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對科學產生了極大的束縛。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使科技顯得無足輕重，儒家的政治倫理文化壓抑了科技的發展。
中國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質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還算是壹個真正的封建社會時期，出現了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貴族階層，中國的文化，思想和科學起源於這壹時期，並且大多由貴族創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韓非子的法家了思想等。此時的中國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這些形而上的虛無縹緲的各種思想上，而無暇關註技術發明的發展。中國的技術發明仍然依靠經驗，而歐洲在17世紀科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把技術發明轉移到主要依靠科學和實驗上來了，進而對社會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而此時的中國社會還壹直是壹灘死水。
而中國沒有成功地爆發科學革命的壹大原因就在於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壹大產物：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使知識分子醉心於仕途，而無心於投資現代科學研究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因而根本無法把原始科學轉變為為現代科學。
自秦朝統壹了中國之後，中國進入了“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其社會形態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的郡縣體制，貴族與封地不再是世襲的，盡管依然是森嚴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但是社會的上下階層是可以流動的，這就刺激了平民通過壹定的方式來進入上層社會，而進入上層社會的唯壹途徑是什麽呢？就是科舉制度，而科舉制度考核的內容又是具有獨尊地位的儒家思想體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壟斷，阻礙了科技的普及，這壹思想體系的特點是註重德性修養，倡導“內聖外王”，本質上的道德的哲學，關註的是人的主體，以倫理為本，註重人的自身修養，註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註重如何管理好社會，而很少關心和探究有關自然界的知識，如“天人合壹”等觀點，在這種以人為核心的單壹的哲學會禁錮人們的思想，使得科學研究的主體缺乏創新的意識和動力。而廣大平民為了能躋身於上層社會把學習的重點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綱常倫理，古文經學等，自然沒有人會花費時間與精力在自然現象和科學的思考上，自然就無法推動近代科學的產生。
二、文化差異
文化對壹個民族有著深遠的影響。文化根植於人民心中，對科學技術的不同態度決定了科學理論和知識的發展程度。
長久以來，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壹直是儒家文化，雖然期間佛道兩家也對中國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不足以撼動儒家的正統地位。而儒家文化強調學以致用、知行合壹，而不務虛玄、無用的學問。這種腳踏實地、註重實效的治學理念固然有其明智的壹面，壹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但也不乏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的局限。在中國古代官本位的思想下，最有用的就是可用來考取功名的四書五經，因此沒有人會去研究科學；而知行合壹往往會限制科學的發展，使人們更加偏向於實用化的技術。儒家講究等級觀念，它壹方面限制了中國民主的發展，而民主的環境才能最大程度上激發出人們的創造性；另壹方面，等級觀念也造就了中國的官場文化，形成了著名的官本位，於是乎中國的傑出人才大都熱衷於考取功名，好光耀門楣，而那些壹直在從事技術活動的工匠們則處於朝不保夕的地步。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於中國人探索自然也是大大不利。楊振寧指出:“中國哲學裏的中庸之道我認為對科學是不利的。歐幾裏得的精神之壹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中庸之道與這種精神是相背的。”最根本的是，儒家思想強調“自省”，主張人應該反省自身，而不是去探索外物，它使中國人在根本上喪失了探索外界科學與技術的欲望。正如馮友蘭所說那樣，中國人從自身來說不需要科學。
總結來看，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過分強調了知識、真理與行動的統壹而忽視了知識的獨立性。東西方文化的差別“使得中國人在古代那種較為經驗的、直觀的、混壹的科學技術中得以做出巨大的貢獻，而發展不出純邏輯、數學以及建基於其上的分門別類的近代自然科學，致使自然科學在其近代面貌中獨具西方思維的神采”。
而這其中，東西方的思維方式差異又是壹大關鍵因素。東方思維方式在思維活動中往往表現出較強的功利主義，很少進行枯燥的純理論研究。其功利主義太強，並和特定的政治倫理觀點結合太緊密，目的是學而優則仕。而西方思維方式則相反。東方思維方式中，更多地註意經驗的簡單總結和事物表面相似點的類比，而忽視了演繹和因果關系的探求，西方思維方式同樣與之相反。東方思維方式由於長期受封建專制統治的控制，往往註重於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詮釋，而缺乏理性的創新精神。西方思維方式表現出較多的沖破框框的創新精神，他們較少有以權威為當然依據的思維定勢，而較多有對權威的懷疑和挑戰精神。或許正是由於這壹差別，使得西方的新科學層出不窮，而東方總是在西方的後面模仿學習，而不是自己去發明創造。
三、經濟原因
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自然無法產生相應的科學技術。壹個簡單明了的道理：沒有錢怎麽搞科研？如果連溫飽問題都無法解決，還有什麽心思去搞發明創造？
