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海爾布倫納和瑟羅說,馬克思“是壹位改變了社會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壹點”,而且“當今很少有經濟學家能夠讀完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們絕大多數人確實以壹種方式或另壹種方式感受到他的影響”.[1]（P38）馬克思到底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他為什麽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影響,這就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本文將依次從拓寬研究領域、改進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論創新三個方面分析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進而分析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的原因.
壹、馬克思在拓寬研究領域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在被西方經濟學者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中曾經包含有運用經濟學方法對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歷史的分析,但是,他這些具有開拓性的探索,後來逐漸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遺忘,卻被非主流的馬克思經濟學所繼承和發展.當現代西方經濟學者意識到這種缺憾,即意識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時,他們不僅對斯密的開拓性探索產生了興趣,而且更加關註離他們更近的馬克思所進行的相關研究.馬克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拓寬研究領域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壹）將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拓展到對政治的分析--對公***選擇理論的影響
簡而言之,所謂公***選擇理論,就是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於政治領域.公***選擇理論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誕生30年、布坎南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86年--引者註）之後才得到承認”,[3]即被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納.不過,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布坎南獲獎的前壹年就曾指出,從馬克思對“歷史的經濟解釋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選擇理論的萌芽”.
（二）將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拓寬到對制度的分析--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由於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而最終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納,其代表人物羅納德·科斯、道格拉斯·C·諾思和奧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後獲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威廉姆森在《治理機制》壹書中說,歐洲“有壹種較古老的制度經濟學傳統”,在這個傳統中,“當然還有卡爾·馬克思的偉大著作”.[10]（P269-270）盧瑟福在《經濟學中的制度》壹書中也表示,“各種各樣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馬克思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著作中找到.[11]（P1）恩格曼在《文化價值理念、意識形態傾向和勞動制度變遷：對三者互動關系的詮釋》壹文中,則將馬克思的著作列為 “關於歐洲經濟變遷可參閱的經典著作”之壹.
（三）將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研究相結合--對經濟學與社會學交叉學科的影響
現代西方興起的經濟社會學或社會經濟學,實際上是壹門經濟學與社會學之間的交叉學科.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經濟學與社會學》壹書的導論中所指出的,在20世紀末出現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交流,只不過是“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馬克思”當年所進行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的再現.
（四）將經濟學與法學的研究相結合--對經濟學與法學交叉學科的影響
通常所說的“法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實際上應當直譯為“法和經濟學”,其“歷史十分久遠,但現代法經濟學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逐漸豐富和發展起來的”.[28]（P1-30）
美國著名法學家羅斯科·龐德在《法律史解釋》壹書中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解釋始於19世紀50年代”,“這種解釋方法”在19世紀的最後10年“盛行於德國和意大利,並被應用於歷史學的每壹個分支”,而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則“滲透進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學中壹種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在美國”.[29]（P136）這就是說,馬克思對法律的經濟學解釋對現代西方法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英國著名法學家戴爾斯也認為,“馬克思對法律進行的分析就是壹種經濟分析”.[30]（P395）可見,“龐德和戴爾斯都承認馬克思是現代法經濟學的先行者”,或者說,“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並不是以羅納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納等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法經濟學者的專利”.[28]（P153-180）波斯納本人也在《超越法律》壹書中告誡讀者,“不要僅僅因為目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那麽吃香了,就輕易拒絕了這樣的看法,即壹個職業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壹些經濟上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紀下半葉,西方拓寬主流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兩個主要流派--公***選擇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派,以及經濟學與社會學和法學的交叉學科的發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馬克思的啟示或影響,可見馬克思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的影響之深遠.也可以這樣說,馬克思當年具有開拓性的研究幾乎涉及到經濟學的所有重大課題,為日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開辟了理論擴展的空間.
二、馬克思在改進研究方法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關於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裏昂惕夫曾表示贊成這樣壹種觀點,“馬克思經濟思想之於現代經濟理論的意義”是“壹個方法論的問題”.[36]他所說的馬克思經濟思想對於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的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壹）對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或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所產生的影響
在20世紀後期,當西方學者在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即所謂純粹經濟學方法進行反思時,他們回想起早期經濟學中所包含的哲學思維,因而也想到了馬克思.正如豪斯曼在《經濟學的哲學》壹書所說:“人們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新興趣,發生在它被哲學家們忽略了幾十年之後,……我相信,應當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韋伯或馬克思--認真地學習許多東西,學習他們是如何試圖解決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那些問題的.”[38]
馬克思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即“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的靈魂”,就是其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展與不發達理論.”[46]（P1-2）
可見,馬克思經濟學在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對於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改進產生了主要影響.
