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提高核心關鍵技術的開發與獲取能力
1、堅持自主開發原則。應該看到，贏利是跨國公司的天性，而核心關鍵技術則是其獲得壟斷利潤的源泉，因此，為了贏得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優勢，跨國公司往往會向東道國不斷轉移相對先進的技術，卻不可能轉移核心關鍵技術，當然，壹些企業也可以通過並購方式獲得核心關鍵技術，但通常是在這種技術已經不再成為對方重要的戰略資產的情況下。此外，隨著跨國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技術轉移內部化趨勢越來越強，目前跨國公司技術內部轉移已經達到80%左右，這標誌著技術獲取的難度加大。因此，核心關鍵技術更多要通過自主開發獲得。日本和韓國的汽車業都是從引進外國技術開始的，所以成功是始終把引進建立在自主開發的前提下。而阿根廷也於上世紀70年代試圖通過引進福特汽車投資來發展本土汽車業，但由於缺乏自主創新戰略，至今仍然是對進口零部件的組裝，這種組裝生產沒有對阿根廷汽車和金屬加工等產業帶來任何技術溢出。
對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軍事、航天、航空技術以及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性、前瞻性、基礎性技術和公益性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如農業、醫療、環境、安全、技術標準與監督等），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這類高新技術的關鍵技術跨國公司不可能向內資企業轉讓，對這類技術的創新活動政府應保證必要的投入。政府可采取撥款、補貼、貼息、風險投資或財政信用等方式給予直接經濟支持，擇優支持企業有應用前景的開發研究和發展關鍵性的高新技術開發，也可利用稅收、金融、獎勵等間接經濟手段建立支持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有效體制，推動形成國家創新體系。對於這些技術要大力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創新，集中財力辦大事。中國科學家在有機分子薄膜上實現了超高刻度的信息存儲，具有獨創性的“量子避錯碼”和“量子概率克隆機”等研究的成功，壹批重要的非線性光學晶體新品種的誕生，以及TDSCDMA被確立為第三代移動通訊國際標準、10兆瓦高溫氣冷核反應堆並網發電成功、“神舟”號系列飛船發射成功等，都表明中國在國際科技前沿許多重要關鍵領域已經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具有極強的自主創新能力。此外，紡織服裝業、皮革業、橡膠與塑料設備制造業、簡單金屬和塑料制品業、食品業、煙草業、簡單木制品業、石油提煉等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型產業，中國已具備了較強的技術競爭力。這些行業可以繼續發揮比較優勢靠自主創新獲得核心技術，不必更多地借助技術引進。
2、積極實施跨國並購。通過跨國並購獲得核心關鍵技術能夠大大縮短自主開發帶來的時間與風險，這在中國已有成功的案例。比如，聯想公司通過並購IBM成功地獲得了世界最先進的臺式機（IBM創造了世界上第壹臺PC機）、筆記本電腦技術，獲得了系統的架構設計能力以及軟件、硬件研發技術，優秀的項目管理能力。目前，聯想公司已經構建起壹個以中國、美國、日本為支點的全球研發架構，研發基地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以及美國、日本。在全球範圍內組建了2000多人的高水平專業研發團隊，擁有世界級的學術帶頭人，包括Thinkpad技術奠基人、聯想萬億次計算機主設計師、中國信息安全技術領軍人物等。創建了遍布全球的近50個世界壹流的實驗室。又如，2002年阿爾卡特控股上海貝爾後，成立上海貝爾阿爾卡特股份有限公司。並購後的上海貝爾成為阿爾卡特全球技術庫的成員單位，阿爾卡特的全球研發技術上海貝爾都可以享用，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大大增強。
（二）註重自主創新的內生性，不斷強化企業學習能力
技術可以引進，而技術能力的獲得是不能引進的，只能通過不斷學習。上述分析可以看出，FDI技術外溢的有效性取決於接受方的學習努力程度。企業的學習能力越強，吸收外部技術知識的能力就越強，對接受先進技術的轉移越有效，從而也就獲得了自主開發的能力。中國自主開發能力強的企業也都具有極強的學習能力。海爾集團於1984年開始引進德國技術，產品為琴島壹利勃海爾，但是，多年來，海爾堅持自主開發。截至2004年，海爾累計參與86項國家標準、2項國際標準的制訂，申請專利5469項，是國內申請專利最多的企業。正是這種生生不息的自主創新使海爾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企業。2004年，海爾全球營業額超過1000億元，2005年榮獲世界品牌實驗室評出的世界品牌100強第89位。又如奇瑞汽車，1999年末開始生產轎車，2001年自主開發了第壹款轎車，到2003年***開發了4款轎車，2003年銷售了9萬多輛。而中國某些大型汽車企業規模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三、四位水平，但仍然沒有形成獨立的產品開發能力，許多主流汽車廠商與跨國公司的合資年限都在25—30年，上壹輪合資的期限還沒到，就在千方百計地尋找下壹輪的合資夥伴。這種長此以往地嚴重依賴，離開跨國公司就寸步難行，企業只能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被動局面。有關資料顯示，2002年，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達到50%，而1995年美國對外技術依存度只有1.6%，日本為6.6%。
