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90年代末以來，由於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放緩，經濟結構的調整逐步加快，國企改革開始進入攻堅階段，因而導致下崗人員增多，就業壓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為大家關註的熱點問題和敏感話題。作者認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個人素質的差異；市場競爭產生的影響；新型行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具有壹定的合理性；發展基礎和自然稟賦的差距。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或說引起社會大眾不滿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其中有各種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比較突出的壟斷問題；政策因素的影響；再分配能力不足等因素。
90年代末以來，由於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放緩，經濟結構的調整逐步加快，國企改革開始進入攻堅階段，因而導致下崗人員增多，就業壓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為大家關註的熱點問題和敏感話題。那麽，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影響如何？我們應采取怎樣的對策？這些問題不僅成了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焦點，而且也引起了經濟界的深層次對話。
壹、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現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體制和收入分配的規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1978年的18.3倍，剔除價格因素，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3.84倍；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253元，是1978年的16.9倍，剔除價格因素，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1978年的4.83倍。與此同時，居民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比較迅速，全面擴大已經為社會各界所承認。其具體表現和特點為：
1、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尚在合理範圍內。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部門依據城鎮居民經常性調查年度資料計算，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1978年為0.16，1999年則上升為0.295，上升了13.5個百分點。從其發展階段看，1978至1984年收入差距很小，基尼系數幾乎沒有發生變化；1985至1994年城鎮居民收入高速增長，收入差距也迅速擴大，基尼系數1994年達到0.3；1995至2000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基尼系數出現徘徊狀態，變化不大。就此統計數據而言，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總體水平低於美國，與國際比較屬中等水平。但這與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較大差別，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瞞報的情況。比如1999年三季度國家統計局聯合有關部門對15萬戶城鎮居民基本情況的調查顯示，用1999年8月份戶人均計算的基尼系數達0.354，明顯高於0.295。另外，由於受持續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響，居民家庭之間的財富占有情況更為明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壹份調查報告提供的數據，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擁有金融資產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擁有的金融資產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資產量的55.4%，而最低20%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5%。還有壹些調查報告顯示了更大的差距。因此，盡管從目前統計數據可以得出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尚在合理範圍內的基本結論，但我們也應註意到實際的基尼系數是高於這個數的，有必要引起重視。
2、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比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沒有城鎮快。根據有關人員的計算，農村居民基尼系數1978年為0.21，1998年達到0.34，提高了13個百分點，絕對水平高於城鎮，增速慢於城鎮。
3、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更為明顯。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1978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3，1988年為0.382，1995年則達到0.445，已超過國際上認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據1994年有關部門計算的城鄉合計五等分組資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而最貧窮的20%家庭僅占全部收入的4.27%，已經接近或相當於美國的水平。且不論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鄉收入比為2.79:1,這壹水平僅次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即1994年的2.86:1。由於農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當壹部分是要作為下壹年的生產性投入,因此，實際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為突出。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目前的城鄉收入比已經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城鄉差距水平。可以說，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4、地區差距十分明顯。目前無論是城鎮居民內部，還是農村居民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顯的。從城鎮內部的情況看，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浙江等沿海省區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2.52倍。從農村內部的情況看，由於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較低，各地發展差異更大，其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轄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為3948元，分別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區的4.13和3.02倍。如果細劃區域的話，那麽這種差距將表現得更為明顯。根據我們初步掌握的世界各國的數據判斷，我國的地區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壹。