（二）對經濟學的壹般思維原理和分析方法所產生的影響
在這壹層次上,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將歷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思想運用於對經濟的分析之中.
霍奇遜指出,馬克思對經濟的歷史分析表現為,《資本論》不是“從壹個壹般性的、非歷史的‘經濟問題’開始”, 而是“從分析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本質社會關系開始的”；因為,“馬克思的目的並不是想寫壹篇對所有社會-經濟系統都適用的文章”,“他認為,這樣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必要“集中研究壹個特定的社會-經濟系統,以及支配這個系統運作和演化的關系和規則”. 他認為,馬克思的這種理念“為包括歷史學派自身在內的許多其他學者提供了指導性的啟示”,而且其貢獻是“之後的理論家們難以媲美的”.[47]（P54-64）
（三）對經濟學的具體分析方法所產生的影響
如果說在上兩個層次上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是通過西方經濟學者對所謂“純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進行質疑、修正或補充而產生的,那麽,在這壹個層次上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就是直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純經濟學”研究方法本身所產生的影響.
1.投入-產出分析法
裏昂惕夫由於“提出了投入產出法,並建立了投入產出的理論體系”而獲得了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52]（P42）多爾夫曼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裏昂惕夫”辭條中說,“當裏昂惕夫於1933年左右開始研究投入-產出分析法時,這種方法作為壹種純理論結構已有很長的歷史”,其壹是魁奈的經濟表,其二就是馬克思的兩大部類再生產圖式.[53]（P177-180）薩繆爾森則明確表示,“所有學派的經濟學者都壹致認為”,馬克思“對於今天的所謂諾伊曼-裏昂惕夫投入-產出成長模型做出了重大貢獻”.[54]（P326）德賽也強調：“我們現在可以表明,由於某些方面的發展,例如投入-產出分析方法,許多比馬克思做得更優雅的研究都是由馬克思自身的觀念開創的.”[55]（P68）
可見,馬克思對投入-產出分析法產生了重要影響.
2.數理分析方法
經濟學的數學化是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壹個重要特征,或者說,是其發展的壹個必然結果.馬克思當然不會贊同那種“除了沒有思想什麽都有”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自己的經濟學研究中並沒有否定運用數學方法的必要性.他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的關系”進行分析時就明確指出：“當利潤和剩余價值在數量上被看作相等時,利潤的大小和利潤率的大小,就由在每個場合已定或可定的單純的數量關系來決定.因此,首先要在純粹數學的範圍內進行研究.”[56]（P58）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這壹部分手稿時也指出,馬克思“論述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的關系”“是用數學的方法（用方程式）來說明的”.[57]（P9）正因為如此,恩格斯在整理這些手稿時還請了他的朋友、劍橋大學的老數學家賽米爾·穆爾來幫忙.[56]（P8）
薩繆爾森在1974年發表了壹篇題為《作為數理經濟學家的馬克思：穩態和擴展的增長均衡》[58]的文章,而且,他在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所撰寫的“斯拉法經濟學”辭條中也明確指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是壹位堪稱偉大的數理經濟學家”.[59]（P486-496）森島通夫也認為,“在我看來,在數理經濟學歷史上應該把馬克思放在同瓦爾拉壹樣高的地位上”,因為“壹般均衡理論是瓦爾拉和馬克思各自同時系統地提出的”,所以,“作為現代壹般均衡的動態理論的起源,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和瓦爾拉的資本積累理論應享有同等的地位”,[60]（P2）並強調,“應該承認馬克思是壹位數理經濟學家”.[61]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薩繆爾森和森島通夫這兩位當代著名數理經濟學家之所以稱馬克思是壹位數理經濟學家並不是因為馬克思的著作中有高深的數理經濟學模型,而是因為馬克思“能夠早在數學家提出這些問題以前就發現了它們,並得到了自己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61]即“做了很多預示現代解析性經濟模型的先驅性工作”.[62](P62-70)他們所說的這些“先驅性工作”,就是指馬克思所做的對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或經濟學中數理分析方法的運用產生了影響的工作.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裏斯也表示,雖然不大清楚“誰是最早應用數學的經濟學家”,但“馬克思肯定是先驅者之壹”.[63]前面所說馬克思對投入-產出分析法的影響從另壹個角度看,也是對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三、馬克思在基本理論創新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馬克思不僅在拓寬經濟學研究領域和改進經濟學研究方法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於西方經濟學的某些具體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對經濟增長理論所產生的影響
庫茲涅茨由於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方面做出的貢獻,獲得197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伊斯特林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庫茲涅茨”辭條中指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庫茲涅茨的思想來源可以追溯到美國的制度學派,進而到德國的歷史學派,甚至到卡爾·馬克思”,他們的“***同點在於都以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為基礎,尋求經濟發展的壹般規律”.[53]（P75-78）日本經濟學家宇澤弘文則在“增長模型”辭條中,將“馬克思和卡爾多的增長模型”與“哈羅德-多瑪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凱恩斯經濟增長模型”等並列作為經濟增長模型加以介紹.[53]（P519-525）可見,他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也是經濟增長理論的思想來源之壹.
