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日本；創新；科學；技術；戰略。
壹、引言
1995年已作為日本科學技術發展的壹個重要轉折點而載入史冊。這壹年的11月，日本國會罕見地壹致通過了壹個效力"介於憲法和專門法之間"[1]的重要法律----《科學技術基本法》，並在《科學技術基本法》提案理由說明書等文件中明確提出日本將以"科技創新立國"作為基本國策。
為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理念和要求，1996年7月，日本內閣史無前例地制定了壹個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這份基本計劃中，日本政府決定∶持續加大科學技術研究投入，逐漸提高基礎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開發的軟硬環境，切實提升科學技術創新能力、尤其是創造性的基礎研究能力。該計劃還明確了這樣幾項數字目標∶1、在今後的五年裏，政府將把科學技術研究投入總額擴大至17萬億日元規模；2、至2000年底為止，政府將完成資助1萬名博士後的人才培養計劃；3、將在計劃期間內盡早實現為每名國立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每2名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配備1名研究輔助人員的目標等。
第壹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期滿後，日本內閣又於2001年3月制定、通過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這份新的五年計劃中，日本政府確立了新世紀初推進科技發展的三大方向，即以"科技創新立國"的實現作為基本國策，努力將日本建設成為"能夠以知識的創新和活用為世界做貢獻的國家"、"具有國際競爭力並可持續發展的國家"、"能讓國民安心、安全地過上高質量生活的國家"。據此，新基本計劃突出了這樣的思路∶在重視推進基礎研究的同時，對生命科學、信息通訊、環境、納米技術和材料等四大與經濟發展、國民福祉密切相關的領域進行重點投資；在將今後五年的科學技術研究投入總額擴大至24萬億日元規模的同時，對日本的科技創新體制，例如研究開發系統、人才培養方式、產官學間的聯系機制等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耐人尋味的是該計劃還明確了這樣壹項數字目標∶今後日本應在以諾貝爾獎為代表的國際級科學獎獲獎數量上與歐洲主要國家保持同等水平，力爭在未來的50年裏使本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達到30人程度[5]。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日本壹直堅持走"技術立國"之路。為什麽進入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要改弦更張、采用"科技創新立國"這壹新提法，並積極行動、貫徹實行"科技創新立國"這壹新戰略呢？日本這壹戰略轉變，對正在大力倡導科技創新的我國來講，有何借鑒意義？
二、"科技創新立國"戰略的提出
日本之所以於9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矢誌走"科技創新立國"之路，主要有這幾個方面的原因∶人口的老齡化、產業的空洞化、趕超戰略效力的衰弱以及改善國家形象的需要等。
1 人口的老齡化
如眾所知，日本很早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由於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人口自1981年起持續負增長，致使15至64歲的適齡勞動人口自9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之後開始逐漸減少。這期間，雖然在提高社會勞動參加率、特別是女性勞動參加率方面，日本政府和企業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日本的實際勞動人口、或曰勞動力人口自1995年增至6666萬後，仍不可避免地開始下滑。據日本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測算，到2010年，日本的勞動力人口將降至6188萬，即減少近500萬；2020年時，勞動力人口將大幅下降至5668萬，即比1995年減少1000萬。
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將使日本很難依靠增加勞動量的投入來拉動經濟的增長。事實上，90年代，勞動量對日本經濟的貢獻度已經變成負數。這壹點，在占據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四分之壹以上的制造業表現得尤為明顯。
與勞動力人口逐漸減少相呼應，日本社會中的65以上的老齡人口比例正在不斷增加。2010年，日本的老齡人口比例將會突破20％；2020年時，這壹比例有可能攀升至25%以上。
主要發達國家65歲以上人口比例的推移