5、行業之間差距進壹步擴大。1990年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收入行業的收入比為1.3：1，1999年上升為2.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個行業是：采掘業、科研技術和地質水利，收入最低的三個行業是：制造業、農林牧漁和商業餐飲；1999年收入最高的三個行業變為：房地產、金融保險和科研技術，收入最低的三個行業變為：商業餐飲、社會服務和采掘業。而且這種差距與從業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沒有關聯，完全是行業性質所決定的。
6、工資外收入成為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據有關部門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的工資性收入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占總收入的45%左右，對總差距的貢獻率為40%左右，除5%的高收入組外，其他收入組占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均高於或相當於其在總收入中的比重，說明工資性收入壹直發揮著使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我們註意到，工資外收入已經占到總收入的55%左右，對總差距的貢獻率達到近60%左右，超過了工資性收入的貢獻，說明工資外收入不均等是形成總體差距的主要因素。當然，工資外收入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高收入組，所占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組別。
此外，居民收入差距還體現在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企業類型及所有制區別等等。
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形成的原因
對於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我們認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從合理因素方面講，主要有：
1.個人素質的差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能力的大小是與收入成正比的關系，能力越強，收入越高，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其創新進取的積極性。目前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後期，高收入者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具有合理知識結構、良好的敬業精神、發現機會的能力和把握機會的勇氣、良好的人際關系處理能力等優秀品質的高素質的人。應該說，以此而起的個人收入差距形成是合理的。
2.市場競爭產生的影響。經過20余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基本確定，市場已經成為配置資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領域，市場機制已基本取代了傳統的計劃方式，並基本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各種生產要素***同參與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體系。因此，在市場競爭過程中，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經濟組織因競爭能力的差異、勞動貢獻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擴大是必然的。由競爭形成收入差距特別是初次分配領域的差距是經濟市場化的必然結果。
3.新型行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具有壹定的合理性。我們註意到，近年來由於傳統行業的競爭能力下降，加之市場空間狹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而那些新型行業如IT業等發展很快，職工收入水平也比較高。其實這也是市場競爭、獲利能力大小差別所致，是壹個世界性的趨勢，具有壹定的合理性。
4.發展基礎和自然稟賦的差距。在不同地區之間，無論是不同地區城市還是不同地區農村，在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經濟基礎以及各種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都極為突出，這些差異很大的起點對競爭結果的影響顯而易見。無論是經濟發展差距還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實上從壹開始就被大致確定了。而且，不同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基礎條件及收入差距通常還會形成很強的“馬太效應”，越是發達的地方，其聚集資源的能力越強，發展潛力越大，居民收入也就越高，基礎條件差的地方則相反。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特殊因素，差距的逐步擴大不可避免。應該說，因發展基礎、自然稟賦等差距導致的競爭起點差異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會普遍存在，對於我國這樣壹個不平衡的大國來說更是如此，這其中有其壹定的內在規律。
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或說引起社會大眾不滿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具體講有：
1.各種非法收入大量存在。90年代以來，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程度和範圍都在迅速擴展。從主要環節看，由資金、物資的分配延伸到土地批租轉讓、工程建設的發包承包、產品的購銷與集體的消費（回扣）等環節，現在正向國有企業產權變動擴展。從產生權錢交易的部門看，由經濟管理部門擴展到工商、稅務、海關、公安等執法部門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服務部門，甚至開始向組織宣傳等政治領域滲透。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加劇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據有關部門估計，當前我國千萬、億萬富翁不乏其入。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目前全國各地偷稅、漏稅問題十分嚴重。有關專家指出，我國各類經濟組織和個人對國家稅收的非法截流比例分別是：國有經濟為40%，鄉鎮經濟50%，個體經濟為70-80%，從而導致我國稅款流失總額每年至少在1000億元以上，其中從個體戶那裏流失約300億元左右。由此種種非法收入造就了壹批高收入階層，從而加大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目前，社會反映最為強烈可能也是對收入不平等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利用職權牟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近幾年查處的壹批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員動輒數百萬、數千萬的巨額非法所得就充分說明了這壹問題，雖然目前無法準確估計腐敗等不法因素在加劇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考慮到公眾的普遍不滿並綜合媒體等反映的大量情況，可以肯定，有關問題已比較嚴重。目前很多有關分配狀況的統計結果與公眾感覺不壹致，甚至難以解釋現實生活中巨大的消費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正在於此。