費景漢和拉尼斯在《增長和發展：演進觀點》壹書中專門介紹了馬克思的經濟增長理論,並稱馬克思“對增長理論有多方面的貢獻”.[64]（P28-29）薩繆爾森則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將通常所說的索洛-斯旺經濟增長模型稱之為“李嘉圖-馬克思-索洛的資本積累模型”,[54]（P135-137）索洛和斯旺本人對此看法如何,筆者不得而知.不過,索洛在獲得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的壹次演講中談到自己1940～1942年在哈佛大學學習經濟學的情況時說,他修了有關勞動經濟學的課程和斯威齊關於馬克思經濟學的課程,並稱從這些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至今依然記憶深刻”.[65]可見,索洛這位著名經濟增長理論家確實受到過馬克思的影響.大衛·卡斯被稱之為“現代動態經濟學的核心貢獻者之壹”.當有人問在他的導師宇澤弘文之前,“您知道哪些經濟增長理論”時,他回答說“宇澤弘文曾作過壹個關於經濟歷史學的學術報告”,“列舉了從李嘉圖、馬克思算起的偉大的經濟學家們,並用增長模型再現了這些人的工作”,並表示“宇澤弘文的工作對我有很大的影響”.[66]也就是說,他起碼是間接地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
可見,正如吳易風先生所說,西方經濟學家現在已經認識到,“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特別是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就是經濟增長理論”,“並不諱言馬克思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面所做的開創性貢獻”.[67]這就是說,馬克思對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對經濟危機或經濟周期理論所產生的影響
羅爾認為,“在危機學說方面,毫無疑問,馬克思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如果馬克思的“這些貢獻”早壹點“普遍地由經濟學者們繼續研究”的話,那麽,“其效果會更大些”.[68]（P286）不過,他的這種設想可能是不現實的,因為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爆發前,西方經濟學者並沒有把馬克思的警告放在心上,只是在“大危機”爆發後他們才開始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感興趣.正如海爾布羅納所說,雖然後來發生的事件證明了馬克思“關於周期性繁榮和崩潰的預測”,“但馬克思時代的其他經濟學家卻沒有認識到危機傾向（我們稱之為商業循環）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征”.[69]（P155-156）
哈耶克就是在“大危機”爆發後在倫敦經濟學院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課程,並“寫了20頁的教案”,還附有壹份參考文獻,上面列有馬克思和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等人的著作.[70]（P263）在1931年出版的《價格與生產》壹書中,哈耶克談到自己的商業周期理論時說,“闡述的商業周期理論的核心觀點”即“產業波動本質上是由資本設備的交替性擴張-收縮構成的,並不是什麽新東西”,因為“在德語文獻中,這壹看法主要是由卡爾·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他還指出,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研究是“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的”,斯皮特霍夫和卡塞爾的研究又是以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研究為“起點”,他自己在這方面“所提出的理論”則“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後兩位學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論的發展”.[71]（P133）簡言之,在經濟周期理論上,馬克思的思想通過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影響到斯皮特霍夫和卡塞爾,再通過斯皮特霍夫和卡塞爾影響到哈耶克.巴克豪斯也認為,“馬克思用固定資本的積累來分析經濟周期”,正是通過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作品,“滲透進了關註儲蓄與投資之間關系的20世紀經濟周期理論”,因而,“馬克思的經濟學即使對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言,也是重要的”.[72]（P172-173）榮卡格利亞甚至認為,“馬克思對商業周期分析的壹個關鍵因素就是工資和失業的反方向運動關系,它預示了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理論仍然為我們所關註”.[73]（P220）布勞格也將馬克思關於“商業循環的內在周期性”的理論列為“值得現代經濟學家學習的”、在《資本論》中所包含的大量“精辟分析”之壹.[74]（P140-141）
可見,馬克思當年對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的分析,從不同的方面、通過不同的途徑對西方經濟周期理論產生了影響.