老齡人口增加的結果是社會醫療養老支出日益膨脹，居民的儲蓄率越來越低。據日本經濟計劃廳統計，1975年，日本的居民儲蓄率超過了20%；但至1990年，居民儲蓄率卻降到了15%以下。由於日本的市場保護過嚴、生產流通成本過高，導致外國資本很難、也很不願意進入日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居民儲蓄率持續下滑，那麽日本政府想依靠加大資金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總之，對日本政府來說，可用做推動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已經非常有限。由於加大勞動量和資本的投入難度越來越大，因此日本政府只得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上多下工夫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最有效手段有兩個∶壹是優化資源配置，即進行結構改革，將資源由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二是強化科技創新，即加大研究開發的投入，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進而使等量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得以創造出更高的價值。既然科技創新是推動日本經濟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壹個主要引擎，那麽日本社會各界對其投以關愛的眼神、寄予特別的希望就成了壹種歷史的必然。
2 產業的空洞化
近年來，隨著以國際互聯網為先導的信息通訊技術的快速普及以及空運、海運等運輸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經濟正在迅速走向壹體化。受這股潮流的影響，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組織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搶占新興市場，紛紛將自己的生產據點、乃至研究開發機構轉移到海外，從而使本國的產業空洞化問題浮出臺面。
顯示了主要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近年來的海外生產比率推移情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日本制造業的海外生產比率仍低於美國和德國，但是日本制造業向海外轉移的步伐已明顯加快。這壹點，在那些技術密集型產業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據日本電子與信息科技產業協會統計，1991年時，在海外設有分支機構的日本企業只有840家，但至2000年，則迅速增加至1263家，其中在亞洲地區由492家急增到871家。
日本失業率的推移
企業在將部分生產據點轉移到生產成本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之後，當然會將壹些先進生產技術也轉移到海外，當然會對國內的生產過剩人員進行精簡。特別是那些大型企業在海外設置分支機構之後，往往還會削減在國內采購的零部件的數量及種類，從而導致國內中小企業的生產萎縮與人員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壹些中小企業為了生存最終不得不緊隨大企業之後移師海外。中小企業追隨大企業紛紛出走，無疑將會進壹步加劇國內的產業空洞化。
產業空洞化必然導致的壹個結果是國內的失業率不斷上揚。日本92年的失業率僅有2.2%，但是96年的失業率便急速攀升至3.4%。短短四年，失業率便增加了1.5倍以上。糟糕的是此後四年日本的失業率又增加了將近1.5倍。
產業空洞化還將引發的壹個問題是∶政府即使卯足勁擴大內需，因許多生產據點設置在海外之故，未必能有效地促進國內的生產。可以說，只要日本的大型企業仍在不斷的減少國內的采購定單，日本中小企業接受定貨不足的問題就難以解決。如果日本中小企業無法恢復生產活力，那麽日本的經濟就很難實現高速增長。
簡而言之，日本的壹些大型企業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是眾多中小企業和多數國民並未從中獲取太多的實惠。相反，由於產業的空洞化，企業和個人還不得不承受由此造成的國內生產需求下降、失業率上升的沖擊。然而，經濟全球化畢竟是大勢所趨，日本政府和國民無法逆向操作，很難對企業為了生存發展而將生產據點轉移到海外的行為加以指責。他們能做的只是在承認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同時，努力遏止產業空洞化的發展勢頭。怎樣才能實現這兩個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目標呢？答案是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不斷開發新產品、孵化新產業。唯有此，日本才能在企業紛紛將落後產品、夕陽產業，甚至將部分先進技術轉移到海外時，仍能依靠新興的高技術產業來維持住國內的經濟活力和雇傭需求。
3 趕超戰略效力的衰弱
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崛起，與其註意發揮技術後進國的優勢，積極采取模仿歐美、追趕歐美的科技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為迅速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這壹時期日本企業采用多種不同方式，引進、消化、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先進生產技術。
引進的技術雖然不能象自主創造的技術那樣為日本企業帶來高額壟斷利潤，但是它可以降低企業的研究開發成本，而且只要企業能夠運用這些海外技術生產出比歐美更便宜、質量更高、功能更多的產品，那麽企業照樣可以從中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戰後、特別是第壹次石油危機爆發前，日本企業在引進歐美工業生產技術方面壹直樂此不疲。
蓋爾蒙（Gellman）公司曾應全美科學基金會（NSF）的請求舉行過壹項調查，其結論是∶西方發達國家1953至1973年的20年間形成的最有影響的500項技術創新中，由美國完成的占63%，由英國完成的占17%，由西德和日本完成的各占7%。這500項技術創新中，屬於突破性技術創新的有100項，屬於改良性技術創新的有121項。100項突破性技術創新中的65件是由美國完成的，25件是由英國完成的，3件是由西德完成的，由日本完成的只有2件。在121件改良性技術創新中，由日本完成的也只有10件，其余的則是∶美國98件、西德8件、英國2件。盡管這壹時期，日本並沒有取得多少令人註目的突破性技術創新的成就，甚至也沒有取得多少改良性技術創新成就，但日本通過大量引進、消化、吸收歐美的科學技術成果，仍然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於60年代後期超過了西德，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強國。
