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金融危機時代對於中國經濟戰略的挑戰主要在哪幾個方面？
在此波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雖然也受到沖擊和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仍然是壹枝獨秀，保持了8%的增長率，經濟總量也日益逼近日本。
首先是歐美聯合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是相對於其他貨幣而言的，就好像1人民幣可以買到更多美元，這種升值在國內市場基本無法顯示。
通俗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的錢值錢了，比如在國際市場（只有在國際市場上才能體現出人民幣購買力增強了）上原來壹元人民幣只能買到壹單位商品，人民幣升值後就能買到更多單位的商品了，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是由匯率直觀反映出來的。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低迷、蕭條，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與壹些發達國家情況正好相反的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價”搶奪世界市場，因此要逼迫人民幣升值，並進而將這壹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責難，向中國施加壓力。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與政治形式下
五大弊端
第壹，將對我國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價格遠低於別國同類產品價格。究其原因，壹是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二是由於激烈的國內競爭，使得出口企業不惜血本，競相采用低價銷售的策略。人民幣壹旦升值，為維持同樣的人民幣價格底線，用外幣表示的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將有所提高，這會削弱其價格競爭力；而要使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不變，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不能不對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
第二，不利於我國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世界上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各個領域發揮著日益明顯的作用，對促進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就業、擴大出口，從而對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後，雖然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對即將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投資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將投資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第三，加大國內就業壓力。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和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最終將體現在就業上。因為我國出口產品的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受阻必然會加大就業壓[2]力；外資企業則是提供新增就業崗位最多的部門之壹，外資增長放緩，會使國內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第四，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人民幣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機資金就會乘機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幣匯率。在中國金融市場發育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很容易引發金融貨幣危機。另外，人民幣升值會使以美元衡量的銀行現有不良資產的實際金額進壹步上升，不利於整個銀行業的改革和負債結構調整。
第五，巨額外匯儲備將面臨縮水的威脅。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24543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位。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外開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標誌，也是我們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參與對外經濟活動的有力保證。然而，壹旦人民幣升值，巨額外匯儲備便面臨縮水的威脅。假如人民幣兌美元等主要可兌換貨幣升值10％，則我國的外匯儲備便縮水10％。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嚴峻問題。
其次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挑戰。1.後金融危機時期我國面臨的經濟競爭將日趨激烈
在此波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雖然也受到沖擊和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仍然是壹枝獨秀，保持了8%的增長率，經濟總量也日益逼近日本。這種狀況使得更多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把中國當成自己的競爭對手，並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施加壓力和防範中國。
首先是歐美聯合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讓人民幣升值。壹場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博弈從那時起壹直延續到今天。金融危機發生後，世界貿易嚴重萎縮，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嚴重，這些國家把發生逆差的原因歸咎於人民幣低估，因此，在危機後，歐美聯手逼人民幣升值，更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今年3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發表貿易政策講話時，要求人民幣進壹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他同時表示，美國政府將在4月15日發布的財政部半年報告中，決定是否將中國劃為“匯率操縱國”。壹旦通過把中國定位為“匯率操縱國”，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中國出口增長占整個經濟增長超過30%，倘若人民幣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競爭力，出口減少將可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和就業機會減少。
其次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挑戰。目前，各國已將退市列入議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退，但短期內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再次動蕩，包括大量國際“熱錢”流出中國。熱錢壹旦大量在短期內流出，對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沖擊不容小視。
第三是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自2009年下半年開始，各國經濟出現復蘇跡象。隨著各國進壹步走出金融危機並實現經濟復蘇，危機的中心問題已不再是討論如何走出衰退，而是如何保持財政的永續性和保證國內的就業。為緩解經濟增長、財政、就業壓力和國內民眾的政治壓力，貿易保護主義將成為許多國家政府的選擇。中國在2009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壹大出口國，占全球出口份額的比重超過9%。但中國出口競爭力增強的同時也使我國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09年全球70%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與中國的出口貿易有關。截至2009年，中國連續15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4年成為全球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其中，美國自2006年11月份至2009年對我國發起“雙反”調查***23起，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僅2009年美國就對我國發起10起“雙反”調查。因此，在世界經濟發展趨緩的背景下，面對越演越烈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面臨的經濟競爭將日趨激烈。
第三是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
壹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造成嚴重沖擊，二是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造成巨大的下行壓力，三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城鄉就業造成嚴重影響，四是國際金融危機增加了我國金融風險。
後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是壹個“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全球經濟深度調整使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出口大幅下降，並造成國內工業生產快速回落和就業下降，主要即有經濟增長模式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加劇，不僅表現在需求結構上，內需和外需增長不平衡，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而且也表現在供給結構上，低附加值產業比重過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
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加大了我國經濟減速壓力。這次金融危機引發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使我國出口形勢面臨多年來前所未有的困難，並對投資、消費和就業等產生廣泛影響；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擡頭，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明顯增加，我國穩定出口市場和份額難度明顯加大；全球失衡再平衡調整，使外部需求收縮幅度加大、持續時間拉長。
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和市場收縮，已經使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以往在經濟規模和能源資源消耗總量相對不大的情況下，依靠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可以支撐高速增長的話，那麽隨著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和供需平衡條件的變化，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將持續減弱，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約束將不斷加劇.。
綠色能源革命使我國科技發展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綠色科技革命使我國在信息技術擴散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要面臨綠色能源革命的嚴峻挑戰，在傳統產業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將面臨發展低碳經濟的巨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