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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紅的人物故事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通信技術標準化堪稱“壹窮二白”,在國際上更陷於“聽人說壹說,跟著笑壹笑”的窘境。“在國際組織的大會上,中國人沒什麽話語權,更談不上對國際網絡技術發展的影響。”黃宇紅感嘆。

1996年,從北京郵電大學讀完研究生,黃宇紅來到原郵電部移動通信局工作,第二年就被派到芬蘭參加國際3GPP標準會。當時中國的GSM(第二代通信技術2G)追隨國際標準發展起來,TD-SCDMA技術在中國剛剛出現。幾次參加國際會議讓黃宇紅意識到,3G技術在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和需求,“要為中國標準的國際化而努力,要讓中國的聲音引導國際通信技術的發展”。

標準之爭就是利益之爭。壹次國際標準大會討論TD-SCDMA與其他技術幹擾***存的標準時,為保護TD-SCDMA發展,黃宇紅與國內公司仔細研究核心問題,最終保證了中國的利益。

“TD-SCDMA實現了我國在國際標準方面的歷史性突破,但國內產業的落後、經驗缺乏讓它還只是壹個分流。”黃宇紅認識到,“當時TD-SCDMA商用要比日本等國晚8年左右,我們還是追趕者的角色。”

隨著移動互聯網對社會生活、生產信息化的帶動作用,第4代寬帶移動通信技術的變革已悄然拉開競爭大幕。黃宇紅意識到,中國移動通信技術在世界上“領先壹步”的重大時機真正到來了。

2007年,LTE(4G網絡)國際標準化進入關鍵時刻,針對存在兩個TDD版本的現實狀況,高層領導作出判斷:只有將歐洲TDD方案融合“幹掉”,才能實現我國主導方案成為唯壹標準。

3個月內,黃宇紅帶領技術團隊日夜攻關,提出了新的標準方案,與各企業反復論證溝通,不斷團結聯合國內外企業和國際運營商,通過標準化戰場上合縱連橫,我國主導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LTE標準終於“出爐”。

標準形成後,如何讓TD-LTE形成完整產業鏈,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成了壹個更嚴峻的考驗。

壹年壹度的巴塞羅那世界通信大會,堪稱通信業的奧林匹克盛會,黃宇紅和團隊機智地把大會作為推銷中國4G的展臺。“國際級通信大佬們都到場了,中國移動做了TD-LTE主題演講,迎來由衷的掌聲!”

從過去3G時代站在國際舞臺的壹個角落,到4G時代成為聚光燈下的主角;從跟隨別人的技術標準走,到走到前臺成為引領者,這次大會也成為TD-LTE產業化的前奏。

2011年在巴塞羅那成立了全球TD-LTE發展倡議組織(GTI),世界級運營商盡在其中。GTI秘書長的身份讓黃宇紅成了4G的“布道者”。壹次次大型國際峰會組織,團隊成員成了“七十二變”的多面手,“TDD技術優點、組網經驗,我們個個都能說得清清楚楚。大家經常深夜還在跟老外打電話。壹位負責GTI的同事,兩年發了3萬封郵件。”黃宇紅笑道。

“4G網絡的產業化,不僅要在國內做,更要聯合更多的國際運營商和廠商壹起加入,讓TD-LTE發展成為國際化產業。”中國企業的眼界已經看得很遠。2009年歐洲的運營商宣布商用LTE FDD,而此時的TD-LTE還在實驗室裏驗證。

黃宇紅計劃借2010年世博會的舞臺向全球展示TD-LTE的產業。

黃宇紅還記得那驚心動魄的幾個月,北京、上海團隊都在拼命測試攻關,2010年第壹顆TD-LTE芯片、數據卡、手機、PAD終於面世,覆蓋世博的4G網絡起來了。

“經歷了TD-LTE技術、標準、產業、商用等各方面的壹系列攻關,我們已經習慣了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把問題變成創新,把挑戰變成動力,把空白變成機會……”黃宇紅表示。

從壹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完成了向技術領軍專家的成長蛻變,黃宇紅獲得“全國勞動模範”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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