（三） 對報酬遞增理論所產生的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揚格1928年發表的《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壹文,是報酬遞增理論的重要文獻之壹.紐曼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介紹揚格時強調,“除去馬克思曾對這壹問題做過有意義的討論之外”,揚格“在這篇文章中討論的內容第壹次超越了亞當?斯密關於收益遞增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59]（P1015-1018）瓦西萊斯基在“規模報酬遞增”辭條中,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4節”、揚格的《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科斯的《企業的性質》和施蒂格勒的《市場容量限制勞動分工》並列,稱這些文獻利用斯密“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的觀點,“常常不自覺地提供了垂直壹體化和生產迂回理論的基礎”；並引用了《資本論》中的兩段話分別說明：（1）馬克思認為“垂直壹體化和生產迂回”是“同壹個問題的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會分工”,後者是“工廠中的分工”；（2）“馬克思也看出,垂直合並的程度越高,市場不完全的程度也越高”.他還認為,對於報酬遞增原理,馬歇爾是“在斯密、馬克思和穆勒以後的唯壹壹個提出新的壹般論點（不是應用）的人.[75]（P821-826）
可見,馬克思被認為是報酬遞增理論的重要先驅者之壹.賈根良在《報酬遞增經濟學：回顧與展望》壹文中對此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論證,並認為,“如果報酬遞增理論能從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營養,將會更具說服力”.[76]
以上分析說明,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和深遠的,正如林致遠所說：“在經濟學說史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以其獨樹壹幟的風格和極其深刻的內涵,長久地影響著壹代又壹代的學人.事實上,即使是活躍於當代經濟研究的諸多領域,如收入分配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公***選擇理論、產權經濟學、新經濟史等,也都難以繞開馬克思的身影.而作為馬克思經濟理論之重要組成部分的經濟周期學說,更以其宏大的架構和清晰的論證在經濟學的殿堂中永久地占有壹席之地.”[77]
（四）馬克思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重要影響的原因
前面的分析雖然也涉及到馬克思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影響的某些具體原因,但還不足以回答這樣壹個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預言並充分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馬克思,為什麽會對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呢?
首先,從邏輯上講,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其原因就在於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必然存在著某種***性,否則影響就無從說起.盡管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實際上都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及其運行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78]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就像關註斯密和凱恩斯壹樣,關註馬克思在“看待資本主義時都看到了什麽”.[1]（P21）這就是馬克思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其次,雖然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並向社會主義或***產主義過渡的歷史必然性,但他研究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問題,只是他研究的目的和角度與西方經濟學不同而已.正如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說：“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壹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並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79]（P529）顯然,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就包括市場經濟如何運行的內容.這是馬克思能夠在改進研究方法和具體理論創新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的重要原因之壹.
再次,雖然西方經濟學者不可能接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最終結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所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很多西方經濟學者都對馬克思經濟史觀的具體運用產生了興趣,並對新古典經濟學以制度為不必要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經濟人假定僅限於經濟領域等傳統提出質疑和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的包括新經濟史學在內的新制度經濟學、公***選擇理論以及法經濟學等,都在壹定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經濟史觀的影響,並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逐漸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受.這也是馬克思能夠在拓寬經濟學研究領域以及改進研究方法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產生影響的壹個重要原因.
最後,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產生、發展和消亡這樣壹個超長期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而不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如何發揮作用.[80]這就是說,雖然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者所研究的都是資本主義經濟,但馬克思比西方經濟學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因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解更加深刻,其影響也就更加深遠.這就是馬克思至今仍然能夠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根本原因.所以,此次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歐洲再次成為暢銷書；[81]英國路透社稱 “馬克思對金融危機的預測太準了”；[82]就連英國聖公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也表示,“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觀察到了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如何變成壹種神話.在這壹點上他是正確的”.[83]這就是馬克思至今仍然能夠對西方經濟學以至西方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評出的“千年偉人”中,既沒有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斯密和曾“挽救了資本主義”的凱恩斯,也沒有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泰鬥”薩繆爾森或弗裏德曼等人,卻有預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