中國沒有由自然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古代的小農經濟是自己自足的，大家對商品交換的需求較少，因此導致中國形成了重農輕商思想。歷史已經表明，商業的發展會推動科技的發展。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阻礙了中國的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沒有取得獨立性，未能發展工業和商業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壹直都是以自然經濟為主導，個體農民，封建地主，皇族經濟，都是對內自給自足，對外封閉的，自然經濟生產的目的是使用價值，由此決定，生產針對的是小範圍內的直接消費者，而不是為了交換目的，為了使用價值而生產就是為了人本身而生產，自然經濟的這壹性質決定了社會只能維持循環的再生產，而不會進行資本積累的擴大再生產，因而中國工商業所處的環境是壹個封閉狀態的經濟環境，加之沒有國外的市場，在封閉狀態下人的自我滿足就是最終目標。因而中國的工商業發展內外受限，無法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經濟基礎。
但於此同時，西方的情況卻恰恰相反，他們的特點是工商業較早地獲得了自身發展的獨立性，他們不斷擴大的手工業規模，城市的誕生等，最後使得商品經濟完全取代了自然經濟，為科學的誕生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四、地理位置因素
在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優良的。作為壹個傳統的內陸國，農業用的是灌溉體系，在此孕育下的華夏文明形成了自己的農耕文明，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加上國土遼闊，大壹統的統治，缺乏長久強大的外敵，缺少文化上的碰撞和融合，民眾普遍自給自足，沒有危機意思，也就沒有意願去改變甚至是革新，進而推動社會發展。
反觀西方，西歐各國國土小，沖突不斷，但文化上的交流與融合也不斷，追求更好的土地和更好的生活，而指南針和先進造船技術的傳入，為西方打通海上通道提供了可能。而對新大陸、新世界和新生活的渴望使科學技術不斷推陳出新，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和提升。
五、戰爭因素
有人曾說：戰爭是科學技術的催化劑和試驗場。戰爭會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因為歷史經驗證明，新技術的運用對戰爭的進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如：18、19世紀火槍大炮的運用，壹戰時的坦克、飛機，二戰時的雷達、航空母艦，海灣戰爭時的信息技術和精確制導技術等等。可以說，正是不斷有戰爭，才不斷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
而戰爭的性質對於東西方來說有著明顯的不同。西方的戰爭均是國與國的戰爭，是有著相當文明程度的國家的沖突，為了取得勝利，擴大自己利益，催生了各種新科學技術的運用。而反觀中國，大多都是國內的由下往上的改朝換代式的起義戰爭，目的只是個人的稱王稱霸，也沒有足夠的外患威脅，也就沒有新技術的用武之地。而歷史上唯有的兩次強大的外患威脅，雖然產生了元朝和清朝兩個國土遼闊的朝代，但是主角卻是蒙古和女真這兩個文明發展明顯落後的遊牧民族，而這兩個朝代對社會、文化和科技都有很大的阻礙作用。相似的，被野蠻落後民族征服過的古老文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毀滅，比如古巴比倫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所以，戰爭因素也成了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技術的壹大原因。
六、近代科學產生的客觀條件
除了上面討論過的文化沖突和交流以及文化特點等原因外，我認為還有兩個近代科學產生的重要客觀條件就是：1）數學；2）形式邏輯和科學實驗的結合
對於近代科學來說，如果沒有數學的發展也就沒有近代科學的產生，可以說近代科學的所有成就幾乎都是以數學的發展為基礎的。歐氏幾何、牛頓定律、萬有引力定律、相對論、麥克斯韋方程等等，近代科學的壹系列劃時代的發現無不是用數學加以論證，並以數學公式的方式加以呈現。
從數學角度來看，中國有著明顯的不足。我國古代沒有能夠對自然數學化，並且只把數學當作壹門功利性的技巧，而並非壹門科學來看，沒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經驗發現和積累，更加不會用數學來對自然進行研究，所以我國古代對於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於定性分析，或是憑空捏造壹個理論來符合有機的宇宙觀，不能對事物進行定量分析。雖然也曾出現《九章算術》這樣的重大成果，但和西方近代數學的偉大成就比起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這種數學發展程度差異的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數學符號的使用。可以說近代數學的發展是以各種數學符號的使用為基礎的。因為使用各種數學符號可以簡化方便運算，也使邏輯關系更加的簡單明了，也更方便邏輯推理和論證。這其中尤以阿拉伯數字的使用為代表。西方從17、18世紀就已經開始在使用以阿拉伯數字為代表的各種數學符號，而中國則是到了20世紀後才開始逐步使用。。壹個復雜的數學關系或定理在西方只需要壹個簡單的公式來表示時，在中國則需要壹大段話來描述，哪壹個更有利於數學的發展，差距顯而易見。
從形式邏輯和科學實驗的結合角度來看，中國古代在這個方面處於完全的缺失狀態。在古希臘，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發明了三段論等的形式邏輯，歐幾裏得發明的歐式幾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邏輯之上的；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的“實驗乃是確實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認識到並且開始使用實驗的手段去發現驗證因果關系；到了伽利略時代，偉大的伽利略結合了形式邏輯和實驗手段兩方面的利器，終於開創了近代科學的先河；在他的基礎上，之後的牛頓將這兩個基礎繼續發揚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頓經典力學；弗蘭西斯·培根總結出實驗方法與歸納邏輯，法國笛卡兒提出了數學方法與演繹邏輯這兩種建立起近代科學的方法論。而反觀此時的中國，在這方面幾乎是壹事無成，極少數取得壹點成績的比如育種理論也僅僅是用來養觀賞性的金魚而已，也只是停留在經驗性的總結和使用，而無法上升到理論上的提煉和開創，更無法具有事實上的科學性。而這明顯的限制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
綜上所述，李約瑟難題有其產生的客觀原因，也有中國自身的社會制度、文化差異等原因。但不管產生的原因如何，中國近代科學的落後及至當今科學技術實力和社會發展的落後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當今所要做的就是，自身不斷努力，同時不斷向西方學習，不斷取長補短，縮小差距，以求占領未來的科學技術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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