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文/魏英傑
這是壹部中國當代文化史稿。書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於朱大可對新時期以來文化生態的精辟分析。作為 1980年代迄今中國文化嬗變的在場者與“他者”，朱大可以敏銳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話語創造力，勾勒出這壹場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文化劇變的清晰脈絡及其後果。
壹
與大多數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開創性地構建了壹套廣義流氓學體系，藉此進入文化堡壘的核心，對現行文化研究體系進行顛覆性重構。
所謂廣義流氓學，建立在對流氓、流氓主義以及流氓話語的重新定義基礎上。在朱大可的話語體系中，“流氓”並非傳統理論給定的狹隘對象，而是擁有身份危機、異鄉情結和精神焦慮三種識別標記的個體，從而大大擴大了“流氓”這壹詞語的內涵。由此，在身份危機的語境中，以異鄉情結、焦慮心理和反叛立場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識形態，形成了朱大可所謂的“流氓主義”。而流氓主義的自我敘寫，相應地被稱為“流氓話語”。
這是廣義流氓學的幾個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發站。
作為壹名文化學者，朱大可將重點放在對流氓話語的文化闡釋上。在他的視域中，流氓話語並不僅存在於文學領域，除了小說、詩歌等文學體裁外，影視、音樂、建築乃至新近勃興的網絡話語，均為流氓話語強有力的載體和表現形式。學科邊境上的界碑壹旦拆除，嶄新的流氓文化學版圖便清晰地呈現眼前。
簡單來說，廣義流氓主義以國家主義的“反諷性鏡像”破空而出，理所當然，流氓話語也是別於國家話語的另壹套話語體系。但流氓話語既是解構國家話語的壹種力量，卻也具有重大建構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說：“如果沒有流氓話語，中國現代藝術和文學都將面臨枯竭和死亡的危機。”
從這樣的視域來看，長久以來的國家主義文化理論的致命傷壹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學維度的當代文學史，不僅對 1980年代以“非非主義”、“莽漢主義”等面孔出現的先鋒詩歌流派茫然無措，對於“下半身”、“口語詩”等流氓主義詩歌，更擺出壹副嗤之以鼻的腔調。即便同樣屬於國家話語體系的“朦朧詩”，也壹度遭遇國家主義理論家們的攻訐。在正統文學史教科書中，“流氓寫作”不可能得到應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為正諭（典）話語的陪襯或對立面，輕描淡寫地提上壹筆。
但在朱大可筆下，流氓話語儼然是五四新文學以來不可忽略的的敘事譜系。從魯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於流氓主義的話語事業，對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生態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流氓主義不僅是國家主義的“反題”，也和國家主義“正題”壹起構成總體意識形態的“合題”。
按照傳統的理論，流氓是國家永不饒恕的敵人，而在朱大可的話語體系中，流氓主義不失為國家主義的“對偶”。或者說，流氓主義是壹把雙刃劍，將之排斥在總體意識形態之外的話，它就將成為國家主義的刺客，壹旦註重其“解構中的建構性元素”，流氓主義便將給僵硬的正典話語註入生生不息的新鮮血液。畢竟，“流氓主義不是指向未來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壹個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無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正因如此，朱大可這本書不僅是對既有文化理論的顛覆，更是還原現當代中國文化史真實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將長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話語英雄們，壹壹請進文化的歷史序列，恢復了他 /她們本該擁有的名譽。毫無疑問，這壹舉動不啻為壹場“話語的革命”。
