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關於虛擬偶像的分類
虛擬偶像作為“虛擬人”中的壹個分支,目前沒有標準統壹的定義。從發展歷史、技術及商業運營模式的來看,虛擬偶像的分類方式多種多樣,本文將從虛擬偶像與真實人類的關系來這個角度來理清它們的特點與區別。 從虛擬偶像和真實人類的關系來看,虛擬偶像可以分為:1.完全虛擬人格型;2.真人扮演型;3.真人轉化型;4.虛擬數字人(AI)完全虛擬人格型:是指虛擬偶像的形象由數字建模技術完成,動作通過計算機後臺操作完成;聲音則由真人提供,經過語音合成軟件處理完成。此類虛擬角色與真人的關聯度較低,代表人物:
真人扮演型:與上壹類型的區別在於,該虛擬偶像通常由真人來扮演,動作是通過對真人的動作捕捉和面部捕捉設備實時控制虛擬角色;聲音由真人出演。此類虛擬偶像往往通過LIVE2D技術實現直播互動,此類虛擬角色與真人關聯度高,代表人物:
真人轉化型:是指原生真人偶像為自己設計虛擬形象,並以該虛擬形象在網絡或現實中進行商業活動。此類虛擬角色與真人的人格統壹。代表人物:
虛擬數字人:是指由AI和GCI技術制作的虛擬網紅,主要在社交媒體上活躍。這裏指代的“虛擬數字人”僅代表具有自主學習能力和創作能力的AI虛擬偶像。代表人物:
02 關於虛擬偶像的著作權問題1、虛擬偶像本身屬於什麽作品?
虛擬偶像是集原畫,人聲,數字技術為壹體的產物,目前《著作權法》關於作品的分類中沒有直接能與虛擬偶像的匹配的作品類型。根據虛擬偶像的不同分類來看,虛擬偶像顯然也很難以壹個統壹的作品類型來進行分類。 我們以“完全虛擬人格型”來舉例: “初音未來”最早是由日本的Crypton公司以Yamaha的VOCALOID系列語音合成程序為基礎開發的音源庫(暨該程序的數據包)。為了把音源庫更好的銷售出去,Crypton公司畫上了蔥綠色雙馬尾的二次元形象,以達到“銷售的並非軟件而是歌手”的推廣的目的。 如果到這裏為止,我們來定義“初音未來”的作品性質,我認為以“計算機軟件作品”定義較為合適。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其角色形象逐漸固定,我們在指代“初音未來”的時候,已經不再是指數據包本身,而是指代這個角色形象。 那麽,顯然以“美術作品”不能涵蓋其全部功能,而以“計算機軟件”來定義又顯得十分狹隘了。能否用“視聽作品”來進行規制? 2021年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將原法中的“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改為“視聽作品。”而對“視聽作品”的含義,我國暫無法條明確解釋。而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視聽作品國際登記條約》中對“視聽作品”做了如下定義:指由壹系列相關的固定圖象組成,帶有或不帶伴音,能夠被看到的,並且帶有伴音時,能夠被聽到的任何作品。從定義上來看,排除純人工智能,帶有唱跳功能的虛擬偶像似乎更符合視聽作品。 但事實上虛擬偶像運用到的技術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多更復雜。我們再以“華智冰”來舉例,華智冰是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知識工程實驗室開發的虛擬學生。據報道其聲音、動作、形象完全是由超大規模智能模型“悟道”完成。華智冰的核心是深度的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為了讓大眾更能接受,才為它設計了人的形象,並開始了壹些泛娛樂化的行為。從華智冰的案例來看,它似乎更加符合“計算機軟件”的定義。 所以,我認為,不同的虛擬偶像還是需要結合其具體的生成方式來分別定義,而又以其被侵犯的究竟是角色形象,人物名稱,語音系統,還是所表演的視聽作品來具體看待。 比如,在上海新創華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跳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初音未來”著作權侵權案中,“初音未來”名稱和角色形象未經授權被運用到了跳躍科技公司的遊戲《300英雄》的遊戲人物身上。而在“英雄技能”裏又用到了初音未來較為著名的兩首歌曲“甩蔥歌”和“世界第壹公主殿下”來命名。 該案最終雖以和解結案,但通過本案我們可以看出,虛擬偶像在具體的保護過程中是可以通過要素拆解來進行保護的。制作公司可以在虛擬偶像的設計之初,就與要素設計的各方通過商業合同來約定著作權歸屬,以方便後期的維權。2.虛擬偶像是否享有表演者權?
這裏我將從“虛擬偶像本身”和“虛擬偶像的扮演者”兩個角度來講。(1)虛擬偶像本身是否具有表演者權?
