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確認識貧富差距的概念。貧富差距是指由於各個社會成員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占有社會財富的差距。它表現為壹定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貧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兩部分。[1]前者主要屬於經濟問題；後者用個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等來表示，通過壹定時期各種社會關系諸如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狀況等的綜合反映，主要屬於社會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分析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壹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於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壹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壹）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最近，中國社科院在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其中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全方位擴大。在過去的十幾年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於城鎮居民，二者之間絕對額的差距逐年擴大。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壹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2]
（二）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由於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夠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於國家政策的相關保護，從而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的特權及國家政府的特殊保護，與其他行業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最近，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作出的壹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於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壹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卻低於2萬元。[3]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 到2005 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擴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 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從這壹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三、解決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思考與對策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就會引發壹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應采取相關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壹）逐步實現城鄉壹體化，促進就業機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 引導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4]為此，應大力實行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壹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人口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 。同時，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保險業等與農村工業發展有較大關聯的第三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
（二）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 要進壹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要通過立法來限制、減少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打擊不正當競爭。另外，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明顯高於其他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業、困難行業的發展， 保障其職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於適當的範圍之內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胡錦濤同誌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要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通過增加公***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四） 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 保持社會穩定。[5]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 進壹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註重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創造條件。
（五）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壹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於創新並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願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於熱心於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