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詞條：大韓國國制
在政治上，高宗首先采取強化君權的政策。甲午更張時期，親日政權實行責任內閣制，君權受到極大限制；甲午更張結束後，朝鮮處於“法綱解紐，舊法廢棄，新法未立，可謂無法之國” 的青黃不接狀態，高宗李熙決定利用這種時機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專制政體。1896年7月，高宗下令祭祀“並用舊歷” ，8月又廢二十三府，改為舊行政體制——“道”，只是由八道變為十三道 ，這些措施都是為恢復舊制做鋪墊。同年9月，高宗廢止內閣，恢復議政府制度，著手強化君權。 然後，高宗又構建獨立國家形象，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國公使館；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稱皇帝，建元光武，並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正式確立了與中日平起平坐的獨立自主地位並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然而，與高宗強化君權的目標相反，以開化派知識分子為主的獨立協會伸張民權，主張將咨詢機構中樞院改造為近代議會，實現君主立憲制，並為此發起了“萬民***同會”等政治運動。於是在大韓帝國建國後的壹年時間中，政局動蕩，高宗朝廷與獨立協會圍繞政治改革展開反復鬥爭，其本質則是君權與民權爭奪改革主導權的鬥爭。到1898年底，高宗取締了獨立協會，為君權的進壹步強化掃清障礙，高宗主導的光武改革也開始順利推進。
獨立協會運動被鎮壓後，君權不斷膨脹。1899年8月，高宗以憲法形式頒布了《大韓國國制》，借助萬國公法的理念明確規定大韓帝國實行“專制政治”、“無限君權” ，至此標誌著韓國的君主專制達到頂峰。君權的膨脹直接影響了大韓帝國的行政體制，雖然甲午更張以來的新式各部官制及中樞院、宮內府等機構仍然保留，但代表宮中勢力的宮內府權力大肆擴張，議政府及其下屬各部的權力被削弱，壹度計劃改造為議會的中樞院完全有名無實。另壹方面，高宗對適應帝國形式的獨立國家形象的構建也在不斷進行中。首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於1900年4月頒行勛章和綬帶，包括金尺大勛章、瑞星大勛章、李花大勛章、太極章、八卦章、紫鷹章。 其次，高宗於光武六年（1902年）1月下令制國歌，這就是現代朝鮮和韓國《愛國歌》的雛形。 高宗還於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頒布詔敕，宣布定平壤為陪都，稱為“西京”。其依據有中國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麗的開京和西京，值得註意是同時也引用了俄國的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東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國亦建兩京”的事例 ，體現了高宗皇帝的國際化視野。同年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韓帝國舉行了盛大的“大皇帝禦極四十年稱慶儀式”，邀請了包括清朝在內的所有與大韓帝國有外交關系的國家參與這壹國際性慶典。同時還在各國公使席前舉行閱兵式、演奏剛創制的國歌。此舉既是高宗強化自身皇權之舉，也是樹立和提升大韓帝國國際形象的重要措施。總之，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以強化君權、構建獨立國家形象為中心，雖然有借用西方制度的形式和理念（如萬國公法、勛章綬帶等），但總體上還是趨向復古與保守的。 主詞條：大韓帝國軍
光武改革在軍事上下了很大功夫。1896年，朝鮮高宗派閔泳煥為特使，參加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儀式，期間與俄國達成秘密協議，其中規定由俄國派遣軍事教官訓練朝鮮軍隊。 1896年10月，以普提亞塔上校為首的俄國軍事顧問團來到朝鮮，並提出了在俄國軍官160人的指導下，創設規模為6000人的朝鮮軍的計劃，這壹計劃是用3年時間使朝鮮新式軍隊的士兵和軍官達到40000人的規模。 1897年8月，俄國又派由13名軍官組成的第二批軍事顧問團來朝鮮，協助訓練軍隊。大韓帝國建立後，仍承襲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國軍官做顧問訓練軍隊。俄國派遣軍事教官等舉動違背了日俄兩國在朝鮮半島維持均勢的原則，因此遭到日本的不斷抗議，同時韓國的獨立協會也召開萬民***同會，反對俄國的幹涉。俄國出於國際關系的考量，於1898年3月撤出了派往韓國的軍事顧問，此後開始了韓國自主的軍事改革。