然而，進入90年代後，過去那種利用後發達國家的優勢、大量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節約研究開發成本、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做法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是∶
1、日本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已經大幅縮小，甚至在不少技術領域已經超過了歐美。由於在眾多技術領域，日本已不再是追隨者，而是壹個領先者，因此可供日本引進、模仿的外國先進技術比重越來越低，需要日本自行開發以確保領先地位的技術比重越來越高。
2、世界已進入了以速度取勝、而不是單純以規模取勝的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當某種高新技術產品被投放到市場之後，別人再以其同類型產品、或其改良性產品同其競爭將會變得非常困難。這壹點，在信息技術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微軟公司的視窗系列產品可以說是其典型的例證。當改良性技術創新很難象過去那樣為企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時，那麽人們的視野便會自然而然地轉移到突破性技術創新上來。
3、技術大國美國加大了專利等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冷戰打得難分難解之時，出於壹致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需要，美國對資本主義經濟圈內的企業間的技術轉移基本上持肯定、支持的態度。但是，進入冷戰末期之後，由於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強大到足以對美國企業構成嚴重威脅的地步，因此美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例如加大侵權懲罰力度、擴大專利受理範圍等來增強本國產業的競爭力。這樣，日本企業引進美國技術的成本和難度便隨之增大。
要而言之，對日本來說，依靠大量地廉價引進歐美的先進技術來促進本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在知識經濟時代，如果日本不及時地實施科技發展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不徹底改變忽視基礎科學研究和獨創性自主技術開發的做法，那麽日本的經濟就不可能再次恢復高速增長。
4 改善國家形象的需要
1980年以來，日本每年的研究費投入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從來沒有低於過2%。豈止如此，進入90年代後，日本每年的研究費投入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還壹直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因此，單就研究費投入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這項指標而言，日本並不遜色於歐美等國。但是，若對日本的研究費來源渠道和組成結構作壹深入分析，人們便會發現日本在研究費的投入問題上與美歐等國之間確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很明顯，90年代前，日本政府投入的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重遠不及歐美等國。盡管冷戰結束後，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研究費投入比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是它們的政府研究費投入比例仍然高於日本。
政府研究費投入比例越低，則民間投入的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例就相對越高。壹般來講，民間研究費大多用於支援短期內能為企業組織帶來高額利潤的技術開發、或應用研究，政府研究費多用於支援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學研究人員從事基礎理論研究。是故，壹國的政府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例過低，則意味著該國的基礎研究投入偏少。很明顯，日本的基礎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重低於法國、德國和美國。
基礎研究同註重投資回報、短期效益的技術開發不同，其成果往往都是以論文報告的形式予以公開發表，從而變成全人類都可分享的精神財富。由於長期以來日本不肯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比重，不願意為增加人類***有的知識財富承擔更多的義務，只在使用歐美的基礎研究成果從事商品開發上表現出了高度的熱情，因而自冷戰末期開始不斷遭到歐美等國的指責，並被戴上了"技術上的巨人科學上的矮子"、"搭便車者"、"創造力貧乏的國度"等帽子。顯然，欲摘掉這些不名譽的帽子，日本不加強基礎研究不行。
