統, 綜合作用於企業的生產績效[6]。Brynjolfsson 和Hitt( 1998) 發現企業信息化和企業分權行為, 尤其是企業對於團隊的分權存在互補關系[7]。Breshnahan 等(2002)、Brynjolfsson 和Hitt( 1998) 以及Gera和Gua (2004)分別使用美國和加拿大的企業數據發現了企業信息化資本、伴隨性組織創新、伴隨性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存在互補關系[8- 9]。汪渺軍、張維迎等( 2006) 利用浙江企業的數據證明了企業信息化與組織變革具有互補性, 並發現企業信息化和組織行為之間的互補性存在顯著的階段性特征[10]。2 信息技術對組織特性的影響有關信息技術對組織特性的影響, 也壹直存在著爭論, 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 決策權的集中化與分散化。信息技術導致集權還是分權的問題, 不同的學者看法不壹。壹些學者(Malone、Yates 和Benjamin, 1987) 認為, 由於信息技術使管理者得到更快、更準確、更豐富的信息, 減少了決策的不確定性, 導致高層集權化的趨勢更明顯。有壹些學者認為,信息技術能使中層和低層管理者獲得更多組織中非局部的信息, 使他們能以全局視野做出更優決策, 從而導致分權化的趨勢更為明顯。但許多學者認為, 這種集權與分權不能完全由信息技術決定, 還要受到所處理的信息類型、原有中層管理者的工作類型、組織原有的等級結構關系和組織文化、決策的難易程度等影響。Gurbakzain 和Whang( 1991) 認為, 信息技術是導致集權還是分權完全依賴於信息技術如何應用[11]。當信息技術減少決策信息費用時, 就會導致集權; 當信息技術減少代理費用時, 可能導致分權。更多的學者認為, 信息技術既導致集權又導致分權, 信息技術使決策能迅速地通過管理中多個中間層而不降低質量, 決定集權和分權的因素不是信息技術, 但信息技術對兩者都有幫助。而且, Attewell 等通過大量案例研究發現, 組織中信息技術的應用對決策權的分配具有兩面性, 即信息技術的應用既可促進組織集權化也可促進分權化[12]。( 2) 中間管理層的減少與增加。Huber( 1984)認為, 先進信息技術的應用會帶來信息處理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從而降低中間管理層的人數[13]。Brynjolfsson( 1994) 等用公司層次的數據, 證實了信息技術投資與公司中層規模減少顯著相關, 而且發現組織扁平化在信息技術投資後的2至3 年內表現得更為明顯。壹些則認為相反, 他們發現信息技術的應用帶來管理的復雜性, 有時導致管理層次和中間管理層人員的增加[14]; 還有壹些人認為信息技術的應用對中層管理者的影響是權變的, 取決於其在組織中的作用和是否控制信息資源。Pinsonneault 和Kraemer( 1993) 從組織結構研究組織規模, 他們認為, 信息技術與中層規模的相關性是不確定的, 當組織采用集權結構時,信息技術將減少中間管理層; 當組織采用分權結構時, 信息技術將增加中間管理層[15]。3 信息技術對組織邊界和界面關系的影響理論界對組織邊界在信息技術的作用下如何變動並未達成***識。壹些學者認為, 相對於市場交易成本而言,信息技術應用對企業內部協調成本的節約尤其明顯, 從而促使企業的縱向壹體化程度進壹步提高, 邊界進壹步擴大; 但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 認為信息技術應用對交易成本的節約更大壹些, 從而促使企業將更多的活動交由市場去完成, 導______致邊界縮小[16]; 還有學者認為, 信息技術應用的普及, 將推動經濟活動向中間組織形式( 戰略聯盟、虛擬組織) 移動, 即所謂的“向中間移動”假說。這樣壹來,企業的邊界將趨於模糊。最近的研究則指出, 信息技術應用對協調成本和交易成本都產生節約效果, 至於兩者節約幅度的高低, 以及由此導致的企業邊界變動方向, 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不能壹概而論。總體而言, 在信息技術作用下, 如果交易成本的節約幅度大於協調成本的節約幅度, 那麽企業的經濟活動將更多地透過市場進行, 從而使邊界縮小; 反之, 企業的邊界將進壹步擴大[17]。