二
當然，朱大可的雄心並不僅在於尋覓文化史上的失蹤者，並將這些流氓英雄擡上文化神位。朱大可繪制這幅文化地圖的宏旨，更是為了揭示壹個長期以來為正典史綱所忽略的事實——流氓話語對社會文化的顛覆性重構作用。
在市場主義大行其道的商業時代，壹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爭壹直在激烈地進行著。流氓話語作為國家主義的“對偶”，壹直肩負著顛覆與消解國家主義話語權威的重任，從而使國家主義話語不至於徹底走向專制、壟斷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就是“話語的革命”的第二重涵義。
在朱大可的流氓話語譜系中，本土流氓話語的崛起以1980年代崔健的“紅布敘事”開始。那首曾經在中國大地的上空回蕩的《壹無所有》，可以視作新時期文化領域“流氓歸來”的宣言。“《壹無所有》是壹個在身份（財務、道德和社會尊嚴）上‘壹無所有’的人的自白，同時也是壹種社會公告，宣示了新流氓主義的誕生。”與此相呼應的是崔健在演唱時經常用來蒙住雙眼的那壹塊紅布。在朱大可看來，這是壹個再明顯不過的“意識形態隱喻”：“‘紅布’和眼睛的反諷關系是顯而易見的，它象征人民所遭受的文化專制與文化蒙昧。”
流氓話語與國家主義話語的對抗，由此成為新時期文化的重要命題。這不獨表現在搖滾音樂方面，在同壹時期的詩歌、小說、電影等美學領域，都可以看到流氓主義的詭異笑容。
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小說——流氓敘事的覺醒。小說的大規模話語反叛始於1985年。這壹年，“那個叫作馬原的漢人”發表了中篇小說《虛構》，音樂學院女生劉索拉發表了處女作《妳別無選擇》，而在烤鴨店裏當清潔工的徐星發表了《無主題變奏》。這三篇小說***同構成了當代流氓敘事的復興前奏——馬原是新時期國家主義話語“第壹個真正的語言槌擊者”，但他僅僅撕開了國家主義話語的壹道裂縫；劉索拉“率先展開了大規模的反諷”，“卻最終站回到了秩序壹邊”，是壹部未完成的流氓敘事；而徐星以其“更逼近反叛的本質”，成為“當代流氓小說的真正先驅”。
緊接徐星等人之後，王朔以更加無畏的流氓精神登上了當代流氓敘事舞臺。王朔的大院子弟身份，使其兼具國家主義與流氓主義雙重特征，而當他成為國家主義棄兒之後，便徹底轉向流氓主義。正是這種雙重身份，使王朔既熟諳正典話語體系，又操著流利的流氓話語，進而老練地利用正諭話語進行多重反諷。國家主義話語堡壘，由此在其內部被撕裂開來，“悄然崩潰了”。
從此，民間的流氓話語大規模湧入文學，揭開當代流氓主義的狂歡序幕。這壹場“話語的革命”，最終以網絡話語——整蠱主義的興起為標誌，達到了高潮。
朱大可正是這壹場“話語的革命”的目擊者和講述者。
三
但這壹場“話語的革命”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嬗變——在當前語境下，流氓話語逐漸喪失了建構精神，越發展露其具有強大顛覆作用的背面。這或許將造成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後果。
朱大可指出，流氓話語在消解、顛覆國家主義話語的同時，也向後者提供了新的資源，使其實現自我更新。流氓話語的湧現“改變了國家主義的單調面容，這種情形最終形成了‘流氓國家主義’的新話語格局，也就是國家話語大量租借流氓話語，並從中獲得新的說服力和威權”。在這方面，金庸小說是壹個典型案例，張藝謀從流氓主義電影積極分子到國家主義電影“首席旗手”的轉變，又是壹個顯例。
另壹方面，朱大可也指出，流氓話語的顛覆、破壞特性在消費主義時代已經泛濫成災。“在晚期資本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的消費理念的全力支持下，流氓主義的表情已經深入人心，它熱烈（反諷地）擁抱著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並且堅持要為它的亡靈送葬。”“沒有任何壹個時代變得像今天這樣街痞化、厚黑化與整蠱化。”
從下半身詩歌的肉身敘事到行為藝術的“暴力競賽”，從“妓女小說”到搖滾精神的沒落，從網絡大話運動到“第四代”儒生的“國術”表演，不難看到，流氓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關系變得日益曖昧，甚至在市場的溫床上實現了媾和。這壹切構成了朱大可所謂的“後流氓主義”的“夜宴圖”。