再者，近些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的大國意識有所擡頭。為了贏得各國人民的尊敬和信賴、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渴望能象歐美等國壹樣為人類貢獻出壹批世界級的科學家和科研成果。明白了這壹點，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麽日本政府要在《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明確宣示在未來的50年裏應力爭使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達到30人程度這壹數字目標了；而且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麽日本政府要強調加強地球環境問題、自然災害和傳染病的預防問題、能源和糧食危機等問題的研究和國際間的合作了。顯然，無論是從事地球規模的科研課題研究，還是培養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式的科學巨匠，日本都有必要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
總而言之，對日本來說，加強基礎研究，促進科學技術創新，既是國際社會的要求，也是自身發展的需要。正因為如此，日本才比以往任何壹個時期更加強調提升科學技術創新的能力、特別是創造性的基礎研究的能力。
三、日本的啟示
通過上述考察，結合思考我國的科技創新問題，我們形成了如下幾點認識∶
1，雖然中日兩國都強調要重視科技創新問題，但是兩國在提出這壹口號時所處的經濟環境是不同的。由於日本已很難依靠加大勞動量和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它不得不集中主要精力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壹點上大作文章。換言之，對日本來說，強化科技創新、促進技術進步已與改善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壹起成了推動經濟再次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引擎。與日本相比，我國的情況存在明顯的差異。當前，我國的人力資源供應充沛、居民儲蓄存款總量持續走高、外國投資大量湧入。因此，我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依靠加大勞動量和資本的供給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還很大。
還有，盡管我國的失業率情況也相當嚴重，但是我國不存在產業的空洞化問題。相反，跨國企業正在爭先恐後地紛紛進駐我國。因此，我國解決失業率問題的途徑還很多，既可以利用孵化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方式來增加雇傭，又可以利用國際分工、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方式來提高就業率。
總之，雖然我國同樣需要依靠科技創新、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其緊迫程度與日本不同。因此，我們不能壹味地追隨別人。
2，雖然日本很難再繼續享受技術後進國的利益、但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仍有壹段技術距離，因此我國完成可以象日本過去那樣通過引進、消化、吸收來實現技術跨越。日本今天之所以強調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致力由"模仿和追隨的文明開化時代"邁向"註重創新和領先的文明開拓時代"，是因為日本的整體技術水準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並不是因為技術引進完全失效之故。處於發展中國家行列的我國，如果能有效利用技術後進國的優勢，積極引進、消化、吸收、改良西方的生產技術，在短期內迅速縮短同西方的技術差距是完全可能的。的確，在大競爭的時代，任何壹個居於優勢的國家都不會將真正的先進技術拿出來轉讓，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片面地認為只有不斷加大技術創新、特別是突破性技術創新的力度，才能擺脫西方的羈絆、迎頭趕上西方。石油危機前的日本的歷史表明∶對於後發達國家來講，技術引進、技術模仿有時比技術創新更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3，雖然基礎研究的成果能為整個人類社會帶來進步，並能促進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但是基礎研究的突破並不壹定能導致技術開發的成功，因此基礎研究的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很有限的。如眾所知，技術創新的模式有兩種，壹種是線形模式（Linear Model），另壹種是鏈形模式（Chain Linked Model）。線形模式給人的印象是技術創新起始於科學發現，然後經過應用研究、產品開發等階段，最終得以實現。也就是說整個創新過程是單向直線型的。對此，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羅森伯格（N.Rosenberg）教授等人提出了異議。非線形模式的主張者們認為技術創新肇始於市場需求，有了市場需求才有開發，開發過程包含著產品設計、工藝設計等若幹階段，為了解決各個階段的技術問題，人們才求助於科學研究。顯然，如根據線形模式，則基礎研究才是最為根本的；若根據鏈形模式則基礎研究遠不如產品開發、工藝開發來得迫切。前已述及，日本戰後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然而日本的經濟卻獲得了高速增長。如就此而言，鏈形科技創新模式更符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