在實證研究的層面上, 已經有國外學者利用各種數據, 對信息技術應用與企業縱向邊界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Brynjolfsson 等人( 1994) 選取美國宏觀經濟部門中的六個行業, 對信息技術投資對企業邊界的影響首次進行154 2007.11企業管理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實證研究, 發現在1976- 1989 年期間企業平均規模趨於下降, 並認為這主要是由企業縱向壹體化程度減少所致。Hitt( 1998) 和Dewan 等人( 1998) 則利用企業層次的數據進行研究, 發現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縱向邊界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總之, 國外學者的實證分析傾向於支持信息技術應用導致企業縱向邊界縮小的結論。信息技術對組織界面的影響也是不確定的。李俊, 吳曉波等(2001)認為, 信息技術改變了企業部門間、企業間、企業與顧客間的交流溝通方式, 引起其組織內外界面的變化[18]: 壹方面是界面的強化, 例如信息技術的應用會促進研發與銷售部門間的信息溝通強度和密度, 拉近二者間的距離; 另壹方面是界面的弱化, 例如, 信息技術的應用會使壹些部門的職能逐步由計算機與網絡來完成, 導致該部門與其它部門間界面的弱化; 此外, 還可能帶來界面的消亡與融合。4 信息技術對組織形式的影響信息技術對組織形式的要求存在多樣性。國外壹些學者根據信息技術的特點以及對組織的要求就組織形式的變革進行了許多研究, 產生了壹系列新的組織形式。美國著名管理學家Robbins(2003)對基於信息化的企業組織作了概括, 認為信息化的企業傾向於采取有機式組織特征, 為了取得數字時代成功經營所必須具有的靈活性、開放性及速度, 組織結構必須具有高度的縱向、橫向和斜向溝通能力; 組建跨層級、跨職能的團隊, 向員工廣泛地授權; 降低組織的正規化程度; 保障信息和工作活動能在各個組織參與者之間自由地流動; 包容和培育無邊界組織關系。Peppard 和Rowland(2003)提出了信息時代的企業組織是壹種基於流程導向的組織的觀點, 並對團隊組織的特征作了描述。除此之外, 還有許多學者提出了網絡組織、水平型或流程型組織、三葉草式組織、知識型、智能型或學習型組織、團隊型或簇型組織、適應型組織、快速周期(Fast- cycle)型組織等組織形式。Nolan(1979)指出, 信息技術在組織中的應用過程實質是壹個學習過程, 受組織的、技術的和員工能力的影響, 不同的信息技術反映了不同組織結構形式的需要[19]。1990 年Nolan 又進壹步強調了信息技術系統結構與組織結構設計匹配的重要性。對於信息技術的應用所導致的上述新的組織形式與傳統組織形式的關系, 目前仍存在爭論。壹些學者認為,這些新興組織形式的出現只是對原有傳統組織形式漸進式的變革, 在某些特定環境和條件下適用, 但不會完全取代科層制結構; 另壹些則認為, 這些新興的組織形式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等優點, 將會取代科層制而成為未來占主導地位的組織範式。5 信息技術對跨組織關系的影響大多數研究表明, 信息技術特別是跨組織信息系統能促進組織之間的合作, 降低合作成本。Malone 等人( 1987) 在應用交易成本理論研究信息技術與企業間交易關系時強調, 信息技術特別是跨組織信息系統能夠提高組織際關系的效率, 減少信息的通訊成本; 能夠增強組織間信息存儲和處理能力, 能夠增加供選擇的潛在合作企業的數量、監督成員企業的業績和行為; 能夠增強合作企業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和緊密程度等。Hengst 和Sol( 1996)分析了信息技術對組織之間協調結構的影響, 他們認為,信息技術使企業間協調結構更加集中化、增加戰略協調階段的參與者數量、使企業間協議持續時間減少。另外, 壹些研究也發現信息系統給組織間合作關系會帶來壹些問題和風險。Chattejee( 2002) 的研究發現, 信息系統的應用會產生以下問題: 跨組織信息系統所需的成本和帶來的收益如何在成員企業合理分配; 系統的專有性問題對效益的實現有所限制; 系統的產權問題可能導致參與企業表現出投資不足的行為傾向。Kumar 和Dissel( 2004) 分析了在各種類型的跨組織信息系統中存在的可能影響組織間合作關系的風險: 在***享信息資源類型的跨組織信息系統中, 存在的風險主要有由於參與企業過度使用***享資源而產生的類似“公***地悲劇”的沖突, 以及由於主導企業與參與企業對跨組織信息系統擁有不均等的控制權, 參與企業擔心被主導企業侵占而產生的沖突; 在供應鏈類型的跨組織信息系統中, 由於存在的機會主義傾向和組織間貿易過程需要的交易成本, 為了建設和維護跨組織信息系統所做的專有性投資, 以及主導企業與參與企業對信息控制的不對等, 會增加鎖定風險; 而在網絡類型的跨組織信息系統中, 存在的風險主要有因各組織人員差異、文化差異和跨組織信息系統產權分配等方面所產生的沖突。