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畫《水磨圖》對今人警示著什麽
“權力暴利”背後的“制度成本”
北宋名畫《水磨圖》對今人警示著什麽
2009-5-3來源：t望東方周刊王毅
“權力經濟”體制的長期延續、不斷膨脹，在保證統治者的權力安全和“權力暴利”的同時，迫使整個社會付出驚人的“制度成本”
明朝的故事不時成為當下的熱炒話題，本文不妨隨俗，先講個那時的大事件：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與後金（清朝前身）的遼東之戰中壹敗塗地，總兵官、監軍乃至西、北、東路的明軍高級將領多半殞命，如此慘敗的原因之壹，是軍需供應商們與掌權太監沆瀣壹氣，摻雜使假無所不為，連火藥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勢之下，“遼事”日益成為明朝的肘腋大患就事在必然。
我們知道，人類具體的經濟活動是以特定的法律形態、產權制度、 *** 與市場關系、倫理價值取向等等為基礎的，往往要在社會層面產生壹系列廣泛而深刻的結果，不過由於制度方向的迥異，這結果也就有了建設性或災難性的區別。比如，亞當?斯密所說的在“現代文明國家”架構之下，無數只關註自己經濟損益的個人通過市場原則的作用最終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進步，這種微觀經濟行為成就出宏觀“制度收益”的機理，恰好與明朝的官場商界合力巧取豪奪導致的舉國生靈塗炭，成為鮮明對比。
中國的“官商茍合”傳統竟然達到明末那樣不堪的程度，源於“權力經濟”體制的長期延續和不斷膨脹。下面再以宋代官營工商業為例，來說明此種經濟形態在保證統治者的權力安全和“權力暴利”之同時，是如何強迫整個社會付出驚人的“制度成本”的。
宋明官營工商業與亞當?斯密定義的逆向壹直有中外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宋明以後城市商品經濟參與社會生活程度的加深開啟了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所以彼時的城市經濟每每被譽為“中國近現代化的曙光”。
情況真是如此嗎？
我們如果沒有遺忘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概括，上述疑問本不難回答。因為斯密對資本主義經濟方式及其制度前提的基本定義是：“君主們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的權力；而同時，國民從以往那種對權勢者的“依附狀態”中解脫出來而獲得“個人的安全和自由”。以此反觀中國宋明時代，則可以說，其社會態勢恰恰與上述斯密的定義反向。因為彼時的商品經濟雖然廣泛進入社會領域，但統治權力對於工商業的操控和幹預卻依然異常強悍專橫，並且正是通過這種強力操控而使統治階級上層攫得極大利益（參見本刊2009年第14期刊文《南宋高官為什麽富可敵國》）。
以著名經濟史家全漢升先生的研究結論為例，他總結宋代官營工商業的諸多經營手段包括：“以公款作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舟販運、利用公家的勞動力、藉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逃稅”等等，而這種經濟形態日益熾盛的結果是：“官吏暴富、 *** 損失、商民受害”；近年更詳細的研究說明：如此制度環境下工商業繁榮所造就的，乃是“官府與商人（主要是豪商巨賈）結成了***營***利的夥伴關系”。（李曉博：《宋代工商業經濟與 *** 幹預研究》）―― 這樣的制度方向不僅與近現代社會性質完全悖逆，而且顯而易見，“官吏暴富”與“ *** 損失、商民受害”之間聯袂互動機制的日益強勁，才是壹切問題的關鍵。
蘇轍奏本：官營工商業的“制度成本”有多大如果我們希望更直觀地了解中國歷史上的統治權力究竟如何控制幹預工商業並從中攫取暴利，不妨看壹下北宋的名畫《水磨圖》。
從這幅繪畫中可以引出的制度經濟問題很多，比如：畫面上***有30多人，其中官吏的數量與勞作者數量之比約為1：4――官吏人數所占比例之大相當驚人。
從畫中可以看到，水磨作坊以及供官員們宴飲的酒樓，其建築等級很高，它們鬥拱高挑，回廊環繞，欄桿的望柱頭上有精美的裝飾，作坊的主建築甚至做成“十字歇山式”，其規格與宋代宮苑和權豪之家經常享用的建築形制相同；但同時，郊畿之外供運糧之用的道路和橋梁卻異常坎坷狹仄，車隊農夫們輾轉其間的極其艱辛盡在目前―― 權力體制和“權力消費”相關設施的奢華排場，與百姓所需基本公***設施簡陋破敗之極的強烈反差，讓人聯想起“千百年來，國民始終不能依賴國家制度能力而獲得最低程度的公***服務”等痛切問題。（詳見本刊2009年第15期《中國式“治水社會”的制度病竈》）
結合文獻記述，我們可以對當時官營工商業有更深入的了解。“唐宋八大家”之壹的蘇轍在元元年（1086年）對宋哲宗的諫言中說明了官營水磨作坊豐厚利潤的背後，是百姓和國家付出的慘重代價。將此奏本譯成白話，內容是這樣的：
近年來，因為在汴京城外設立官營水磨作坊，遂使汴河水量日益淺滯，由此造成的航運能力劇減給朝廷和百姓帶來很大損失。更有甚者，為磨坊得水力驅動之利而使下遊壹二百裏範圍內的糧田橫遭淹沒，並殃及漢高祖陵墓。皇上惻隱蒙難的百姓，於是調派修治黃河的役夫四萬人疏浚汴河，工程進行壹整月，但因汴京軍民的糧茶消費全要官營磨坊供給而不許民營，所以官營水磨仍不能因水患嚴重而停業。汴水含沙量很高，如果水磨不停，則今年雖疏浚河道而明年必然再度淤塞，那時又要花很大代價來治理。僅以這次治河民夫的工價為例：朝廷支付每人每天200文錢，壹個月工程下來人力成本高達240萬貫，而水磨作坊每年向朝廷上繳的利潤是區區40萬貫。如此巨大賠損之下，為何仍堅持官家的壟斷而死活不允許民間經營磨坊呢？就是因為戶部侍郎李定以朝廷收入為幌子而“惑誤朝聽”!
