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加入WTO的過程中，美國政府的態度由百般阻撓到模棱兩可，最後才不得不同意中國加入WTO.
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壹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為罕見。自1986年7月10日中國正式向WTO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復關申請起，國內外無數次預測這場談判的時間表。但誰也不曾料到，由於談判逐步被“政治化”及其本身的艱巨性、復雜性、特殊性和敏感性，這壹談就是15個春秋。中國代表團換了4任團長，美國換了5位首席談判代表，歐盟換了4位。從1987年就擔任GATT（後為WTO）中國工作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說，當初履新伊始，有人戲稱他這個主席也許得幹10年。吉拉德不以為然地大笑，豈知到頭來竟幹了14年半！
中國復關和入世談判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第壹階段從80年代初到1986年7月，主要是醞釀、準備復關事宜；第二階段從1987年2月到1992年10月，主要是審議中國經貿體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題目是到底要搞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第三階段從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中方進入實質性談判，即雙邊市場準入談判和圍繞起草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多邊談判。
1994年底，因以美國為首的壹些發達成員漫天要價，無理阻撓，中國復關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中方決定申請入世，並根據要求，與WTO的37個成員開始了拉鋸式的雙邊談判。從1997年5月與匈牙利最先達成協議，到2001年9月13日與最末壹個談判對手墨西哥達成協議，直至2001年9月17日WTO中國工作組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國入世法律文件，這期間起伏跌宕，山重水復。而最難打的硬仗，莫過於中美談判，其次是中歐談判，其中中美談判進行了25輪，中歐談判進行了15輪。
中國入世談判的整個歷程，充分體現了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高瞻遠矚和正確決策。江澤民總書記親自給這場談判確定了三條原則：壹、WTO沒有中國參與是不完整的；二、中國必須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三、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這些原則對入世談判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
備受矚目的中美談判範圍廣、內容多、難度大，美國憑借其經濟實力，要價非常高，立場非常強硬，談判又不時受到各種政治因素幹擾。對此，黨中央、國務院以大局為重，審時度勢，運籌帷幄。朱镕基總理等在最後壹輪中美談判中親臨現場，坐鎮指揮。我方代表堅持原則，經過6天6夜的艱苦談判，這場最關鍵的戰役取得雙贏的結果，於1999年11月15日簽署了雙邊協議，從而使入世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為談判的最終成功鋪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歐談判幾經周折後也正式達成雙邊協議。對於這兩場談判，歐美首腦普遍盛贊中國領導人在承諾遵守國際規則和逐步開放市場方面顯示出非凡的膽識與魄力。偏愛中國絲巾的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認為，正是由於江澤民主席從戰略的高度正確看待和處理中國入世談判問題，才使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強的談判對手得以言和。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壹個又壹個WTO成員，中方力爭的焦點是什麽？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說，盡管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企業抗風險能力日益增強，但總體上國內產業素質和競爭力與國外差距甚大。所以，談判的核心，就是市場開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壹致，這是我們的底線。雙邊談判的核心問題是確保我國以發展中國家地位加入，多邊談判的核心問題是確保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具體內容包括關稅、非關稅措施、農業、知識產權、服務業開放等壹系列問題，而農業和服務業又是雙方相持不下的難點。中國是壹個農業大國，如何保障入世後9億農民享有合理、平等的貿易待遇並保證其收入增長？服務業是發展現代化經濟的主動力，發達國家服務貿易額占其GDP的70％—80％，而我國的這壹比例僅為30％左右，如何促使服務業在放開後能有壹個穩妥有序的過渡期？
寸步不讓的意誌比拼，唇槍舌劍的討價還價，15年來的每壹場談判，中方“從來不打算減少壹美元、從來沒想少說壹個字來求得妥協”。經過艱苦鬥爭，美歐等發達國家不得不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中方最終與所有WTO成員就我國加入WTO後若幹年市場開放的領域、時間和程度等達成了協議。雙邊談判的結果是平衡的，符合WTO的規定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這樣，第壹，我國贏得了過渡期和市場開放的主導權；第二，我國在經濟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作出了必要的靈活反應；第三，迫使談判對方在談判中滿足了我方壹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國承諾給予我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即最惠國待遇），放棄壹般保障條款（即在我國加入WTO後美隨時可與我方中斷WTO關系的條款），同意放寬高技術對華出口限制等。從長長的入世談判清單上也不難發現，中方代表為國內產業贏得了寶貴的調整時間和必要的保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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