（三）註重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在國家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初期，政府通過制定行業發展規劃、產業政策，以及財政、稅收等優惠政策可以迅速提高企業自主開發能力，實現產業的起飛。在日本、韓國汽車產業，以及臺灣微電子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每壹階段政府都制定了相應的實施國產化計劃，以及各種鼓勵的配套政策。正是通過政府這雙有力的手把這些幼稚產業推向世界，使之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上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在鼓勵該國轎車廠商與國外廠商合作的同時，采取了保護性關稅、進口配額、稅收減免、加速折舊等壹系列措施來促進該國轎車工業的快速成長，同時有意識地減少對零配件組裝（CKD）廠商的外匯配給，以迫使其加快國產化進程。印度政府為了促進軟件產業發展，對軟件企業實行10年免征所得稅的扶持，在軟件園用地、通信網絡建設等方面均給予特殊優惠，因此，班加羅爾工業園每周就能吸引3家左右外資企業。此外，政府優先采購國產設備、建立企業風險投資體系，加強服務職能，為企業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都是強有力的支持手段。
不僅如此，跨國公司能否持續地向中國轉讓技術，也取決於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取決於中國對吸收FDI的政策穩定程度，以及政府對跨國公司轉讓技術的政策扶植力度，對能夠提供關鍵技術的外商投資項目實行減稅和利息補貼支持力度。因此，政府政策在跨國公司技術轉移中仍然發揮關鍵性作用。如，新加坡政府為了使FDI與該國的技術創新戰略結合起來，制定了“面向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計劃”、“21世紀科技企業家計劃”，計劃投資基金首期10億美元，其中25%將投資國外，用於開拓國際市場；50%用於吸引外資在新加坡設立風險投資基金（按1：2或1：3與外資匹配）。政府還規定，新興工業項目固定投資所得5年免稅，再投資享受10年10%的優惠稅率。韓國政府規定，除航空航天、原子能、國防工業以及申請減免稅的高新技術項目外，全部產業的技術引進無須向政府申報，各企業可自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先進科技公司所得稅7年免稅，後3年50%免稅，財產稅等享受8—15年免稅。
（四）完善人才培養激勵機制，促進創新人才回流
人才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技術外溢的重要效應，但是，這種效應只有人才向本土企業回流時才能得到 實現並且放大。例如，臺灣在發展微電子產業時充分利用了跨國公司人才，臺灣德州儀器和臺灣飛利浦等許多公司高級主管離職後，都成為了本土企業的高級主管。中國奇瑞、吉利汽車從三資企業大量“挖”來技術和管理人才，這些人才為企業的自主創新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吸引創新人才需要良好的機制和環境，如果內資企業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大量的創新人才仍然會滯留在外資企業，甚至長期出現“國有企業為三資企業培養人才”的狀況，這種人才溢出效應就無法實現，反而出現惡性循環。例如，目前中國每年培養的軟件專業畢業生有5萬多人，其中進外企或出國的占50%，國有企業有44.7%的軟件人才流向外資企業，這類現象值得警醒。其次，積極吸引海外人才歸國創業。海外人才不僅掌握世界最前沿的技術和管理方式，而且情系本土，熟悉國情，是實現自主創新戰略的重要力量。中國早期歸國的科技人才就在許多關鍵領域的科技創新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目前，許多高新技術產業都是海外留學人才在發揮作用，如微電子、網絡、金融等許多產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中許多都有海外留學情結。此外，要立足自己培養。許多跨國公司都創辦了自己的大學，這些大學不僅對企業員工進行了知識訓練，而且灌輸了企業文化理念，使每壹個職工都能成為企業的創新源。目前，中國海爾、吉利等企業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大學，這為企業自主創新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五）利用競爭機制和FDI配套促使跨國公司不斷轉移技術
隨著中國吸收FDI規模的不斷擴大，利用競爭機制促使跨國公司以技術換市場必將成為今後利用外資技術戰略的政策取向。在外資汽車剛剛進入中國時，由於缺乏市場競爭，德國大眾與上海汽車公司合資成立的上海大眾公司，長達16年的主導產品壹直是剛剛成立時推出的第壹代桑塔納，而且這個已於20世紀80年代在德國淘汰的產品在中國市場價格卻壹直處於高位。加入WTO後，大量的外資汽車廠商進入中國市場。為了在中國市場站穩腳跟，跨國公司不斷推出新產品新技術，降低產品價格。2002年，中國***有40多個品牌200多種轎車產品，其中新引進車型占了轎車市場的60%，競爭機制促進了外資先進技術的轉移。目前，世界500強已經有400多家在中國進行投資，競爭加劇將迫使跨國公司不斷轉移新技術，加速FDI技術外溢效應。此外，應大力發展與外商投資企業的配套生產，通過為外商投資企業的配套為自主創新創造條件。鼓勵內資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形成有機的配套，中國目前的原材料、工藝、生產管理等都已經發展到很高水平，完全有能力與外商投資企業的生產形成配套，配套過程也將迫使外商不得不向內資企業提供相關的技術，這將為內資企業帶來更多的學習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