2.壟斷問題比較突出。壟斷，壹直是我國經濟市場化過程中的壹個頑癥，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壹些部門或行業甚至壹些個體社會成員，或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市場進入限制，排斥甚至打擊其他競爭者，進行壟斷經營；或控制、操縱市場價格以獲得超額利潤；或利用信息不對稱即信息壟斷進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實施投機。這種壟斷與傳統國家壟斷體制具有根本不同的是，壟斷利益不可能向國家集中，而是絕大部分都轉化為行業、部門自身的小群體利益，並突出地表現為這些行業或部門從業人員與其他群體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換句話說，利用壟斷等不公平競爭，某些群體可以以很少的投入獲得非常高的收益。在目前行業收入差距、部門與單位收入差距中，壟斷等不平等競爭的作用相當突出。
3.政策因素的影響。從地區收入差距看，盡管地區之間的差距與自然環境、地理區位以及與過去在基礎設施、重點項目等領域的投資體制有關。同時，也與改革開放的推進順序、發展過程中的差別政策有關，也就是說，改革以來的壹些政策加劇了地區差異的擴大。從居民個人情況看，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支持下，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提高，但當時的高收入者既非政府官員，也非企業管理者，更不是專業技術人員，而是從事簡單商品貿易的待業和無業人員。這當然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我國的發展階段有著密切的關系，但不能不說也與當時的政策體制有關。
4.再分配能力不足。運用轉移支付等手段實施再分配，是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責任。但從現實的情況看，各種再分配手段並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功效，未能對由市場競爭以及非市場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調節，在壹些領域甚至進壹步加劇了收入差距。具體講有：(1)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不力，稅收特別是個人收入所得稅的力度發揮得不夠理想：壹是個人所得稅收入情況不理想，二是在壹些領域，低收入群體的實際稅賦負擔高於高收入群體，比較典型的就是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差異。(2)對低收入階層的保護不夠有力。(3)某些形成的轉移支付制度存在著向高收入群體傾斜的現象，這其中突出地表現在醫療、住房等福利體制方面，比如諸多福利基本上只是提供給城市居民，而收入總體低下的農村居民卻無法享受。
三、收入差距較大所產生的影響
不可否認，存在壹定的收入差距有利於激發居民奮發向上、積極奮鬥的精神，對於國民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這從以前我國的大鍋飯制度和打破大鍋飯之後的對比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但是，過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存在的分配不公問題也會引發壹系列的問題。
1.影響國內需求的有效增長。如果收入差距過大，以至於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而且這種差距的出現又主要是由於不公環境或非法手段而引起的，就會壓抑廣大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給國民經濟發展造成損害。因為，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又對生產起反作用。如果分配合理，隨著人們收入增加，會提高消費能力，拉動市場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反之，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大量的錢集中在少數富人手裏，大多數工薪階層的購買力得不到相應提高，形成“有錢的不買東西，想買東西的沒有錢”的現象，社會整體消費水平必然下降，同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和支柱產業的發展也會受到壹定的抑制，進而使投資需求下降，對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產生不良影響。近幾年，我國采取了壹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壹定的成效，但並沒有大家所期望的那樣好，除了國際環境和發展階段發生了壹定的變化的原因外，另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特別是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緩慢，甚至壹些地方出現下降，影響了其消費需求的增長，對未來預期產生了不良影響，使得擴大內需政策不能取得理想效果。
2.對社會安定和社會風氣產生不良影響。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社會政治生活也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影響社會的健康風氣和社會安定。隨著廣大人民群眾社會福利的減少，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心態將會發生壹定的變化，壹些人甚至會鋌而走險，走上犯罪的道路，從而危及社會安定，給社會的穩定造成壹定影響。特別是由於收入分配不公現象的大量湧現，使群眾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影響其對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參與程度，甚至對政府的信任度也會出現下降，使政策措施的實施在實際工作中打折扣。而且，這種不穩定的情緒極具傳染性，將使整個社會的穩定和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產生極大的不良影響。
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絕不能小視，它不僅是收入分配領域中的問題，同時也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大問題。
