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而起家的，認識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決定壹個國君的命運。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從貞觀初年就開始註意處理好與老百姓的關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話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論教戒太子諸王》)“國以民為本”，民心向背乃是國家存亡的關鍵。為了做到“安人寧國”，必須刪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諸黎庶”，使其“各有生業”。李世民實行了“省徭賦”，“務積於人”的政策，盡量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負擔，讓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說：“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貞觀政要?政體》)只有“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才能安樂，國家才有安寧的基礎。他從歷史的教訓中認識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為此，他於貞觀之初，采取壹系列厲行節約、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諸方進貢珍貴異品，限制營造宮室，破除厚葬的陳規舊俗，規定葬制壹律從簡，如有違反，依法問罪。在他的影響下，當時有許多重臣，壹般也都崇尚儉約的生活和簡肅的作風。與此同時，李世民也比較體察民間疾苦，並采取壹些相應的“恤民”措施。所有這些都是服務於他“安人寧國”這壹治國的總的指導思想。
第二、“為官擇人”，“唯才是與”。
李世民的所作所為，在這方面比歷代帝王有著較突出和罕見的才華和創舉。他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他確實能夠“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誌業則鹹盡其才。”(《舊唐書?太宗紀》)早在統壹戰爭時，他就重視人才的搜羅，每擊敗壹個武裝集團之後，房玄齡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舊唐書?房玄齡傳》)武德四年(公元621)，尚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資治通鑒》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貞觀時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隨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也有他的政敵李建成的舊部魏征、王 、韋挺等；既有原屬各個武裝集團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張玄素等，也有農民出身的將領李 、秦叔寶、程知節等；既有出身貴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遲敬德、張亮、馬周、劉洎等；此外，還有出身少數民族的契 何力、阿史那社爾等。李世民對他們不講門戶，不分親疏，不避仇嫌，不論前後，任人唯賢，只要確有才能，忠誠於唐，都能委以重任。為了選拔人才，他還建立了壹套比較完整的制度，如通過科舉制度把選拔人才的權力集中到中央，以網羅人才，擴大統治基礎。據史料記載，李世民“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進而出，喜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故有詩雲：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摭言?述進士上》)李世民還比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長處和弱點，能夠揚長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盡其才。如對房玄齡、杜如晦的任用就說明這點。他“每與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資治通鑒》卷193，貞觀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倆為尚書仆射(即丞相)，***掌朝政，發揮個人的長處，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辦得更好壹點。李世民還非常重視官吏的任用，特別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經常註意的。他曾說：“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新唐書?循吏傳》)李世民還規定，凡是縣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舉，而各州刺史則由皇帝親自選拔任命。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認識到：“古人雲，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壹事，則為天下所觀；出壹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貞觀政要?擇官》)
第三、“開直言之路”，兼聽納諫.
李世民深知，治國單靠壹個人是不行的，沒有忠臣賢吏輔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國寧。因此，他重視“納諫”、“納賢”是歷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贊同魏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意見，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貞觀政要?求諫》)的道理。他說：“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人君必須忠臣輔弼，乃得身安國寧。”(《貞觀政要?求諫》)所以李世民以隋煬帝拒諫為戒，特別強調要求臣僚進諫。他曾多次說過：“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貞觀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於朕。……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即義均壹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各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貞觀政要?政體》)李世民在貞觀前期基本上能夠言行壹致。在他的倡導下，貞觀前期進諫和納諫蔚然成風。如魏征諫止封禪，張玄素諫止修洛陽宮，戴胄諫設義倉，李百藥等諫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納。在納賢和納諫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關系堪稱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議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召見魏征，責問他：“汝何為離間我兄弟？”魏征面無懼色，舉止自若，回答說：“先太子早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並未發怒治罪，卻“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資治通鑒》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評價魏征及他同魏征的關系說：“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征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壹次魏征對李世民說：“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綴耳。”又有壹次，李世民“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征來，匿懷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資治通鑒》卷193，貞觀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時候，壹次罷朝回宮，怒氣沖沖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後問要殺誰？李世民說，殺魏征！因為他“每廷辱我”。長孫皇後退回後宮，穿上禮服再來見李世民。他驚問其故，長孫皇後說：“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這壹番恭維話，使李世民轉怒為喜。(《資治通鑒》卷194，貞觀六年三月)總之，李世民“自比於金”，而以魏征“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僅貞觀初年，魏征即諫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納。所以，李世民說：“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儻，安國利人，成為今日之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征而已。”當魏征死後，李世民“親臨慟哭”，並對侍臣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壹鏡矣！”(《貞觀政要?納賢》)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實行。
李世民從安人寧國的需要出發，在立法方面確定了力求寬簡的原則。他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壹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貞觀政要?赦令》)立法不僅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而輕，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貞觀政要?刑法》)他特別強調法律壹旦制定之後，要力求穩定，不可“數變”，“不可輕出詔令”。“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對待立法或修改法律，應持慎重態度，不能朝令夕改，輕易變更法度。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李世民即位後，就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了《武德律》，並於貞觀十壹年頒布了《貞觀律》，同時還編制和刪定大量令、格、式作為律的補充。***“立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壹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資治通鑒?唐紀十》)尤其對死刑壹再從輕。開初曾“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後來又把斷趾法改為流刑，並刪去“兄弟連坐懼死”之法。這樣壹來，比以前的死刑規定，幾乎減少壹半。總之，從立法的基本傾向看，是務求寬平，並在壹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過於苛刻的弊病，這對於減輕勞動人民遭受司法鎮壓的痛苦，畢竟有壹定的積極作用，對後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響。“貞觀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較好貫徹執行的時代。這個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殺”的法制思想分不開。他說：“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禦人者，雖救弊於壹時，敗亡亦促”，“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自然安靜”。(《貞觀政要?仁義》)單靠嚴刑峻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興仁義之政，力求恤刑慎殺，才能使老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盜賊日漸減少。對於執法官吏來說，重要的問題在於嚴格依法辦事。能否依照律令斷案，決不是件小事，它關系到國家存亡的問題。李世民對侍臣們說：“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小事，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資治通鑒?唐紀十》)他鼓勵臣下對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於直諫，不應等閑視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據律斷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濫”。所以，李世民比較能夠尊重法律的嚴肅性和相對獨立性，即使有損於自己的權威也在所不惜。如有壹次“大開選舉”，他下令“詐偽階資”者自首，否則處死。後查出詐偽者，大理少卿戴胄“據法斷流”。李世民認為，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說：“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壹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聽後收回成命，並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有何憂也？”(《貞觀政要?公平》)
第五、恢復和發展經濟。
李世民認識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務農》)所以，他從“國以民為本”的思想出發，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時，采取了“以農為本”、“不奪農時”、“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李世民為了“不奪農時”，在賦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調制，盡量減少徭役的征發；為了鼓勵墾荒，規定歸來的流亡農民可以減免賦役，設置義倉，對有困難的給予壹定的糧食救濟；為了促進人口的增殖和勞動力的增加，規定青年男女需適時婚配，鼓勵寡婦再嫁，釋放宮女自由成家，用“禦府金寶”贖回農民因災荒賣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奪去的人口；為了發展生產，修復和新建了壹些水利工程。所有這些，都對當時社會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此外，在軍事、外交、民族關系，特別是文化建設方面都有很多建樹，唐朝為當時世界上眾目所矚、人心所向的強大帝國。當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評價李世民，只是記述“貞觀之治”可資後世借鑒者。