2007.11 155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企業管理6 企業信息化階段對組織變革影響的差異性在信息化的不同階段, 由於信息化的物質基礎、基本功能和應用程度的不同, 企業信息化對組織行為特征的要求也不同, 因而組織變革隨信息化階段不同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20 世紀80 年代, 美國IT 戰略家Boar 提出IT 與企業業務結合的五階段模型: ( 1) 局部開發階段。此階段, 信息技術被用於孤立的業務領域自動化, 只有實現自動化的部門, 其業務流程和組織結構才會發生很小的變化, 整個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基本上不受影響。( 2) 內部集成階段。信息技術被用於跨越多個功能領域的***享系統。此階段, 可能導致中間管理層次的減少, 使組織轉向更少層級、更多自我導向團隊為特點的扁平化組織形式和網絡組織結構; 同時企業也開始考慮利用信息技術來改變僵化、繁雜的業務流程。( 3) 業務過程再設計階段。信息技術被用於發展以過程為中心的管理系統。這壹階段往往通過重新設計流程來最有效地應用信息技術, 這種應用對企業組織結構的影響帶有全面性。( 4) 業務網絡再設計階段。信息技術應用於整合特定企業及其供應商和顧客的業務過程, 以形成連續的統壹體, 從而引起組織形式和流程縱向壹體化。( 5) 業務範圍再定義階段。此階段, 信息技術對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的影響帶有原創性和革命性。總的來說, 該研究認為, 從第壹到第二階段是壹個自然發展的漸進過程, 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第五階段則是革命性變革, 涉及組織結構與流程的變革與創新。Nolan(1979)、Synnott[20](1987)、張維迎等( 2006) 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企業信息化的發展階段問題。這些研究所形成的壹個基本***識是: 企業信息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組織變革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征。在信息化初步階段,信息化的任務是輔助企業完成辦公自動化和信息收集, 在這壹階段, 企業基本的組織行為沒有發生變化, 仍然以松散的前科學化管理為主; 在內部信息集成階段, 其任務是實現企業內部資源的優化配置, 此時企業組織形式開始發生壹系列變化, 企業集權和壹體化程度增加, 企業內部開始實行剛性的專業化管理; 在網絡化階段, 其任務是實現資源在企業內部與外部市場的優化配置, 此時組織結構和生產模式將發生根本變化, 集權程度和壹體化程度大幅度降低, 企業開始實行柔性的組織團隊管理。7 簡評與建議( 1) 信息技術對組織變革的影響存在多重性和不確定性。正如本文前面所述, 信息技術對組織特性、組織形式、組織邊界以及組織行為的影響程度存在多樣性和模糊性。為了進壹步澄清和明確兩者之間的關系, 需要加強實證研究, 特別是在實證研究中多註意分析壹些中介和調節變量, 如行業類型、組織規模和信息化階段等對兩者關系的調和作用。通過加入中介因子等權變因素, 能進壹步解釋和明確信息技術對組織變革影響的多重性和不確定性,描繪出它們之間的作用關系圖。( 2) 最近壹些學者在信息技術對組織變革作用機制的基礎上, 提出了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互補性假說以及階段性互補機制假說, 對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壹個嶄新的視角和思路。由於信息技術對組織變革的作用研究較多, 而組織變革對信息技術的作用研究甚少, 特別是與兩者互補相關的壹系列問題如互補範圍的確定、互補類型的選擇和互補效果的測度等等, 仍需要從理論上進壹步加以闡述, 並利用數量模型進行描繪以及通過企業數據加以實證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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