像“初音未來”“洛天依”等虛擬偶像,其商業活動的內容就涵蓋了與真人同臺表演,獨立演唱會等。它們是否具有表演者權呢? 我們來看壹下《著作權法》對表演者權的規定:(壹)表明表演者身份;(二)保護表演形象不受歪曲;(三)許可他人從現場直播和公開傳送其現場表演,並獲得報酬;(四)許可他人錄音錄像,並獲得報酬;(五)許可他人復制、發行、出租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制品,並獲得報酬;(六)許可他人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其表演,並獲得報酬。 虛擬偶像本身即是人類智力的勞動成果,是壹個“產物”,其自身並不具備自我意識,而不同類型的虛擬偶像,在外觀,設定,技術特性上往往也體現了人的選擇。因此以虛擬偶像自身身份來對外許可他人行使權利並不適格,應當由被後的人或公司來行使。(2)虛擬偶像的扮演者是否具有表演者權?
上文我們講到,真人扮演型和真人轉化型的虛擬偶像,都與真人的關系十分緊密。我們先來看“真人扮演型”。就此種類型的虛擬偶像的商業現狀來看,光是“表明表演者身份”這壹項權利就無法享有。由於虛擬偶像相比於真人偶像更加“完美”,在外形,人設等方面更穩定,所以制作公司為了維持偶像的形象,保護粉絲的幻想,往往不會公開背後的“中之人”(即背後的扮演者)。A-SOUL部分成員就曾因為被爆料“中之人”和男友約會、已婚等負面消息導致部分粉絲幻滅脫粉(爆料真實性未知)。同時,隱藏“中之人”也更有利於制作公司根據商業運營的需要替換扮演者。
而針對於“真人轉化型”的虛擬偶像來說,我認為是享有表演者權的。針對於此類虛擬偶像,制作公司的初衷可能是為了豐富真人偶像的商業板塊,亦或者是給有才華卻不適應拋頭露面的表演者以新的表演形式。比如“泠鳶”在作為虛擬藝人出道前,在B站就已擁有壹定粉絲量。由於其性格問題,便由實入虛,在2019年7月以虛擬偶像的身份出道。所以公開“中之人”身份並不會對虛擬偶像造成負面影響,甚至還可能更加分。 對於無法享有表演者權的“中之人”,其除了獲取勞動報酬以外,其他權利往往難以保證。無法完成和虛擬角色的綁定,容易在虛擬角色火爆後被制作公司踢出局。比如日本虛擬偶像絆愛,最早的中之人被推定為壹位名叫“春日望”的女士,後來絆愛爆火,公司則希望將角色分身運營,繼而邊緣化了春日望。03 關於虛擬偶像人格權侵權問題1.“虛擬數字人”和“完全虛擬人格型”虛擬偶像
韓國的聊天AI——“luda lee”,是壹款可以模擬戀愛的人工智能型虛擬偶像,在學習了100億次戀愛對話後,可以根據用戶的問題做出類似於真實人類的反應。剛開始luda lee受到了很多年輕群體的歡迎,但壹段時間後,部分用戶在和其聊天的過程中發現,在面對“殘疾人”“同性戀”“孕婦”等話題的討論中,luda lee表現出歧視。“地鐵孕婦座什麽的簡直令人反感”“如果我是殘疾人的話,那就只能去死了。”luda lee因此遭到了部分網友的抵制。從本質上來說“luda lee”是壹項人工智能。luda lee發表的言論侵害了他人利益,承擔主體應當是誰呢? 從人工智能的設計和運行角度來說,luda lee工作模式是通過與用戶互動進行自主學習,再模擬真人思維,作出符合當前場景的對話。其反應完全是靠自身做出,並不是由真人通過luda lee的賬號去發布的,那麽人工智能本身可以成為侵權主體嗎? 我們來看壹個騰訊公司Dreamwriter的案例。Dreamwriter是騰訊公司自主開發的壹套基於數據和算法的智能寫作輔助系統。由Dreamwriter創作完成的《午評:滬指小幅上漲報點 通信運營、石油開采等板塊領漲》未經授權被他人轉載。在此案中關於Dreamwriter是否是創作主體的問題,法院給出了如下認定:“從整個生成過程來看,如果僅將Dreamwriter的軟件自動生成涉案文章的這兩分鐘時間視為創作過程,確實沒有人的參與,僅僅是計算機軟件運行既定的規則、算法和模板的結果,但Dreamwriter軟件的自動運行並非無緣無故或具有自我意識,其自動運行的方式體現了原告的選擇。如果僅將Dreamwriter軟件自動運行的過程視為創作過程,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將計算機軟件視為創作的主體,這與客觀情況不符,也有失公允。”