四、對收入差距問題的認識與思考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確已比較突出，這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同時過大的收入差距對經濟發展也會產生不良的影響，那麽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1. 追求效率、兼顧公平仍應是未來壹段時期內收入分配政策的基調。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庫茲涅茨通過對多個國家的收入分配進行統計分析，提出了“倒U字型”假說，即壹個國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隨著早期經濟發展而惡化，達到最高之後，又隨著後期經濟發展而改善，同時得出結論，人均國民收入在300--500美元之間，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達到最高。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800美元，超過了“倒U字型”的頂點區，由此壹部分專家認為收入分配政策應做出比較大的調整，要更加強調公平問題。不過筆者認為，庫茲涅茨的經驗性結論未必適合我國的情況，特別是由於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彼300--500美元與現在的300--500美元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同時，我國是壹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壹個發展中大國，發展是硬道理，是永恒的主題。而且，隨著市場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規模上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有利於資源優化配置和經濟效率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首先應予以肯定，同時在政策上也要予以更多的環境支持。特別是在初次分配中，應將效率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
2.創造收入分配的公平環境，追求起點公平，而非終點公平。所謂起點的公平，就是指人們站在同壹條起跑線上，通過自身的競爭來獲取不同的結果，而終點的公平，則是指社會成員的最終收益是壹樣的，而不區別其在競爭的過程中的努力情況。我國自古以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缺乏對私有財產應有的認可和尊重，其本質是壹種追求“終點公平”的思想，這樣的話，在目前階段將影響社會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會培養出壹批懶漢階層。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應從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經濟蛋糕，進而提高窮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從存量的角度去剝奪富人。創造壹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居民個人憑借其個人能力獲取合理的收入回報，這應是目前收入分配的大方向。
3. 對於按“資”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問題，應當置於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予以審視。資本是社會生產的物質基礎，是人類社會的物化勞動，作為生產過程中活勞動的物質承擔者和活勞動發生作用的物質條件，是社會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創造和增值價值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條件，這是社會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社會財富積累和集中的客觀必然。按“資”分配通過利益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起社會有關生產要素轉化為社會生產資本，使市場經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不斷發展。因而，按“資”分配是在社會生產力有了發展但又不充分的歷史階段社會積累和財富增長的強制形式和有效手段。按“資”分配是對生產資料和貨幣所有權的承認和報償。正因為如此，資本利益和勞動利益壹樣不可忽視，同樣是社會財富總量構成要素。不容忍按“資”分配中存在壹定的收入差距，無疑使資本利益受到侵害，資本收益率下降，投資欲望減弱，資本運動速度減緩，生產規模縮小，經濟發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資”分配中無法避免，我們對按“資”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問題就不應當簡單地訴諸道德、正義和感情而不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更不能采取超經濟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這樣，生產力才能發展，社會才能進步。
4.打破壟斷，創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環境。目前，壟斷的大量存在和制度的障礙已成為收入分配中的壹個突出問題。從我國壟斷性行業的經營情況看，壟斷性過高，其背後存在著較多的非自然的制度性因素，行業部門的利益割據比較頑固，對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阻礙作用，也助長了腐敗之風，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不滿，也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因此，打破壟斷，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壹條途徑。另外，城鄉收入差距的突顯，除了其它因素外，城鄉壁壘的制度性障礙也是壹個重要因素，因此，為了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打破城鄉壁壘，讓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充分自由流動是十分必要的。
5. 規範收入分配秩序，使居民收入更加透明化。目前，我國個人收入的來源過於繁雜，細分有十幾種甚至幾十種之多，包括貨幣收入與實物收入，單位內收入與單位外收入，工資獎金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等等。由於收入形式繁雜混亂，個人收入的透明度不高，無法真實地反映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的真實情況。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亂，壹方面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壹方面也使對收入分配調控的難度加大，因此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加強居民收入的透明度，壹方面可避免稅源的流失，壹方面也可壹定程度上防止腐敗等不正當行為，縮小收入差距。
6. 加大再收入分配力度。如果說初次分配是以效率為先，那麽再次分配則應以公平為主，發揮國家在這方面的功能，對低收入階層給予充分的考慮和照顧，這樣，可以在壹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進壹步拉大。
7. 加大中西部地區發展力度。盡量糾正以前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采取的地區差別發展政策，從政策環境上給予公平對待，在再分配方面給予照顧，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以縮小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