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江秋蓮訴劉暖曦(原名劉鑫)生命權糾紛案”壹審宣判,判決結果激起了民眾熱烈的反響,大家都有種出了壹口惡氣的利落感。 確實,在江歌被害5年多後,江秋蓮的勝訴雖然無法挽回壹個逝去的生命,但至少對生者、對社會也是壹種慰藉。法不外乎人情! 江歌媽媽江秋蓮勝訴後,在微博上發視頻表示感謝 判決中的“突破” 回首2017年我關於江歌案的那篇專欄文章《法律萬能主義者在江歌案面前被嚴重打臉》,我曾悲觀地覺得“在法律框架範圍內,劉鑫無需承受法律評價”,但我同樣期待“道義上的評價,尤其是這種類民事範疇內的稍顯用力的私力救濟的存在確實能夠引起社會的反思,甚至最終影響了法律規制範圍的擴大化”。很顯然,這次的判決就有這種法律規制擴大化的味道。 即便可能會引來壹些網民的批判,我仍然不得不說壹句,這個案子要是沒鬧到這般田地,尤其是沒有劉鑫那麽惡毒地在事後對江歌母親的刺激,以及偉大堅強的母親的執著,那麽這個案子大概率不會這麽判——能不能判下來不好妄下結論,至少判不了這麽多是肯定的。 劉鑫向江秋蓮私信,惡意刺激 很多朋友很詫異,根據報道內容,“法院對江秋蓮主張的有證據支持的各項經濟損失1240279元,酌情支持496000元”,證據都明確表明的損失已經有124萬多的情況下,法院才酌定支持了萬元,這還能叫判的多? 這個就是我國侵權賠償上的壹大特色了,即酌定賠償制度。 相信稍微懂點侵權法,尤其是對知識產權領域有所了解的網友們壹定知道,知識產權侵權為啥那麽猖獗,為啥新的專利法要增加懲罰性賠償制度,都是因為我國的侵權賠償常常做不到民法上的“填平”。 妳看於正抄了瓊瑤的《梅花烙》,才賠了多少,自己壹部劇賺了多少?在本案中,法院在“綜合考量本案的事發經過、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因果關系等因素”之後,能夠支持萬元已經算不錯的了。 而真正體現法院的壹大突破的還不在這,而在那20萬的精神損害賠償上。本來精神損害賠償就帶有壹種彌補“填平原則”救濟不夠的意味。 網友們可以打開“中國裁判文書網”,輸入類似“精神損害賠償”的關鍵詞,看看大多數的賠償都在什麽區間?即便很多強奸類的附帶民事的精神損害賠償可能都不會超過5萬,絕大多數在1-5萬之間。此次案件能夠做出20萬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可以說真的是法院的壹大突破了。 當然,這裏不是說這次法院判的不對,反而倒過來證明,以往的壹些做法可能沒能跟上社會的發展。 “填平原則”有幾次是填平了的?反而很多網友們壹直看不上的美國司法,不僅限於填平,還要進壹步懲罰性賠償。 在我國的實定法中,其實民法只能給妳解決存不存在法律關系和請求權的問題,它很難切實解決這個請求權到底要實現多少的問題。大家去翻翻條文,法條壹般都止步於“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而民法典179條告訴我們: 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主要有:(壹)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礙;(三)消除危險;(四)返還財產;(五)恢復原狀;(六)修理、重作、更換;(七)繼續履行;(八)賠償損失;(九)支付違約金;(十)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十壹)賠禮道歉。法律規定懲罰性賠償的,依照其規定。本條規定的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並適用。 但到底要賠償多少?只能依靠法官在具體的庭審中根據證據來判斷,而很多時候證據除了能證明存在損失之外,其實也證明不清楚到底損失到哪裏。因此,法官酌定確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當然,我們也很可喜地發現,以消費者保護、勞動者保護、專利保護為代表的法律中已經開始逐步導入了懲罰性賠償,我們也期待著更多的領域即便不增加懲罰性賠償,至少要麽在精神損害賠償上邁開步子,要麽在具體損失的認定上再勇敢堅決壹點。而這些可能都不是壹個可以通過民法立法來實現的東西,反而是通過更多的判例被公報案例化或者指導案例化來實現。 民刑有別 從這個案例,我們還可以看出民刑有別,兩者的證明標準確實有所不同。 有很多網友覺得判賠69萬算什麽,還是便宜了劉鑫;期待能夠對其刑事處罰的網民有很多。