1899年，高宗開設“元帥府”，自任陸海軍大元帥，皇太子任元帥，設在皇宮內，分為軍務、檢查、記錄、會計四局。 此舉將軍權牢牢掌握在高宗壹人手中，乃是適應政治上強化君主專制的需要。同時，高宗改革軍制，著手建立壹支近代化的大韓帝國軍，在中央設俄式訓練的親衛隊和侍衛隊，人數保持在5000—6000人；在地方設平壤、全州兩個鎮衛大隊以及14個地方大隊，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後又在北部的義州、江界、北青和鏡城4處增設鎮衛大隊，同年7月將所有鎮衛大隊、地方大隊合並為5個鎮衛聯隊，設於江華、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處地方（後增濟州），總數約20000人。1900年9月又以法律第5號的形式頒布了《陸軍法律》，規定了韓國陸軍軍人必須遵守的317條法令。 當時中國發生庚子事變，俄國進駐滿洲，在這壹背景下，高宗更加重視國防建設。1900年以後，大韓帝國的軍費開支急速增長，到日俄戰爭前夕達到政府支出總預算的40%以上，將其用以購買武器，擴充軍備。 1901年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號的形式頒布《沿海炮臺設置件》，強化海防，並購買了日本軍艦“揚武”號。1903年3月15日，高宗皇帝下達詔敕，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大力擴軍。 同年7月29日，軍部大臣尹雄烈奏請創設海軍。
大韓帝國的軍事改革是以鎮壓本國人民起義為直接目的、以維護韓國獨立地位為終極目標，是在日俄兩強夾縫中救亡圖存的壹個重要步驟。1900年7月，俄國駐韓公使巴甫洛夫向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提出由日俄分別駐軍朝鮮半島南北以防備義和團的入侵的建議，但他在向高宗要求駐軍時卻被高宗以韓國有能力鎮壓匪徒為由拒絕 ，從這壹事例可見高宗大力推進軍事改革的目的，即通過維護韓國國內穩定來杜絕日俄的幹涉。另壹方面，高宗的軍事改革也蘊含開疆拓土的意圖，多次派李範允帶兵越過圖們江騷擾中國境內的“間島”地區，1902年定平壤為陪都“西京”亦暗含北進之誌向。然而，由於財力不足及日俄戰爭爆發等因素，大韓帝國的軍事改革雖取得壹定成效，最後以失敗告終。 光武改革亦在經濟上實施了壹系列“殖產興業”的政策。大韓帝國政府鼓勵工商業，因而韓國的民族資本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取得了比較快的發展。以紡織業為例，光武年間先後建立了大朝鮮苧麻制絲會社（1897年）、織造勸業場（1898年）、鄭肯朝織造會社（1900年）、李仁榮織造所（1900年）、李仁基織造所（1900年）、藝洞織造緞布株式會社（1900年）、鐘路織造社（1900年）、南竹洞組織所（1900年）、漢城制織會社（1901年）、中谷染織工所（1902年）等企業。 在海運業方面，先後創辦了大韓協同郵船會社（1900年）、仁川郵船會社（1900年）、仁漢輪船株式會社（1900年）等企業；在陸運業方面，創建了利運社（1899年）、通運社（1900年）、京釜鐵道役夫會社（1901年）等企業。 對外，大韓帝國政府則延續開港政策，於1897年10月開木浦、鎮南浦二港，1898年5月開放馬山、群山、城津（今朝鮮金策）三港及平壤，又設各國僑民居留地，這也是大韓帝國外交政策的反映，即把居留地變成“各國互相牽制的工具” ，同時大韓帝國還在鐵路、礦山、電氣等方面招商引資，不僅吸收先進技術，也作為維持各方均勢的手段。
大韓帝國還進行財政改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宮內府權力擴張。甲午更張時期，實行財政壹元化管理，統歸度支部；光武改革時期，隨著君主專制的強化，宮內府的權力極度膨脹，包攬了大韓帝國的財政稅收及新興產業，從而與度支部分庭抗禮。光武改革時，宮內府增設西北鐵道局（管理京義、京元鐵路）、鐵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鐵路）、礦學局（管理礦山）、綏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郵政通訊）、警衛院（管理警務）等，只要有管理相關產業的需要，宮內府立即越過政府據為己有，可以明顯看出宮內府對大韓帝國經濟社會的經營管理權膨脹之狀。宮內府中最重要的機構是內藏院，原本該機構是管理皇室內帑，到光武年間對國家經濟財政的管理職能及其管轄領域擴大，“凡國課、正供以外雜稅皆屬之，財與度支埒” ，此外內藏院還負責經營紅參貿易、鑄造白銅貨、管理水利、礦山等業務。內藏院卿長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擔任，還曾兼任宮內府及度支部多個要職，可以說他在日俄戰爭前壟斷管理了大韓帝國的全盤財務，是韓國皇室的大管家。宮內府及內藏院權力膨脹，壹方面表現出高宗皇帝的私心，增加了苛捐雜稅，另壹方面也確實起到了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產業發展的作用。此外大韓帝國還引入了近代預算會計制度，從1900年開始公布國家預算，進壹步完善財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資金參與下興辦了大韓天壹銀行（1899年）、漢城銀行（1903年）等民間銀行。1901年2月，高宗發布敕令第4號，公布《貨幣條例》，實行金本位制，開始籌劃發行貨幣。大韓帝國為了抵制當時日本的經濟侵略，於1903年3月設立中央銀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為正副總裁，計劃全面開發韓國金融，但因日俄戰爭的爆發而中斷。