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國針對人工智能其創作的作品的承擔主體,應該是具體的人或公司。因而人工智能的作品發生侵權問題,其承擔的主體也應當根據其具體的設計模式,落實到背後的人或公司。 不過luda lee為何會發表不當的言論呢?後來制作公司通過調取後臺數據發現,用戶企圖對luda lee說汙言穢語,讓她在學習過程中出現偏差,實現惡意“調教”。雖然制作公司曾企圖通過更改算法、屏蔽敏感詞來挽救,但經受不住大批網友惡意調教的luda lee,在後期的交互過程中頻頻罵人,最終只能被叫停。我們在上述案例中發現,用戶可能利用設計中的漏洞對虛擬偶像進行攻擊,這些行為本身可能就涉嫌“侮辱”“性騷擾”等等。但和真人偶像相比,虛擬偶像並不具有真實意義上的“人格權”,但通過現有法律卻無法有效保護,這讓制作公司的辛勤勞動可能付之壹炬。這也使得此類虛擬偶像在同人作品中被侮辱和汙名化的時難以規制。2.“真人扮演型”虛擬偶像
日本虛擬主播團體hololive的兩名主播“赤井心”和“桐生可可”曾在直播時發表過與臺灣有關的不當言論,違反了“壹個中國”原則,遭到國內網友的抵制。從“真人扮演型”的商業模式來說,其主要是以直播作為營業方式,容易在與粉絲的互動中發生“禍從口出”的情況。由於此類虛擬偶像往往不會公開背後的扮演者,粉絲也很少會將扮演者與虛擬偶像本身割裂開來看。所以要求扮演者來承擔具體侵權責任不具有可操作性。我們可以參考《侵權責任法》第34條“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由運營公司來對外承擔具體民事責任,再通過內部獎懲措施對扮演者進行處罰。當然,我更建議運營公司不要忽略對扮演者的統壹入職培訓,以規避不必要的麻煩。 我們再從虛擬偶像被侵權的角度來看,“真人扮演型”則要比“完全人格虛擬型”和“虛擬數字人”更多壹層“人”的關系。虛擬偶像並不具有法律人格,因此無法通過名譽權,隱私權等進行保護。但扮演者在履職的過程中遭受的侮辱,誹謗、性騷擾等傷害卻是切切實實的,如若形成了精神創傷應當如何維權?前文我們說過,此種類型的虛擬偶像往往不會公開扮演者身份,或者有多個扮演者,虛擬偶像和扮演者無法形成壹壹對應的關系。維權顯然很難突破“虛擬偶像”這層殼,因為侵害行為針對的是虛擬角色而非扮演者本人(直指扮演者的言論除外),制作公司顯然也無法代理扮演者替虛擬角色維權。 對於扮演者來說,不享有真人偶像的“皇冠”,卻可能要承受同樣的“皇冠之重”,確實需要強大的心臟。3.“真人轉化型”虛擬偶像
真人轉化型是真人虛擬化的代表,往往會和自然人本人產生直接、明確的聯系。但真人轉化型依據商業模式的不同,可分為制作公司運營,及本人運營的不同情況;又可能分為虛擬偶像即是真人的虛擬形象,或者虛擬偶像和偶像真人是兩個獨立的人設和個體(比如黃子韜和韜斯曼的關系)的不同情況。所以在作為侵權方和被侵權方的法律關系裏,細說起來就更為復雜。虛擬偶像作為侵權方的法律責任,我們可以參考上文進行推導,在此不再贅述。 這裏我想重點談談作為被侵權方的維權方式。《民法典》中關於姓名權的保護已經及於筆名、藝名、網名、譯名等。所以針對虛擬偶像的名譽侵權,主要參照虛擬偶像和自然人的關系。如若虛擬偶像僅是偶像真人的虛擬形象,與真人形成了壹壹對照的關系,那麽偶像真人則可以成為原告的適格主體;如若虛擬偶像與偶像真人分開運營,具有不同的年齡,姓名,人設。虛擬角色無法指代自然人主體,則可能仍無法突破虛擬角色不具有“人格權”的壁壘。04 結語
通過上文的探討我們發現,現有法律仍有很多無法完善保護的方面。關於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設置法律人格,以及AI倫理的問題,學界已經探討多年。通過擬制法律人格或可解決上面我提到的很多問題。但也有大量反對的聲音,認為人工智能始終是由人類創設,也脫離不了本身的工具屬性。但我個人認為,不論是作為“商品”還是作為“擬制法人”,其“商品化權”或者說“人格權”都由保護的積極意義。畢竟前期投了入大量的技術、人力成本經營,維護好產品的形象不僅是對粉絲負責,也是公司長久運營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