這裏我再勸壹次大家,千萬千萬要收起那種“看啥不順眼都死刑立即執行”的心態,到不了的確實到不了。有很多的惡,大家都很憤懣,但真的要提防刑事責任擴大化可能帶來的危險。 這絕不是對惡的姑息和放縱,做好有效的刑事、行政、民事三種責任之間的銜接是構建責任體系的重中之重,落不入刑事的看看能不能落入行政,最不濟落入民事。我們反對的是三種責任之間的間隙過大,從而使得有些惡脫離了應有的制裁,而不是反對刑事責任範圍的過窄。 本案中,確實無法對劉鑫進行刑事處罰,但通過民事責任的承擔同樣可以對江歌的母親進行壹定的彌補和慰藉,甚至,江歌母親最開始期待的本就是劉鑫對情況的壹份說明。 具體而言,本案之所以能夠認定民事責任,很重要的壹點在於壹個具體事實的認定上,即“在面臨陳世峰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之時,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將江歌阻擋在自己居所門外被殺害,具有明顯過錯”。 這壹過錯認定前提中的“將江歌阻擋在自己居所門外”,在陳世峰刑事案件的審理中,似乎並沒有得到完全的確定。但在民事審理中,從江歌母親提供的語音、文字記錄等等證據中,顯然法院認定了這壹事實的存在。 這其實也是民事能夠在刑事無法救濟時進行救濟的壹大原因所在,即兩者在證明標準上有所不同。 刑事證明要求“排除合理懷疑”,而民事證明壹般只需要“高度蓋然性”。倘若用不精確的數字來表示的話,排除合理懷疑,可能是壹個的分值,而高度蓋然性可能會隨著案件種類在85-95左右變化。 劉鑫的留言前壹次說“門鎖了”,後來又說自己沒鎖,是江歌反鎖的等等。從民事審理的角度,法官完全有理由相信確為劉鑫鎖門。 不僅如此,法院說理中的“在社會交往中,引入侵害危險、維持危險狀態的人,負有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防止他人受到損害的安全保障義務”,同樣也存在相同的狀況。這種危險狀態並不是壹種必然,而是壹種可能性,對於民事而言,這種告知義務和預防措施的期待可能性就當然要顯著於刑事責任。也是因為這種刑民證明標準上的差別,使得本案的民事救濟有了展開的可能。 其實不僅在我國,美國的辛普森案同樣也是有著這種證明標準上的差異,使得即便從刑事責任中逃逸了,仍然會有民事責任在承擔保護網的效果。 規範與示範 最後,不得不提壹提法院說理中的這兩段話: “扶危濟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誠信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司法裁判應當守護社會道德底線,弘揚美德義行,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江歌作為壹名在異國求學的女學生,對於身陷困境的同胞施以援手,給予了真誠的關心和幫助,並因此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無私幫助他人的行為,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公序良俗相契合,應予褒揚,其受到不法侵害,理應得到法律救濟。” 法律不僅僅扮演著裁判規範的效果,同樣也扮演著行為規範的效果。壹個有效的司法不僅僅局限於當案的案結事了,同樣需要給可能存在的後案帶來壹種審判上的示範及壹種避免案件產生的行為上的示範。 訴訟爆炸的產生原因除了正常經濟增長帶來的案件增加之外,難道不正是這種司法裁判在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這壹點上做得不夠導致的麽?各種虛假訴訟、技巧訴訟的泛濫真的都只是當事人的錯麽? 此外,“劉暖曦作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發之後,非但沒有心懷感恩並對逝者親屬給予體恤和安慰,反而以不當言語相激,進壹步加重了他人的傷痛,其行為有違常理人情,應予譴責,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從這句話中其實也可以看出,倘若劉鑫沒有事後的這些令人作嘔的行為,很可能法院也不壹定會支持江歌母親的訴請,而直接需要對“其受到不法侵害,理應得到法律救濟”擔責的對象目前正在日本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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