大韓帝國還積極實施國土開發政策，主要包括鐵路建設、城市建設和“光武量田”等方面。1896年7月，朝鮮政府發布了六條“鐵道規則”，決定在國內興建標準軌距鐵路。鐵路敷設成為日俄等列強在朝鮮半島競爭的重點，日本很快就奪取了京仁線、京釜線兩條鐵路的敷設權，法國亦取得了京義線鐵路的敷設權。但大韓帝國政府於1899年收回了京義線的權利，成立西北鐵道局進行修築與管理，這條鐵路由於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壹直為日俄所垂涎，但韓國拒絕讓出，直到日俄戰爭爆發後才被日本奪取。此外大韓帝國在全國進行鐵路調查，英國顧問柏卓安在1898年8月制訂方案，規劃了京元線、湖南線等4條鐵路構成的朝鮮半島鐵路網。 城市建設上，主要是展開對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改造工程，大韓帝國起用樸定陽、李商在、李采淵等留美人員參與漢城市政建設，並與美國企業合作，於1898年成立漢城電氣會社，由漢城府判尹李采淵任社長。漢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為模板，在市中心設置元標，增修和拓寬道路，1899年開始在市內運行電車，並安裝了路燈，1903年又進行漢城的自來水和下水道建設，此外還在漢城興建公園、劇場等設施，從而在日俄戰爭前初步完成了漢城的電氣化和現代化。 光武改革期間另壹個國土開發的重大舉措則是“光武量田”，1898年設置量地衙門，開始在美國人的協助下丈量全國土地，1901年10月設地契衙門，1902年3月將量地衙門合並入地契衙門中，在推進量田事業的同時根據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據“量案”對土地所有者發給“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發展成為現代產權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體現。日俄戰爭以後，“光武量田”事業被迫中止。 隨著光武改革的推進，韓國的社會生活也發生諸多變化。高宗雖然廢除了甲午更張後期所頒布的斷發易服的命令，但逐漸采用西式裝束。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接見清朝使臣徐壽朋時就穿的是西服戎裝。1900年4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4號的形式頒布“文官大禮服制式”，規定韓國文官大禮服用西式大禮帽、大禮衣，小禮服真絲高帽、燕尾服，常服等“並用歐制”。 此後韓國的大部分上層人士和壹些百姓也相繼斷發易服，而韓國的警察和軍人更是在1902年後全部換上西式制服了。隨著鐵路的修築和海陸運輸業的發達，大韓帝國的交通亦變得極為便捷。通訊快速發展，郵政、電報網擴散到韓國全境，1900年韓國正式加入了萬國郵政聯盟。電話也被引入韓國，到1902年漢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已開通長途電話。大韓帝國還積極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廣泛開展社會救濟。1900年，設國家醫院廣濟院，同時設漢城種痘司。 1901年10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8號的形式設立惠民院，作為“掌歉荒之歲，饑饉人民賑恤；年豐之時，鰥寡孤獨至窮無依者救護” 的社會福利機構，同年12月又下令在漢城設總惠民社、在各郡設分惠民社，為籌集活動經費，皇室帶頭向惠民社捐贈2萬元，並命敕任官捐贈半年薪俸的1/3 , 奏任官捐贈1/5 ，從而發展了大韓帝國的社會福利事業。
光武改革期間，高宗皇帝非常重視教育，他在1899年4月下詔：“國家之開設學校，作成人材，將以廣知見而求進益，以為開物成務、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現今世界各國之蒸蒸日上，富強無敵者，豈有他哉？不過曰從事格致之學，究解物理之蘊，識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國之要務，寧有先於此哉？我國之人才，未必多讓於外國，而特以教之無素，故人民之知見未開，農商之功業不興，以致民產日蹙，國計日絀。…… 自政府另飭該部，無得踵前因循，壹概認真辦理，期有作成開進之功。” 高宗皇帝頒布了大量近代學校教育規則，如《醫學校官制》、《中學校官制》、《商工學校官制》、《外國語學校規則》、《中學校規則》、《礦物學校官制》、《郵務學徒規則》和《電務學徒規則》等。在大韓帝國政府的支持下，直至1899年，成立了10間漢城國立小學、6間外語學校、1間醫科學校、1間師範學校及62間地方國立小學，同時也對外派出留學生。從新設學校名稱來看，大韓帝國重點發展的是職業學校，培養適應經濟社會改革的技術人才。而灌輸近代文明、培養更高層次人才的綜合性大學則未在考慮之列，並且在推進新式教育的過程中，高宗仍弘揚儒學，自封儒教宗主，尊崇箕子、孔子，並宣布在成均館設置招賢堂，聘請在野儒士鑒評政務。 這反映出了大韓帝國進行改革的“舊本新參”路線。然而大韓帝國政府在教育開支上嚴重不足，常年保持在財政支出預算的2%左右 ，與連年增長的軍費開支形成鮮明對照。所以日俄戰爭前的韓國新式教育盡管有所發展，但仍處於起步階段，教育事業直到光武末年才全面開花。
社會文化方面，光武改革期間，韓國報業發展很快，湧現了《獨立新聞》、《皇城新聞》、《帝國新聞》、《大韓每日申報》等近代報刊，對國民啟蒙事業起到重要作用。韓文（訓民正音）得到提倡，成為韓國的國語，1902年設立了國文學校。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漢字，而采用韓漢混用的字體（國漢文混用體）。隨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也在持續輸入韓國。社會文化的這些新變化為後來蓬勃發展的愛國啟蒙運動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