而在這幅圖景中，“靈語”（精神敘事）的不在場，成為當代壹大文化迷案。對此，朱大可認為：“在國家主義信念退卻之後，幼稚的中產階級仍在繈褓之中，而市民理性主義也沒有發育成熟，所有這些元素都導致了精神敘事在中國的巨大真空”。
毫無疑問，作為流氓話語三大頭的色語、穢語和酷語，固然對國家主義話語具有強大顛覆性重構功能，但其建構精神的展現更多依賴於精神敘事的介入。當色語大肆侵襲靈魂敘事的空間，穢語形成“多數人的話語暴政”，更為關鍵的是，當知識精英長期喪失精神敘事的能力，那麽，具有普適意義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將變得更加艱難。
正因如此，朱大可不無痛切地指出：“自從1990年代以來，精神敘事運動從未在中國知識界真正展開過。它的失蹤案，無疑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最大恥辱。”
在當前語境下，必須看到，曾經作為國家主義話語的“對偶”而存在的流氓話語，它的批判建設性立場正在逐漸喪失。它在顛覆國家主義話語的同時，也在大規模地制造著社會的道德、信仰以及法治危機，使整個社會走向“零度信仰”。 可以說，這是壹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劇變。
面對中國文化思潮當前走向，朱大可認為：“這事實上是後集權主義時代的流行文化特征，也就是在全民娛樂的名義下所實施的大規模文化轉型。”“過去它被上演了數千年，但其形式過於堅硬和血腥，如今在資本權力的改造下，其表面變得日益柔軟、平滑和人性化。這就是發生在中國的話語天鵝絨革命，它正在把十幾億中國人帶往壹個流氓主義、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三位壹體的嶄新世紀。”
但不管怎麽說，在對流氓話語懷著極大敬意的前提下，有必要對其可能引起的文化災難保持足夠的警醒。
四
廣義流氓學的提出，特別是厘清流氓話語與國家主義話語的對偶關系，可以視作朱大可對當代文化理論研究的壹大貢獻。與此同時，更不應忽略朱大可對漢語的顛覆性創造方面的貢獻。當代文化批評的酷語化，朱大可實為始作俑者。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朱大可在詞語領域掀起了另壹場“話語的革命”。
當下，酷評正以更為積極的姿態介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比如，在時評等新興文體也大量出現了類似“制度傷害”、“審美疲勞”、“文化焦慮”等朱式酷詞，並受到作者與讀者的雙雙垂青。曾經有人認為，朱大可的評論文體，因其用詞十分奇崛，別人很難模仿。事實上，“朱語”正在被大量模仿、復制，乃至濫用。因此，有人反過來又將此歸罪於朱大可，甚或認為朱大可的文化評論除了詞語創新，思想乏善可陳。
這實際上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朱語”的壹種誤讀。在我看來，“朱語”只是朱大可人文思想的副產品。在朱大可眼裏，思想的表達端賴於詞語的創造性演繹，惟有改變漢語的陳舊面孔，才能更為準確地抓住這個大變革時代的脈絡，也才能與國家主義話語形成均勢，進而恢復公民話語的產權。
不難看到，作為漢語產權重要內容的命名權與闡釋權，壹直把持在國家主義手中，無論是精英知識分子還是普羅大眾，長期以來不無生活在國家主義話語的淫威之下。面對國家主義話語的強勢，知識精英的話語反抗，顯得過於柔弱無力。“朱語”的出現，至少在壹定程度上改變了這壹面貌。特別是在國家主義文化理論領域，“朱語”猶如壹道“話語的閃電”，照亮了國家主義理論家們蒼白的面孔。無視“朱語”強悍的思想力量，根本無法體察朱大可評論文本中詞語與思想的另壹重對偶關系——“朱語”既顛覆了國家主義話語的陳腔濫調，又給當代人文話語註入了新鮮血液，讓當代人文思想煥發出新的生機。
當然，諸多“朱語”擁躉們壹邊學習與模仿“朱語”，陷入話語的狂歡，壹邊又踩踏著“朱語”的肩膀，發出輕蔑的笑聲，這還可以看作是壹種“弒父情結”的集體發酵，或另壹場“流氓的盛宴”。
歸根結底，惟有精確把握“朱語”及其思想特質，才能更為清晰地了解《流氓的盛宴》壹書的內在精神。
摘自：豆瓣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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