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於亡國之痛，黃宗羲、顧炎武開考證風氣之先，引導學人鉆研古代文獻，發揮政治見地。而經過大風大雨，乾坤既定，在清初幾個皇帝的有效統治下，國勢日益強盛，當局在對知識界嚴加控制的同時，也認為有必要把他們的才華釋放出來，並借題發揮達到壹些未可告人的目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設置四庫館，網羅天下學人進行官修《四庫全書》的浩瀚工程，歷任館職者360人，耗時15年，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這個鴻篇巨制又啟動了壹個學派(“乾嘉學派”)、壹代學風(“無征不信”)。
乾嘉派的重量級人物戴震闡述考證要旨：“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壹惑，以滋識者之辯之也。”“十分之見”關鍵在壹個征“(證)”字。戴震為收入《四庫》的《幾何原本》(利馬竇授、徐光啟譯)作提要，稱該書“有界說(即定義)，有公論(公理)，有設題(推理)。界說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說之；公論者，舉其不可疑之理；設題則據所欲言之理，次第設之。……每題有法、有解、有論、有系。法言題用；解述題意；論則發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焉。”他自己的著作《孟子字義疏證》就遵循了這種格式。
在歐洲，長期處於專制國王統治和天主教保守勢力控制下的法國，此時正湧動著壹股被稱為“啟蒙”(des Lumieres)的思潮，啟蒙思想家“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麽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壹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壹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恩格斯語)洋洋灑灑的《百科全書》(L’Encyclopedie，1751—1780)就是這個思想運動的壹個豐碩成果。參與《百科全書》的撰寫者會聚了壹時之選，所以有“百科全書派”壹說。但如果說，《百科全書》煥發的是脫胎換骨的新追求，那麽，印襯著嚴厲官方背景的《四庫全書》卻凝聚了厚重的復古色彩(且不論還有趁機進行文化清算的“格式化”意圖)。
明清之際的亂象並不能掩蓋科學史上的輝煌。李時珍《本草綱目》，程大位《算法統宗》，朱載堉《樂律全書》，徐光啟《農政全書》，徐弘祖《遊記》，宋應星《天工開物》，方以智《物理小識》等等都有總結性的“大全”面貌，代表了傳統科學的極致。從個案上看，它們的確構成了壹個又壹個高峰，但就整體而言，卻並沒有形成真正的規模效益。李之藻註意到，西人“通國之後，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壹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李之藻：《請譯西洋歷法等書疏》)類似地，錢大昕也認為：“歐羅巴之巧，非能勝於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祖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學輒為小技。……中法之絀於歐羅巴也，由於儒者不知數也。”(錢大昕：《續疇人傳》卷五十)其實，真實的原因又豈止“歷算”、“數術”哉！
正如梁啟超所言：“凡壹學術之發達，必須為公開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須其研究資料比較的豐富。我國人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之舊觀念，因襲已久，本不易驟然解放，其對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為諱也。科學上之發明，亦何代無之？然皆帶秘密的性質，故終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絕，即如醫學上證治與藥劑，其因秘而失傳者，蓋不少矣。凡發明之業，往往出於偶然。發明者或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發明之結果公之於世，多數人用各種方法向各種方面研究之，然後偶然之事實，變為必然之法則。此其事非賴有種種公開研究機關——若學校若學會若報館者，則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業也。夫在清代則安能如是，此又科學不能發生之壹原因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三十二》)只有如天文歷算者因“經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資格連帶發達”(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九》)，其它領域少人關註，(科學)***同體的整體效益就更談不上了。
近代以前，發明主要源自工匠的經驗，許多發現也是由天生敏銳的頭腦偶爾作出的，它們之間未必有什麽必然的聯系。中國人口眾多，經驗豐富和頭腦敏銳的人當然也比較多，這就保證了中國在古代技術領域的規模優勢，但近代以來，發現(科學)發明(技術)的關系日益密切，主要是通過假說和可控實驗來獲得知識，歐洲人還以專利法、知識產權來配合知識的社會應用和效益保護。如果仍然用經驗總結為主，缺乏“為學問而學問”的專業人士和鼓勵創新的體制闕如，就必然與專業化、體制化的西方科學拉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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