蘇轍的這段分析把官營工商業牟取壟斷利潤的方式，以及由此迫使全社會付出的“制度成本”有多麽巨大，說得再清楚不過。
“李約瑟命題”的根源何在從《水磨圖》中還可以看到：最遲在11世紀前後，中國水動力機械的體量已經很大；當時汴京城的人口在百萬以上，其每日消耗的糧茶等全部要由官家供給，則相應官營作坊的生產規模和水能機械的功率之大更不難推測。這馬上讓人聯想到中國技術雖早熟卻無法持續發展、甚至早衰的命運，即著名的“李約瑟命題”。
我們知道：水磨最先出現於6世紀的意大利，風磨則是在十字軍東征時由東方傳入歐洲，13世紀以後德意誌才開始使用水力驅動的機械鋸木。拿此類成就與《水磨圖》相比，可知中西工業技術水平在其初始階段互有高下，至少是西方不占明顯優勢。但後來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比如歐洲在14世紀建立水力鋸木廠，不久以後就已使用多刃鋸，在15世紀以後的歐洲圖畫中，更可以看到旋轉筒水泵， 以及曲軸、棘輪、偏心輪等大量機械史上的重要發明；反觀同時的中國，技術發展日益遲滯；至於工業技術的應用廣度，歐洲更把中國遠拋在後面。
中西技術發展的迥異命運，其原因當然復雜，但仍不難發現其中的關鍵：中國制度形態中始終占主導地位的“權力經濟”模式，使統治者可以很方便地以強力高效的手段和極其低廉的成本獲得幾乎無限的人力物力，即杜甫名句“哀哀寡婦誅求盡”所描寫的那種依仗泰山壓頂之勢而將民脂民膏榨取罄盡的劫掠方式；在這樣壹種“權力暴利”的籠蓋之下，技術發展就完全失掉了來自利益機制的吸引力。
也就是說，在可以越來越輕易地實現“權力暴利”的制度架構之下，既然通過統治威權這壓倒性路徑就足以強占壹切資源優勢，也就永遠不會有另外的必要和迫切，去建立那種能夠保障和促進國民個人創造力的產權體系（包括保護技術發展的知識產權）――中國歷史因為這樣的路徑取舍，乃使整個民族徹底喪失了發展技術的內在動力，這當然又是“制度成本”的壹個重要側面。
本圖為繪畫史上的名作，自宋徽宗宣和禦府收藏後歷代傳承有緒。舊時定為五代畫家衛賢的手筆，誤題為《閘口盤車圖》，近年來多有美術史專家指出它是北宋人所作，甚至確認為北宋中後期作品，作者可能是張擇端這樣的風俗畫聖手；根據所畫內容，此圖也應更名為《水磨圖》。
本圖描寫的是北宋首都汴京附近壹處大型官營水力磨坊，為當時汴京眾多官營作坊之壹。畫面中，運糧車隊路經的山野景象、汴水中忙碌的運糧舟船等各種紛繁景物應有盡有、壹筆不茍；畫面主要部分則非常細致地展現了作坊的建築格局和水力機械，以及加工過程中磨面、篩籮、揚簸、凈淘、挑水、運糧等分工明晰的諸多具體環節。更值得註意的是：畫面左上角的望亭中有戴硬角襆頭、著圓領官服者二人，他們應是管理磨坊、查驗解糧的官員，其身後站立三名侍衛；畫面右側的酒樓中又有數名官員正在酣飲作樂。
筆者以為：此圖布局宏闊，僅以畫面對大場景社會生活內容的涵蓋和提煉能力而言，即為五代畫家力所不逮。進壹步品賞還可以看到：這幅作品對於畫面空間的結構能力（比如水景與山景在相互映襯之中又能各展其妙；再比如在建築布局中，縱向軸線上建築群的平面延展，與隔岸而立的樓閣形成了高下錯落的對景和呼應關系）、刻畫山水建築人物器物等或巨或細各種景觀的精準程度、界畫技法與山水畫和風俗畫技法的相互融會等諸多方面均達到很高水平，如此全面深湛的功力亦為宋代畫院以外畫家難望項背。
而這幅真切地展現官營作坊運營細節的畫作，當然也是印證中國傳統經濟形態之特點的珍貴資料。畫作中應該引起我們關註的問題很多，本文正文的有限篇幅只能做簡要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